第9章 反对党前座议员

入职反对党

年初困扰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健康问题，还有对丈夫的担忧很快就烟消云散。她的肺炎痊愈了，而丹尼斯也解决了自己的危机，婚姻和家庭财政都重获了生机。不久，玛格丽特成为反对党前座议员，她不断奋斗，出任过的职位多得出奇。

议会里有句老话：“反对党总有很多机会。”玛格丽特·撒切尔凭着自己的兴趣加上一些运气，抓住了自己的机会。从1964到1970这6年间，保守党一直在野，但是玛格丽特却被任命为反对党前座议员，先后在6个部门担任不同职务：养老金事务发言人、土地与住房事务发言人、财政事务发言人、燃料及动力事务发言人、交通运输事务发言人和影子内阁教育大臣。担任最后三个职位时，她得以进入影子内阁。1970年，玛格丽特被任命为新一届政府的教育大臣。她的表现非常不错。特德·希思给予了玛格丽特很大的帮助，尽管两人的关系并不是很融洽。

亚力克·道格拉斯-霍姆看上去就不像能长期担任反对党领袖的样子。在希思的支持者一番极不客气的活动后，他选择于1965年7月引退。对于自己这位领袖的离开，玛格丽特·撒切尔感到“吃惊和伤心”，并富有正义感地对那个“神秘的阴谋小集团”加以斥责，这个小集团显然根本没有在意过玛格丽特对亚力克的支持。[1]

无奈保守党新领袖的选举活动已在筹划之中。爱德华·希思和雷金纳德·莫德林是竞争保守党领袖的两位人选。玛格丽特·撒切尔一开始倾向于支持莫德林，但基思·约瑟夫劝说她改变了主意。其实玛格丽特跟两位候选人都不太熟。如果莫德林当时能及早找到玛格丽特的话，也很可能会得到她的投票，因为玛格丽特更喜欢莫德林的性格和他制定的政策。可惜莫德林过于自大，根本没有向自己的支持者拉票。

相反的，希思阵营在彼得·沃克的带领下显得秩序井然，他们制定了一整套方案，请那些关系相近、能够说服别人改变投票的同事找每位议员拉票。沃克获得了约瑟夫的支持，而约瑟夫反过来获得了撒切尔的支持。让玛格丽特改变主意的似乎不是基思·约瑟夫对莫德林缺点的剖析，而是他对希思个人能力的强调。“特德有一种拯救英国的热情”，这句话最后说服玛格丽特改变了主意。[2]她在做决定时，总是优先选择积极热情的工作态度而不是懒散冷漠的消极工作态度。

尽管玛格丽特对特德·希思从来没有好感，但还是站在了他这一边。最后，希思获得150票，战胜了只有133票的莫德林。另一名候选人伊诺克·鲍威尔被大家认为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只得了15票。

希思当上保守党领袖后，立刻对前座议员进行了重组调整。他把玛格丽特·撒切尔调任为住房和土地事务部影子政务次官，在老领导约翰·博伊德-卡彭特手下工作。她在这里可以肆无忌惮地攻击工党政府设立土地委员会的提议——土地委员会是个设立不当的机构，设立的初衷是为了控制房价上涨。玛格丽特在好几次发言和好几篇文章中都向有关土地委员会的立法以及倒霉的政务次官弗雷德·威利发起过无情攻击；不过土地委员会还没来得及建立，哈罗德·威尔逊就于1966年宣布提前进行大选。

这场大选对保守党来说没有任何悬念。玛格丽特·撒切尔和许多人一样，私底下都对保守党的竞选宣言“只行动，不空话”[3]深感不满，因为这句话显得死气沉沉，没有信服力。对保守党竞选宣言的评价同样适用于保守党新领袖特德·希思。他在大选中远远落后于哈罗德·威尔逊，而威尔逊却在处理罗得西亚危机中展现了其精湛的外交技巧；而且就电视演讲来说威尔逊也远比希思更善于表现自己。

我23岁那年，作为保守党梅里登的议员候选人第一次参加了1966年大选，梅里登是国内胜算比较小的选区之一。竞选活动中，我有幸第一次见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这次相见虽然短暂却非常有趣。

我们相见的背景情况是，虽然全国民意测验预测工党必然获胜，但一些选区的民意测验显示，由于特殊的“中西部因素”，伯明翰地区的大选情况可能有所逆转，保守党会在一些优势微弱的选区赢得席位。梅里登就是被预测可能会出现逆转的选区之一，而我将在那里奋力一战，以求击败工党364票的微弱优势。

“中西部因素”刚一成为大选的热点话题，保守党中央总部就立刻加派人员，集中火力重点对付梅里登。十天内，先后有九名前座议员发言人在中西部地区参加竞选巡游活动时来到我的选区。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中有三位分别是卸任、在任和未来的保守党领袖——亚力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特德·希思以及玛格丽特·撒切尔——那时大家都万万不会想到住房和土地事务部的反对党发言人竟会成为未来的首相。

保守党中央总部给玛格丽特安排了一个去梅里登跑龙套的活儿。我是在科尔斯希尔的一个购物中心见到她的，她身边的助手告诉我，玛格丽特只逗留15分钟。于是我们利用这15分钟的时间和行人打招呼，分发宣传单，还邀请这位影子政务次官拿着装电池的扩音器现场给大家说几句话。

我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第一印象还是不错的。她极力想对我这个政坛新手表现得和蔼可亲。她向我提到，1950年她在达特福德参加大选时，也是全国最年轻的保守党议员候选人。“你能迅速学到很多东西，对吧？”她说。我非常高兴她用这种方式把我和她归纳在一起。[4]考虑到玛格丽特行程匆忙，我觉得她根本不可能认识我。但她却让我大吃一惊。“我见过你，你在下院边座听过议会辩论”，她说。对此我解释说，听议会辩论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因为我同时也是塞尔温·劳埃德的兼职私人秘书。“做功课啊——很不错！”她评价说。[5]

可惜的是，梅里登的扩音器很不听使唤，总是发出非常刺耳的声音。我的选举代理人吉尔·罗杰斯显然很不喜欢玛格丽特的手不断颤抖甚至抽搐，更讨厌这位初来乍到的访客所表达的对选举毫无帮助的观点，“就是她的声音才让扩音器那么难听的”。我没有把这话告诉玛格丽特。诚然，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声音可能有些尖锐，但是扩音器糟糕的音效把她的声音弄得更难听了。不过玛格丽特没有被设备故障所干扰，她坚持了下来，大声控诉“这种社会主义式的强占土地行为会夺走我们基本的个人自由”。

玛格丽特的发言没有给路过的行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样她的一身打扮也没有给欢迎她的保守党女党员留下太多印象。她帽子的形状像个茶壶的保温套，顶上打了一个艳丽的蓝色蝴蝶结。“很有个性，但是不适合科尔斯希尔这样的地方”，市参议员玛乔丽·利奇夫人评价说。她是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梅里登妇女咨询委员会主席。[6]

大家还没来得及深入讨论时尚或政治，玛格丽特·撒切尔就宣布，“时间到了！我得起程去考文垂了！”[7]于是她匆匆忙忙离开购物中心，那快步流星的走路方式一定是在模仿当时正流行的发条娃娃。除了玛格丽特离开时，大家从后面看到她摇摇摆摆地迈步走，觉得有点好笑外，她的这次1966年梅里登之行并没有什么值得记忆之处。

从保守党的视角看来，更难以记忆的是那年大选的最后结果。在梅里登，甚至在全国各个选区，保守党都惨败，大约有4%—7%的选民改投工党。哈罗德·威尔逊重返唐宁街，工党表现出色，获得了97个席位的优势。全国一片惨败的形势下，芬奇利却成了保守党罕有的例外。芬奇利的工党得到的票数不升反降，玛格丽特·撒切尔把自己的优势选票提高到9464张。她是全国范围内仅有的得票数比以前有所升高的三名保守党候选人之一。

大选过后，媒体一直猜测玛格丽特·撒切尔可能会被提拔进入影子内阁。但她不相信媒体的报道，因为她清楚自己的上司不太喜欢她。“我和特德相识”，她故弄玄虚地说，“但我俩从不会冒险成为好友。”[8]可是特德的确短暂考虑过擢升玛格丽特为他的前座议员里的“法定女议员”。同样的，他也很快否决了这个建议，建议是他的私人秘书吉姆·普赖尔提的。

普赖尔这样描述他在反对党领袖办公室提名撒切尔夫人后的情景，“特德沉默了许久，然后说‘是的，威利（即保守党首席党鞭怀特洛）也认为她是最合适的人选，但他说一旦我们把她召进来，就再也别想摆脱她了。所以我俩一致认为，还是默文·派克比较合适。’”[9]

被温和派的默文·派克取而代之，对玛格丽特·撒切尔来说只是暂时的失落。很快她就获得了两个补偿。丹尼斯给她买了一只漂亮的象征永恒的戒指[10]；影子内阁财政大臣伊恩·麦克劳德向希思提出要玛格丽特在自己的反对党财政部里担任重要职位。希思同意了这一提议，任命玛格丽特为反对党财政事务发言人。在这个候补职位上她大放异彩，远比进入影子内阁要好得多。

伊恩·麦克劳德的发言人

因为运气好，再加上自身格外勤勉，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伊恩·麦克劳德的反对党财政部任职18个月中，事业不断进步。

玛格丽特的好运得益于工党政府宣布开征“选择雇佣税”（SET）的提议。“选择雇佣税”是詹姆斯·卡拉汉在1966年预算案中提出的。这项税收政策可能是英国战后历届政府提出的最不明智、最复杂、最不成功的税收新政。而花费大量精力、做好充分准备来反对“选择雇佣税”的艰巨任务就落在了财政事务发言人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肩上。

这项匆忙间提出的“选择雇佣税”，其目的在于既提高实际税收又确保表面上看来不违背工党在选举中做出的“不大幅度增加税收”的诺言。这项税收政策旨在向制造业业主每周征收每位男性员工25先令（相当于1.25英镑）的税收，将税务负担从服务业转移到制造业，制造业业主可以于6个月后申请退回“选择雇佣税”税款，最高可获得每位员工7先令6便士（相当于0.37英镑）的补贴。而服务业却什么补贴也得不到。因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划分本身就有不同标准，而且制造业内有大批的女性员工和兼职人员，所以这项税收政策看上去非常怪异。但是对反对党财政事务发言人玛格丽特来说，却是一次绝妙时机。

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66年5月5日在第三次财政预算案辩论中第一次以反对党财政事务发言人的身份发言，展现了她犀利的风格。她把“选择雇佣税”的提议人以及不得不帮这些提议人一起辩护的倒霉的财政部首席大臣杰克·戴蒙德变成了彻底的笑料。玛格丽特把这项愚蠢可笑的税收政策比作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滑稽喜剧，还对财政部大臣每周按每位制造业员工收取25先令的税收、再于6个月后返还32先令6便士的想法狠狠奚落了一番。她质问道，为什么不直接发7先令6便士给这些员工就算了呢。

这简直荒谬透顶……我真心认为在座各位尊敬的先生需要给财政部招一名女性大臣……如果我的首席大臣跑来向我提交这么一份糟糕的提议，我一定会问他是不是生病了。[11]

杰克·戴蒙德对玛格丽特的发言加以反驳，但都被毫不留情地顶回去了，让他非常尴尬。玛格丽特斥责戴蒙德，说他没能考虑到这项税收政策对必须要出钱支付孩子费用的职业女性造成的影响。“这位尊敬的女士忽略了一点”，他抱怨说，“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税收政策仅限于雇主。”

“一点儿没错，”她反驳说，“我觉得这位尊敬的先生根本没有听我在说什么。我所说的是，已婚女性和寡妇就是雇主。”[12]

玛格丽特·撒切尔说完后坐下，会场立即爆发出保守党雷鸣般的掌声，就连她的对手都不由得对她表示钦佩。

玛格丽特的上司伊恩·麦克劳德也对她赞誉有加。辩论结束后他在吸烟室喝茶时，曾对安格斯·莫德透露，“听完玛格丽特今晚的发言，我再也不怀疑，总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位女首相”。[13]

几天后，麦克劳德对自己的这位发言人公开发表赞美之词。“我听过许多女政务次官以及前座或后座女议员做的辩论发言”，他在《每日邮报》的文章中写道，“但是唯独这次的辩论可以称作大获全胜。”[14]

伊恩·麦克劳德取代了原先约翰·博伊德-卡彭特的位子，成为指导玛格丽特·撒切尔进行议会辩论的新导师。就这样，玛格丽特经常和她的新上司一起坐在议会前座，参加议会辩论，一直忙到深夜。他俩的确是一对好搭档。玛格丽特精力充沛，做事细致，而麦克劳德这两方面都不擅长。但是在攻击辩论对手方面，麦克劳德却颇有大将风范，擅长厉声驳斥、猛烈抨击对手。显然，他这位女学生在任财政事务发言人的一年中，向自己的影子内阁大臣学到了不少辩论技巧。

同年10月，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布莱克浦举行的保守党年会上做了一个有关税收的辩论总结发言。这是六个月来玛格丽特第二次针对“选择雇佣税”发表严厉谴责，同时第二次大获全胜。

我在1966年3月的大选中当选为保守党议员候选人，那次年会我坐在会议大厅的中西部选区代表席，所以对玛格丽特那次发言的三件事记忆犹新。发言结束后，全体参会代表都站起身来大声喝彩——这在那个年代是相当罕见的。

我记得的第一件事是，玛格丽特非常大胆、剑走偏锋地取悦听众。她一开始发言便说，“选择雇佣税”绝对“不是迈向社会主义的一步，而是迈向共产主义的一步”，尽管台下一些人听了这话表示害怕，但保守党的忠实分子立刻鼓掌喝彩。[15]紧接着，发言立即转入了正题。

第二件事情是，我自己全神贯注地聆听了玛格丽特如何对“选择雇佣税”的固有缺陷和怪异之处加以详细解析，越听越有味道。总结陈词时，玛格丽特对卡拉汉的税收增长记录加以连珠炮似的猛烈抨击，最后还说：“卡拉汉这个家伙应该辞职！”[16]

这番话也许本身听来很普通，但在年会那样热烈的气氛中，无疑振奋了参会代表，他们纷纷起身鼓掌表示赞同。现在看来，这次演讲绝对是玛格丽特职业生涯早期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正是因为这番发言，保守党的忠实党员一致把玛格丽特看作党内的一名新秀。

第三件事是，我和其他的中西部选区议员候选人以及议员在发言结束后去酒吧喝酒时，聊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成功。大家对她最有趣的一句评价是，她显然从伊恩·麦克劳德那里学到并成功模仿了一些会议辩论发言的技巧。麦克劳德绝对是个辩论专家，擅长把诸如“我想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说”这样平铺直叙的话用他的音调变成感人的号召，达到一种响彻云霄的效果。我们这群选区代表里有人模仿麦克劳德强有力的男高音，说了一遍麦克劳德先前结束演讲所说的五字短句，并把麦克劳德的音调和玛格丽特·撒切尔说“卡拉汉这个家伙应该辞职”这句话时那种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的音调相比较。这一比较，我立刻想起了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演讲口才培训师盖特豪斯夫人曾经对玛格丽特·罗伯茨和下面几届学员上课时所讲的话，“演讲结束时，要用不超过五六个词语的简短句子铿锵有力地收尾！”[17]玛格丽特果然一直擅长学习。

麦克劳德在他的《每日邮报》专栏文章里，把撒切尔夫人这次年会上的发言同她在财政预算案辩论会上的发言做比较，称这两次发言是“卓越非凡的一对”。[18]这只是媒体对玛格丽特发言的诸多溢美之词中的一例而已。

《太阳报》把新闻标题拟为“一个厉害的金发女郎警告人们正在走向灭亡之路”，以此盛赞玛格丽特所发表的“鲜有耳闻、满腔热情、精彩绝伦的演讲”。[19]

媒体和出席保守党年会的党员都一致认为，玛格丽特·撒切尔正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女人。

加入影子内阁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年会以及议会的种种表现获得广泛称赞后，伊恩·麦克劳德就一直力劝特德·希思让玛格丽特进入影子内阁。特德·希思也的确照做了，只是真正让玛格丽特入阁是在一年以后，因为影子内阁仅剩的女性成员默文·派克因为健康原因退休了。这下，玛格丽特·撒切尔终于进入了保守党的最高层，可惜她的表现并没有获得别人的好评。

虽然玛格丽特任职影子内阁燃料及动力事务发言人后很快就熟悉了自己的工作职责，在下院会议上就阿伯凡矿难[20]的调查报告慷慨激昂、富有同情地发表演讲，可惜她与特德·希思的关系一直欠佳。

两人关系欠佳的一个原因，据《星期日快报》的“中立议员”专栏说，是因为玛格丽特“永远在辩论”。[21]经常参加影子内阁会议的影子内阁检察总长彼得·罗林森回忆说，好多人私下抱怨玛格丽特话太多。“大家都在说她……我想她实际上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么令人讨厌。”[22]

相反，影子内阁不少其他同事却对玛格丽特在参加内阁会议时的沉默寡言感到吃惊。“我可不认为她在特德的影子内阁里受到广泛关注”，卡林顿勋爵回忆说。“她一点儿也不受关注。”[23]

而在玛格丽特·撒切尔自己看来，希思影子内阁会议上的讨论“不是很活跃”。[24]她把这种不活跃的讨论归咎于一些资历较深的同事。其实，影子内阁的核心人物，特别是特德·希思、雷吉·莫德林、伊恩·麦克劳德和伊诺克·鲍威尔等人彼此间关系都不太好，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些影子内阁的核心人物对于工党政府的政策可以轻易地达成一致，但对影子内阁政府自己的政策却很难达成共识。

不过并没有明显证据显示，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保守党内部的这场理念之争中扮演过任何重要的角色；而这场争论让保守党内部分裂为希思和鲍威尔两派。伊诺克·鲍威尔认为——后来玛格丽特·撒切尔也逐渐持有相同的观点——必须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把通货膨胀控制在最低水平；汇率必须由市场因素来决定；国家的干预，不管是工资调整还是收入政策，都应该减少到最低。同时，对于欧共体侵害英国国家主权的行为，鲍威尔也公开表示过强烈谴责。

鲍威尔的这些观点恰恰令特德·希思大为不满。他惧怕鲍威尔的智慧，也不认同这位竞争对手的理念。希思认为，应该在他所谓的“国家至高利益”之间达成共识，这种至高利益包括大型的商业和贸易集团。希思支持政府干预，认为应通过提高国有化公司的效率，来促进企业的发展。希思根本无意于进行国家改革，更不必说实行国家改组或者引入自由市场竞争机制了。他政治理念的核心观点就是要确保英国顺利加入欧共体。

最终玛格丽特·撒切尔选择支持鲍威尔而不是希思。不过20世纪60年代她在影子内阁却一直没有正面表明过自己的政治观点。对自己的职务范围内的事，她处理得井井有条；但是她一直扮演着善言的辩手而不是有独立思想的政策建言者。在影子内阁任职的两年半时间里，她和其他同事一样，从来没有提交过任何有关国家政策的议案。

不过还是有一两条有趣的线索表明，玛格丽特对鲍威尔以及鲍威尔思想的认同要比她实际表现出来的要强烈得多。1968年4月20日，伊诺克·鲍威尔就移民问题做了一场颇有争论的演讲，发言中他引用了诗人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的一句拉丁文句子：“我有一种不祥之感。和那罗马人一样，我似乎看见台伯河里鲜血四溢。”演讲第二天，特德·希思打电话给玛格丽特和其他影子内阁成员说：“我已经决定了，伊诺克必须辞职。”所有影子内阁成员里，只有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人极力反对让鲍威尔立即辞职。她对希思说，她认为“目前最好还是让事情冷却下来比较好，以免危机恶化”。[25]

实际上，在英国涌入大批新英联邦移民这个问题上，玛格丽特对鲍威尔的激进观点是认同的。她认为，有人对鲍威尔的演讲断章取义，同时她也相信鲍威尔绝不是种族主义者。可惜希思没有心情听这些解释。“不，不。他必须辞职”，希思回答道。[26]

就这样，鲍威尔离开了影子内阁。但这并不意味他对保守党的政策制定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不再产生影响。

玛格丽特作为影子内阁燃料及动力事务发言人，一直努力寻求发电私有化的机制。1968年，在限制国有化公司权利的大环境下，这种提议仍然是激进之举。尽管玛格丽特亲自走访了很多发电站，也和许多商人有过商谈，这项发电私有化的调研最后还是“不了了之”。[27]

然而玛格丽特还是在对自由市场竞争机制优势的其他相关调研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她定期参加经济事务研究所的会议；研究所是一个提倡企业自由竞争的激进智库机构，由拉尔夫·哈里斯负责。玛格丽特之所以获准参加研究所，是因为所里的成员认为玛格丽特赞同研究所以及伊诺克·鲍威尔的一些观点。但玛格丽特作为政界的一个小人物，在希思一心想除去鲍威尔的时候，根本没能力帮鲍威尔说好话。即便如此，玛格丽特·撒切尔受邀在1968年保守党年会上做重要演讲时，还是隐晦地表达了她对鲍威尔提倡的货币主义的赞同。

玛格丽特选择的演讲题目是一个问句，“政治上出了什么问题？”。她的演讲集中讨论政府对私人事务干预得越来越多，尤其体现在工党政府实施的收入政策方面。演讲的后半部分，玛格丽特说：

我们现在过多地强调政府要控制收入，却忽视了政府最基本的职能：控制货币供应量……政府多年来开支一直超标，超标的这部分金额最后只能靠印钞票来弥补。[28]

玛格丽特虽然在演讲中悄悄地提到了鲍威尔关于控制货币供应量的理论，但那时几乎没人对此有所察觉。大家更多关注到的是玛格丽特在演讲中对共识政策的批评。她将共识政策斥责为“努力满足那些对一切都没有任何意见观点的人”。相反，她希望政府决策应奉行“一种哲学和政策，这种哲学和政策因为足够合理，所以能获得足够数量人民的赞同，从而保证在大多数人中达成共识”。[29]这番话中已经可以窥见撒切尔夫人未来坚持的“信仰政治”。这种“信仰政治”因为玛格丽特先后两次出国访问，而进一步得到深化。

亲美远苏

世界上第一个严肃预言，说玛格丽特·撒切尔有朝一日会成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的，是美国人。做出这样预言的美国人之一就是迪安·马欣，华盛顿特区政府事务研究所主任。马欣当时在负责一个“美国国务院国际交流访问”项目，项目旨在邀请外国有望担任未来国家领袖的精英以及其他正在平步青云的政坛新秀赴美访问。

由于美国驻伦敦大使馆政务首席秘书威廉·J. 加洛韦在报告中的力荐，玛格丽特·撒切尔得以受邀前往美国进行为期六周的参观访问。不过为她安排的行程计划档次远比其他受邀的英国议员的档次要高得多。“显然，美国大使馆那时可能已经猜到玛格丽特会成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迪安·马欣回忆说，“之所以给撒切尔夫人安排那么多高级会见，原因只有一个：她极有可能成为未来的首相。”[30]

美国大使馆在1966年就能有这样的预见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当时英国国内没有一个人预测到玛格丽特·撒切尔未来会成为首相。美国人这种前瞻性带来的结果是：玛格丽特第一次造访美国，参观了许多地方，并为这个国家深深倾倒。

1967年2月20日，玛格丽特抵达华盛顿，在接下来的五天时间内她参与了28次会面，会面的部门包括了联邦储备金监察小组、国务院、布鲁金斯学会、最高法院、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玛格丽特还在国会山与美国一些国会议员见面，这其中就包括了两位著名的参议员：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和约瑟夫·克拉克。之后，她去了纽约，会见了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即后来杰拉尔德·福特时期的副总统。

不过这次为期六周的旅行所涉及的远不止政治事务。玛格丽特还陆续参观了特拉华州的美国杜邦公司总部、位于休斯敦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战略空军司令部、芝加哥粮食交易市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洛杉矶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第一间彩色电视工作室，以及哈佛大学商学院。整个访问期间，玛格丽特既进行实地调研，一路遇到许多有趣的人；还观赏了不少美景。她最喜欢的城市是旧金山；“是所有城市里最美丽的”，[31]她在寄给姐姐穆里尔的明信片上写道。

所有这些在美国的经历都让玛格丽特对美国人的友好、好客以及美国企业的自由经营发展非常感兴趣。但是她当时的反应比较平淡，并没有特别强烈地表现。然而，长远看来，这次美国之行不仅促使玛格丽特下定决心致力于发展英美联盟，而且也让她深刻地感受到了美国经济管理的成功。返回英国威斯敏斯特宫不久，玛格丽特对美国的青睐很快就在她的议会发言和各种文件报告中表露了出来。她格外强调美国的自由市场和低税率的好处，并指出，美国高收入人群所交的税率最高仅有60%，而同样的情况在英国税率竟高达91.25%。

1968年，英国国际英语联合会组织安排玛格丽特第二次赴美访问，参观纽约和其他城市，让玛格丽特与美国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玛格丽特在议会曾做过一次题为“为未来做好准备：论英美关系”的发言。这次发言是她第一次尝试对发展英美“特殊友好关系”的种种好处做详细说明，当然后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她对发展英美关系就更加关注了。

1969年，玛格丽特也终于获得机会亲自体察社会主义的种种实际状况。当时玛格丽特任影子内阁交通运输事务发言人，应苏联政府邀请前往苏联参观那里的新莫斯科地铁等交通项目。玛格丽特出发前坚决要求不让苏联人负担差旅费用，以免造成错误印象，好像她有意占苏联便宜似的。到达苏联后，玛格丽特参观了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大学，还有列宁格勒[32]。她在苏联亲眼观察了普通民众的艰苦生活，也从苏联给自己指派的随身陪同那里亲身感受到，苏联在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玛格丽特偶尔也会找到机会发表一番激烈的言论，狠狠地批评苏联。有一次在一家美术馆外，随身陪同邀请玛格丽特欣赏一座刻画铁匠用铁锤铸剑的雕像。陪同自豪地说，“这就是共产主义”，玛格丽特·撒切尔反唇相讥：“其实不是。雕塑的故事来自《旧约》。‘他们将把利剑锤炼成犁头，把长矛锤炼成锄头。’”[33]你绝对可以相信这位卫理公会传道士的女儿有能力牢牢记住“以赛亚书”第42章第3行的句子！

无论美国国务院乐观的平等主义者是如何预测玛格丽特的未来的，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尚没有一位政治家胆敢根据玛格丽特当时事业发展的状况大胆预测，玛格丽特·撒切尔有朝一日终会成为人上人。就连玛格丽特自己也跟朋友说，她事业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财政大臣。[34]

20世纪60年代那会儿，女人当首相这种事简直无法想象。《星期日泰晤士报》在预测1967年竞选保守党未来领袖的各候选人胜算概率时，把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概率算为1000∶1。[35]在他们眼里玛格丽特根本连匹黑马都算不上。

准备进入政府

可是玛格丽特确实在影子内阁悄悄升迁。1960年，玛格丽特在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老朋友爱德华·博伊尔爵士退出政坛，去利兹大学任副校长。博伊尔离职后，教育部就多了一个空位。特德·希思最初想让基思·约瑟夫去教育部任职，但是莫德林在这次改组中拒绝合作，不同意接替基思·约瑟夫的职位，无奈之下，希思只好任命自己原来的备选人选玛格丽特·撒切尔为影子内阁教育大臣。

玛格丽特任职之初并不顺利。当时一直困扰保守党的教育问题是：到底是该发展综合学校还是发展选拔制招生或文法学校？玛格丽特·撒切尔受过文法学校的教育，所以她自然非常支持选拔考试制度和传统的教育方式。但是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地方教育局根据工党政府的指导，已经把所有的中学都变成了综合学校。

玛格丽特·撒切尔深知，自己已无力颠覆大家一致认同的综合学校体制，所以就把她的主要精力花在全国各地奔忙、发表演讲，做一个政治名人。她的很多演讲话题都远远超出了她在影子内阁的职务范围。有一次演讲是1969年下半年在中西部地区商会做的。可惜的是，玛格丽特这场关于对小企业征税的富有政治智慧的演讲不幸被演讲的组织者兼商会主席的一场闹剧搅乱了。

商会主席是莫里斯·钱德勒，玛格丽特牛津大学的同学，也是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一名会员。钱德勒邀请玛格丽特去阿平厄姆的米尔班克俱乐部做讲座，讲座现场去了很多人。玛格丽特刚讲到一半，钱德勒突然想去上厕所。他没有选择穿过拥挤不堪的会场去厕所，而是选择从玛格丽特·撒切尔当时演讲所站的讲台后面的一楼窗户爬出去。结果爬窗突围的尝试失败了，身材魁梧的钱德勒卡在了窗框上。他一边头朝后院大声呼救，一边把肥大的屁股冲着台下观众向后不停扭动，会场立刻乱了套。但玛格丽特·撒切尔对身后不断传来的呼叫声和挣扎声根本不闻不问，继续演讲。最后当地有名的一个救援队爬上讲台，把被困得面色紫红的商会主席安全无恙地救了下来；可即使身后发生这么大动静，玛格丽特却依旧不动声色地继续自己的演讲。

“当时简直就是喜剧大师费多笔下的场景，”开着莫里斯1100汽车、负责从伦敦接送演讲人的律师迈克尔·帕默回忆说，“她扮演了一个强硬女人的角色，对台下的混乱和哄笑完全置若罔闻。后来我们开车回芬奇利的路上，她对这事还是只字不提。我想她压根没觉得这事很好笑。”[36]

闹剧式的幽默完全无法吸引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刚刚担任影子内阁教育大臣8个月，国内政局就开始紧张，因为国内很有可能要提前进行大选。特德·希思选择周末在位于萨里的塞尔斯登帕克酒店召开了影子内阁会议，商讨保守党竞选宣言。这次会议被工党讥讽为“塞尔斯登人”开始右倾。[37]但对于参会的唯一一位女党员来说，会议可绝对不是这么回事。

保守党领袖在会议之初就简要地指出，保守党已经有了“我们自己的教育政策”，所以对玛格丽特·撒切尔负责的教育问题几乎没有安排多少时间进行讨论。[38]这就意味着，保守党默认地方教育局仍对制定学校的教育政策享有自主权。会上涉及的唯一有关高等教育的话题就是到底保守党竞选宣言里是否该讲到拟成立白金汉大学的提议。玛格丽特·撒切尔强烈赞同这项提议，并且支持马克斯·贝洛夫教授任校长一职，因为他非常想帮助白金汉大学获得皇家特许状。根据会议记录，希思打断了玛格丽特的发言，并且不屑一顾地说：“不要跟我说什么皇家特许状。我一点儿也不相信马克斯·贝洛夫。国内大学已经太多了。”[39]

玛格丽特·撒切尔暗想，希思之所以态度如此粗鲁，显然是因为他还错误地认为，贝洛夫教授依旧像他二战前在牛津大学读书时那样，是个左翼社会主义者。塞尔斯登帕克酒店的一番谨慎言辞并没有让玛格丽特给别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会议期间一个周六晚上，玛格丽特离开酒店去芬奇利参加了自己选区里的年度宴会，受邀赴宴的贵宾就是伊诺克·鲍威尔。凑巧的是，玛格丽特因为鲍威尔的事缺席保守党会议并没有被她的领导察觉。

塞尔斯登酒店会议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正着手准备下院一项重要发言，反对政府加速建立综合学校的议案时，突然接到了父亲阿尔弗雷德·罗伯茨逝世的消息。父亲的去世不算突兀。玛格丽特数天前曾经回到格兰瑟姆探望他，那时阿尔弗雷德·罗伯茨已患有严重的肺气肿，要靠病榻前摆的氧气瓶呼吸维持生命。阿尔弗雷德生前做的最后一些意识清醒的事之一就是收听女儿在BBC一档讨论妇女问题的广播节目“衬裙巷”里的发言。听完节目后不久，他于1970年2月10日下午过世。

父女俩的关系早在玛格丽特·撒切尔任反对党前座议员六年的时间里就生疏了。这六年里，玛格丽特带着马克和卡罗尔仅回去探望过父亲两次。她也很少和父亲交流。“玛格丽特几乎很少给我写信或打电话”，[40]去世前九个星期阿尔弗雷德写信给穆里尔抱怨说。

小女儿的冷淡有一部分是因为她对父亲的再婚心存芥蒂。1960年，玛格丽特的母亲比阿特丽斯去世后，阿尔弗雷德续弦娶了林肯郡一个农场主的遗孀锡西·哈伯德。“我想父亲再婚是好事，”玛格丽特·撒切尔冷淡地说道，“她是个善良、顾家的小女人。”[41]不过玛格丽特对父亲过世前锡西给予父亲无微不至的照顾还是非常感激的。

1970年5月，民意测验显示工党的支持率骤然上升，哈罗德·威尔逊显然因此大受鼓舞，宣布立刻举行大选。包括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内的大多数保守党员私下都认为保守党将在大选中失利。但是特德·希思从没有失去自信，并且还在保守党最后一次广播竞选讲话中发表了出色演讲。撒切尔夫人认为希思的讲话“把他表现为一个深爱祖国、并愿意为之做出奉献的忠诚的爱国者”。[42]当时很多人都对希思持这种观点，也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保守党才在大选那天成功翻盘。

大选当夜的投票结果表明，有3%～6%的选民最后改投了保守党的票。玛格丽特·撒切尔当晚从汽车广播里首先听到了部分选区胜利的消息。惊喜之中，她对丈夫说，“如果这个结果无误，我们应该是赢了”。[43]丹尼斯接着开车带她去萨伏依旅馆参加了《每日电讯报》的聚会。凌晨时分传来的选举结果表明，特德·希思凭借超过30%的优势选票获胜，将负责组建新一届政府。第二天统计当选议员席位时，保守党最终获得压倒性多数票——含芬奇利的席位——超过了工党43个席位。玛格丽特·撒切尔把自己的优势选票提高到11185票。但是在6月19日星期五宣布的内阁大臣任命公告中，玛格丽特并没有名列其中。她一直在焦虑不安地等待唐宁街10号的召见。内阁大臣任命公告宣布的第二天早晨，她终于接到了召见通知。

回顾

等待内阁大臣任命的过程并不会特别紧张，因为玛格丽特进入内阁是必然的事。她之所以能获得进入内阁的资格，是因为在保守党任反对党的六年时间里，玛格丽特从一个名不见经传、资历尚浅的前座议员逐渐发展成为保守党内倍受瞩目的资深人物。作为反对工党政府相关政策的专门辩手，玛格丽特的攻击效果仅次于伊恩·麦克劳德。但是她和同事的关系就不那么融洽了。无论在影子内阁还是内阁任职，都需要议员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可是玛格丽特不太合群，说话有些尖刻偏激。

特德·希思虽然对玛格丽特没有敌意，但是也不太喜欢她。或许希思也欣赏玛格丽特的才干，但是欣赏很快就因为她的喋喋不休而转变成了恼怒。玛格丽特对那些希思认为她完全一无所知的话题孜孜不倦地发表意见，令希思不由得生厌。他只是想让玛格丽特作为一个“固定的女性形象”加入自己的团队，而玛格丽特自己却觉得希思的想法令她屈尊俯就、难以忍受。

不过聪明的玛格丽特还是默默地忍受了下来。因为她明白，希思对自己的看法恰恰反映了议会内部大多数男性议员对女性的看法。大多数人都认为，女议员、哪怕是女内阁大臣，都是替补的替补。这种观点虽然纯属歧视，但是保守党新任首相无疑也认同这种歧视观点。

如果希思能对玛格丽特多一些接纳少一些排斥，可能他俩的关系会更亲近些。他们从来都不算志趣相投，可是因为两人都是“开拓者”和“局外人”，所以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他俩的不凡在于他们虽出身平凡，却能在保守党森严的等级体系中逐渐获得发展取得成功；两人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相似，父亲都是小商人，家乡在小地方，做事谨小慎微；他们都在文法学校接受教育，在牛津大学读书；初出茅庐时几乎都没有稳定的社会地位。

这两人唯一的不同——1975年在两人争夺保守党领袖的位子时变得格外显眼——就是玛格丽特·撒切尔举止文雅，而特德·希思行为鲁莽甚至可谓粗暴。玛格丽特小时候在家里和父亲的店里都接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非常懂礼貌。可希思的行为举止只能让人想起法国外交家塔列朗对拿破仑评价：“这样伟大的人小时候居然如此缺乏教养，真是可惜了啊。”[44]

希思和玛格丽特举止风格的差别在1970年6月20日星期六那天早上也表现了出来。玛格丽特·撒切尔一见到新首相，就立刻面带微笑地向他表述祝贺。而特德·希思对她说话却还是直截了当，直奔主题。就像玛格丽特后来描述自己和希思的差别时所说的，“我们没有花多少时间客套。他还是和以往一样直截了当、一本正经”。[45]希思这种简洁的行事风格虽然令人吃惊但并不是独独针对玛格丽特的。同一天被任命的其他内阁成员原以为这样的场合彼此应该互致问候，结果他们也被希思的冷淡吓了一跳。

不管被召见时的气氛如何，玛格丽特·撒切尔还是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自己想要的职位。她被任命为教育大臣和枢密院顾问官。于是玛格丽特内阁大臣的政治生涯就正式开始了。

注释：

[1]Ibid., p. 136.

[2]Ibid., p. 137.

[3]AC: Meriden 1966.

[4]AC: Margaret Thatcher to the author, March 1966.

[5]AC: Meriden 1966.

[6]Ibid.: Meriden Campaign Diary, March 1966.

[7]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134.

[8]James Prior, A Balance of Power, Hamish Hamilton, 1986, p. 42.

[9]Hansard, HC Deb 5 May 1966.

[10]这枚戒指是在伦敦维多利亚炮兵街一家名为J. 麦卡锡（始建于1798年）的古董珠宝店老板威廉·马林斯那里花220英镑买来的。撒切尔一家45年来都是这家店的老主顾。马林斯先生虽然只是个店老板，但在撒切尔一家人心目中颇有地位，所以受邀参加了2013年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撒切尔夫人的葬礼。

[11]Ibid.

[12]Robert Shepherd, Iain Macleod, Hutchinson, 1994, p. 429.

[13]Daily Mail, 10 May 1966.

[14]MTF: Speech to Party Conference, Blackpool, 12 October 1966.

[15]Ibid.

[16]AC: Mrs Stella Gatehouse, speaking lessons, OUCA 1961.

[17]Daily Mail, 18 October 1966.

[18]Sun, 13 October 1966.

[19]Sunday Express, 30 June 1968.

[20]1966年10月21日，由于阿伯凡的煤矿碴堆坍塌，导致116名儿童和28名成人死亡。国家煤炭局因为灾难发生后施救措施不得力，受到了严厉批评。

[21]Sir Peter Rawlinson, A Price Too High, Weidenfeld & Nicholson, 1989, p. 247.

[22]AC: Interview with Lord Carrington.

[23]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143.

[24]Ibid., p. 146.

[25]Ibid., p. 147.

[26]Ibid., p. 143.

[27]MTF: ‘What's Wrong with Politics’, CPC Lecture, Blackpool, 11 October 1968.

[28]Ibid.

[29]MTF: Giles Scott-Smith interview with Dean B. Mahin. Giles Scott-Smith,‘Margaret Thatcher's International Visitor Programme to the United States’, British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17, no. 4, Winter, 2003, pp. 13–14.

[30]Moore, Margaret Thatcher, Vol. 1, p. 199.

[31]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155.

[32]现称为“圣彼得堡”。

[33]AC: Interview with Sir Edward du Cann.

[34]‘Spot the Prime Minister’, Sunday Times, 5 March 1967.

[35]AC: Interview with Michael Palmer.

[36]Daily Express, 7 February 1970.

[37]MTF: Shadow Cabinet Conference, 1 February 1970.

[38]Ibid.

[39]Alfred Roberts to Muriel Cullen, 4 December 1969, cited in Moore, Margaret Thatcher, Vol. 1, p. 206.

[40]Wapshott and Brock, Thatcher, p. 63.

[41]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162.

[42]Carol Thatcher, Below the Parapet, p. 97.

[43]Talleyrand, January 1809, cited in Robin Harris, Talleyrand: Betrayer and Saviour of France, John Murray, 2007, p. 199.

[44]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163.

[45]AC: Interview with Lord St John of Faws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