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议会的早年岁月1956—1964[1]
幸运的立法委员
玛格丽特·撒切尔刚担任议员那段时间是相当幸运的。她刚刚进入议会，就在普通议员议案讨论的抽签中抽到了第二名，这好比在下议院的年度抽签中抽中了二等奖一样（概率大约是300∶1）。每位后座议员抽到的次序直接决定了其提交的议案在下院具体的讨论次序，次序越靠前，议案越有可能立法。玛格丽特凭借自己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勇气抓住了这次机会，不过在提交议案的过程中她得戒骄戒躁，甚至常常要对议案做重大调整。
抽签抽到第二名那时，玛格丽特·撒切尔根本还是议员里的无名之辈，从没有在议会发过言。玛格丽特想要弄明白议会里晦涩难懂的各种议事程序、行事方法和搞清楚威斯敏斯特宫的复杂地形，都比议会的其他普通新人要难得多。这就好比一个根本不是“男孩”的新人想在一所传统男校里搞清学校的情况一样，可谓是困难重重。
1959年的下院还是个以男性为主、具有强烈大男子主义色彩的地方。630名议员中仅有25名是女议员，其中12个是保守党员。这些女议员在议会备受排挤，无论是办公设施还是人际关系都境遇不佳。大多数女议员得在公共的“女议员室”处理自己选区的各种事务。玛格丽特也是在这里处理选民来信、口头指导自己的秘书帕迪·维克特·史密斯给选民回信的。如果女议员室坐不下的话——其实经常坐不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在走廊里再加张办公桌。
20世纪50年代，下院对新晋的后座议员都相当吝啬。他们每人只配有一个储物柜和一个文件柜，所有人的秘书都挤在一间大打字室里办公，办公条件仅此而已——因为议会的经费很有限。这些新人唯一的优待是免费停车和免费打电话，只是打电话得在电话亭里和别人共用一个半公共的电话线。
玛格丽特·撒切尔对于办公设施的不完善毫无怨言。但是她一定觉察到了议会里对女议员普遍的歧视，并感到无法忍受。玛格丽特的一位女同僚帕特·霍恩斯比·史密斯曾经大声斥责过一位男同事，因为这位男同事要她不该“用她那美丽的小脑袋来操心”议事日程表上的某项动议到底该使用什么术语。[2]尽管玛格丽特·撒切尔早年政治生活的记录中没有提及她曾受过类似的羞辱，但身为最年轻的后座女议员，她一定经常遭到蔑视，被性别歧视者评头论足，甚至被人暗地中伤。
玛格丽特刚进议会那段时间，保守党议员里流行男人至上主义的功利思想。因为不少议员都有同样的当兵、参战经历，所以这种思想非常盛行。这种近乎团体主义的思想有很多令人讨厌的地方：比如吸烟室里烟雾弥漫；保守党议员的茶室里挤满了男议员，导致玛格丽特·撒切尔无论是年轻时还是后来年纪大了，一般都尽量避免入内。尽管议院里到处都是男人的地盘，男人们表现粗鲁，可是议院也仍有一个遵循公平原则的地方，即下议院的会议厅。这里对所有新议员的评价标准只有他们发言质量的优劣。
一名新议员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在议会所做的第一次演讲，因为演讲必须遵循很多历史惯例。按照传统，首次演讲的议员发言内容必须是没有争议的，要对自己选区的情况做简要介绍（通常都很枯燥，偶尔会有趣），还要对自己的前任议员加以赞赏。整个演讲过程不得被打断。为了保证自己的演讲不被打断，新议员必须确保自己的讲话内容没有任何争议。
玛格丽特·撒切尔第一次演讲就违背了所有这些惯例。她之所以无视这些惯例，是因为她想利用自己在议会首次亮相的机会，既发表自己的处女演讲，又能谈及自己抽签所中的普通议员议案的提案。这绝对是她事业大胆而创新的开端。
在正式提出议案前，玛格丽特必须要花上整整一周的时间，疯狂寻找自己的议题，还要请保守党首席党鞭、大臣和政府普通行政人员一起帮忙修改议案措辞，并由一名议会法案起草人指导玛格丽特准备议案的各种细节条款。所有这一切对玛格丽特来说都是新的。她的应对方法也显示出其性格中有趣的一面。
凡抽到普通议员议案提案的第一名或第二名议员，在抽签结束后都立马会收到来自各方的建议。但玛格丽特·撒切尔决定要凭自己的直觉做选择，希望自己的提案能够削弱“封闭式工厂”制度的权力。她对这一话题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她一直在关注“卢克斯对巴纳德”的案子。案中一名航空公司员工因为拒绝加入工会而惨遭辞退。同时她还阅读过律师学院保守党协会出版的探讨同一问题的小册子《巨人的力量》。该书大部分由一位当时没什么名气的年轻大律师杰弗里·豪所著。[3]
限制工会权力是当时保守党部分成员非常关心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对于一贯奉行中庸政策的哈罗德·麦克米伦政府来说还是争议性太大。议会党鞭办公室明确地告诉玛格丽特·撒切尔说，这种希望改善“封闭式工厂”制度的提案是不可能得到政府支持的。如果要坚持这个提案，获得议会通过的概率肯定不大。所以玛格丽特做出了第一次重大调整，放弃了这则提案。
她的第二项提案是清除法律中关于藐视法庭罪的某些条款，因为这些条款导致媒体在报道某件轰动的谋杀案时，和政府检察官产生了争议。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一提案虽然帮助了媒体，使他们的工作更便利，但同时也得罪了检察官。议会人称“扈凌·曼勒”的检察总长雷金纳德·曼宁厄姆-布勒爵士[4]就看不上芬奇利议员的这项提案。他认为，改变藐视法庭罪的法案“对于一个连‘丝袍’[5]都没当过的后座议员来说未免太过于复杂”。
党鞭马丁·雷德梅因向玛格丽特·撒切尔传达了这则坏消息。两人还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双方各执一词。[6]不过玛格丽特没能说服这位党鞭，所以只好选择再次做出重大调整。
第三次提案终于获得了政府的支持。玛格丽特善于吸引议会新闻记者的注意力，这次她选择了一项“报纸编辑协会”主张的提案。这项提案要求，记者以及相关的公众成员都有权参与当地政府的市政会和委员会会议。
这一提案涉及了当时的热点问题，因为一年前由工党控制的大城市市政会拒绝向就职于当地报社并卷入当地印刷业劳资纠纷的记者提供正常的报道便利。这一公然滥用工会权力的行为引起英国国内广泛的关注，所以保守党在其1959年的大选宣言中承诺“务必确保报界在报道地方当局办事过程中享有应有的便利”。[7]
然而，玛格丽特·撒切尔再次前往督导办公室征询意见时，却失望地发现，保守党曾经承诺的宣言根本不是那回事。议会督导告诉她，政府对这种问题的补救措施仅可能成为一项行为准则，绝不可能成为议会法案。玛格丽特将督导的态度称为“十分软弱无力”，[8]接着她又跑去找了主管地方政府事务的内阁大臣亨利·布鲁克。
布鲁克倒是富有同情心，但对此事的态度比较矛盾。他一直记得保守党当初承诺的宣言，所以给玛格丽特提供了一个权宜之计。为了煞煞玛格丽特的嚣张气焰，他把删减玛格丽特提案条款的重任丢给了自己的下属。但是对玛格丽特所提议案的调整协商最后几乎陷入僵局，因为部门内部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异议，后来被玛格丽特称之为与政府工作人员的“胡椒式交流”。[9]
不过异议似乎并非来自这位芬奇利的议员，而主要来自另一位铁腕女士伊夫林·夏普女爵[10]，她是住房和地方政府部常务秘书。根据理查德·克罗斯曼[11]的日记中记载，女爵只想用最保守的议案对地方政府的权利施以最小的限制，以使记者无法参加政府的一些高级会议。而玛格丽特·撒切尔提出的措施显然涉及面太广，也更加刁钻。两人不仅观点严重相左，甚至她俩在探讨公共服务的会议记录中所使用的公文用语也有很大出入。
“我直截了当地警告她”，伊夫林·夏普女爵回忆说，“如果她坚持不对提案做任何改动就提交的话，我认为政府一定会建议议会投票反对这项议案”。[12]
女爵还提到和撒切尔夫人有过一次“极其难受的讨论”。讨论中撒切尔夫人似乎有意食言，完全与“我认为自己已经对她清楚传达的想法以及她在回复部长的信里亲口对部长做出的承诺”背道而驰。[13]
最后，玛格丽特只能再次做出重大调整。她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得到部门内部的全力支持，她的提案才有可能进入法典，成为正式法案。于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放弃了自己先前的想法，接受了最保守化改革的提议。提案终于有了进展，不过是以让步为代价换来的进展。
1960年2月5日星期五，玛格丽特·撒切尔发言介绍了自己经过修改的公共机构条例提案的二读。那时，星期五是下院的“休会日”，所以周五参加下院会议的人数通常都不多，会议讨论的主题也多为没有争议性的事务，比如休会辩论或普通议员动议。这种没有太多争议性的事务潜在的危险是，一些幸灾乐祸的人会对在议的议题故意作祟不参加二读，导致需要进行“表决投票”。参加表决的议员人数如果达不到法定要求的40人的话，动议就自动延期——延期往往意味着议案成为法案的机会将大打折扣。
为了让自己的议案免遭此劫，玛格丽特·撒切尔给保守党后座议员写了250封信，请求他们出席会议并为自己的议案投票。这的确是个很郑重的请求，因为大多数议员周五将返回各自选区处理区里的事务。不过玛格丽特诚心诚意发出的信件还是收到了不错的回应，当天出席二读的保守党议员人数超过了100人。
首次发言，玛格丽特·撒切尔难免有些紧张，但她站起身介绍自己的议案时，从其神色和声音里完全感觉不出她的紧张。玛格丽特身穿青铜色与黑色相间的织锦连衣裙，裙子前面一排纽扣，饰有黑色天鹅绒领子。她将自己的发言自作主张地分为两部分，先做了一个传统的首次演讲，接着开始对自己的选区和前任施以赞美之词。
《英国议会议事录》里议会辩论记录的官方报告有些平铺直叙、言而不实。事情过去半个世纪后，以现在的标准看来，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首次演讲即使还算合格，也未免缺乏生气和亮点。但在那时看来，这次演讲还是相当出彩的，立即让玛格丽特成为议会的焦点。令玛格丽特下院同事和议会新闻记者眼前一亮的是她的脱稿发言。玛格丽特对自己的发言主题了如指掌，演讲时慷慨激昂，词语信手拈来。这些高超的演讲技巧让玛格丽特立即赢得了议会的关注，成为当天全场的焦点。按照惯例，首次发表演讲的议员理应获得赞赏，但除却这个因素，下院上下真正被撒切尔夫人的演讲所折服，禁不住对其恭维称颂。
工党议员芭芭拉·卡素尔[14]称赞“她出色的首次演讲”。未来的外交大臣迈克尔·斯图尔特称赞玛格丽特的“表现可圈可点、令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查尔斯·潘内尔早在1949年玛格丽特竞选达特福德议员候选人时就对她的才华赞不绝口，那时他在担任埃里斯工党委员会主席，而玛格丽特还叫玛格丽特·罗伯茨。这一次，他盛赞玛格丽特做了“一场异常精妙的首次演讲”，称这次演讲“堪称为政府的前座议员做了一次良好典范，向大家示范了应该如何就议案发表演讲，而不是枯燥无味地向大家死念稿子”。
而政府前座议员那里，为二读辩论做总结陈词的主管大臣亨利·布鲁克同样也热烈地祝贺了玛格丽特：
此刻我的言语已无法充分表达我对这位好友、芬奇利议员精彩辩论演讲的赞许之情。不出我们所料，她言辞优雅，语言流畅，让我们在座大多数人艳羡不已，她开创了周五发言却能在议会一言成名的罕见成功例子。[15]
也许大家以为有了这么多溢美之词，玛格丽特的议案一定可以轻松通过。可事实截然相反。直到最后一分钟，亨利·布鲁克才终于同意（二读投票结果为152票，占总票数的39%）放宽规定，允许公众以及记者参加市政会议。不过执行这项规定必须以政府动议为前提条件，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委员会陷入不必要的程序麻烦中。
想要让常务委员会通过议案，其实就是向了解情况的内阁大臣发出挑战。对于一个尚无经验的后座议员来说，想要实现这个目标，无异于攀爬一座高山。所以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这一过程中好几次出错也就不足为奇了。玛格丽特除了在委员会的辩论中出言不逊外，还出口冒犯了议会起草人——而这些人的帮助恰恰是她最需要的。其中一名起草人建议说最好不要为撒切尔夫人安排会议让她和下议院相关人员见面，并书面提醒别人小心玛格丽特的暴躁脾气：“如果她像对待我们那样对待他们的话，肯定会把他们弄得火冒三丈。”[16]
因为在辩论中表现得过分激进而不是平和，玛格丽特也失去了常务委员会的支持。她令一些保守党议员大为恼火，所以这些人坚决投票反对玛格丽特提出的重要条款，即所有行使代表职能的地方政府委员会必须向公众开放。议案相关条款被投票反对后，玛格丽特只能努力说服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自己的议案。《泰晤士报》的一位高层报道说，这么一来议案只能做“折中处理”。[17]
可即便是对议案做折中处理，只要议案最后能获得通过，对不愿意遵从常务委员会规矩的芬奇利议员来说仍算是大获全胜。议案尽管几经修改退让，还是成功通过了两院的各项议程，并最终在10月份获得御准，正式成为法律。议案的最终结局可能无法引起内阁和议会成员太多的兴趣，但其他人认为这项议案顺利通过成为法律绝对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巨大成功和胜利。而由于玛格丽特的普通议员议案直接关系到媒体的利益，所以媒体从一开始就对议案的相关进展情况予以详细、正面的报道。
二读辩论结束后，日发行量达400万份的《每日快报》惊呼，“一颗新星在议会升起”。[18]《星期日电讯报》称“荣誉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交上了朋友”。[19]《每日电讯报》彼得伯勒专栏的报道预言，玛格丽特的首次演讲“几乎绝无可能被同龄人超越”；这篇报道极有可能出自议员威廉·迪兹[20]之手，他是丹尼斯·撒切尔的高尔夫球友。专栏报道接着又用夸张的语气称颂道：“昨天她不仅展示了自己的智慧和辩才，也充分表现出她对下院相关政策神秘而迷人的直觉理解力。”[21]
进入下院
玛格丽特·撒切尔首次演讲便大获成功，使得她的议会生涯得以迅速启动。她出色的表现以及演讲后的谦和有礼都令下院印象深刻。
在自己首次演讲结束前，玛格丽特给同事写了250封信，请求他们周五留在议院出席会议，支持自己的议案。会议结束后，她又再次写信给应邀出席会议并投票支持自己的一百多名议员，表达感激之情。她甚至还亲自向其中的许多议员当面致谢。
玛格丽特当面致谢的人中，有一位就是我的父亲威廉·艾特肯，贝里圣埃德蒙兹区保守党议员。他一直喜欢跟我讲玛格丽特和他的故事，说他开始收到信时“压根不认识玛格丽特·撒切尔”。[22]但玛格丽特的信成功地说服他在那个周五取消原先返回选区的安排。接下来第二周，这位芬奇利的议员在茶室特意和他坐在一起，感谢他支持自己的议案时，我父亲就更吃惊了。表达完感谢后，玛格丽特紧接着问起了父亲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的具体时间。
她想知道父亲是否是理查德·希拉里所著的讲述空军飞行员生活的经典回忆录《最后的敌人》里提到的那位威廉·艾特肯（他就是）。玛格丽特说这本书是她最喜欢的描写战争的作品。她还询问了父亲在战争中受伤的情况，因为她看到父亲走路要拄拐杖，而且身上还留有喷火式战斗机坠毁造成的严重烧伤疤痕。
我父亲自然被玛格丽特敏锐的观察力打动了。他回家对妻子说：“这个撒切尔夫人肯定会大有作为。她很聪明，善于察言观色。她似乎对英国皇家空军也非常喜欢。”
后来，我母亲却说，丈夫对这位芬奇利议员非常喜爱。“你父亲老是跟我说她有双蓝色的眼睛，金色的卷发；还把她和著名女演员弗吉尼亚·麦肯纳相比。”她对我说道。[23]
这则逸事也证实了当时其他议员的评价：年轻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非常性感。然而就算是在玛格丽特事业的起步期，同事对她的评价同样两极分化严重。
有早期迹象表明，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下院确实拥有众多追捧者。丹尼斯的好友比尔·迪兹就是发动追捧之风的人之一。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专栏作家和《每日电讯报》未来编辑的身份对玛格丽特事业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他曾聆听过玛格丽特首次演讲、后来成为撒切尔夫人或公开或隐秘的支持者的保守党议员还包括汉弗莱·阿特金斯、克莱夫·博瑟姆、罗伯特·格兰特-费里斯、帕特里夏·霍恩斯比-史密斯、比利·里斯-戴维斯和尼古拉斯·里德利。这些人中有些的确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有些只是为撒切尔夫人帮忙打杂的小角色，但所有人都为撒切尔夫人的成功做出过贡献。
这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基思·约瑟夫爵士。他当时是住房和地方政府部的政务次官，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给予了非常重要的指导，帮助她修改议案，使议案最终通过常务委员会的审查。他俩可能看起来并不搭。基思性格敏感、思想深邃、聪敏过人，毕业于牛津大学万灵学院。而撒切尔夫人争强好胜，思想过于极端，对立法程序知之甚少。但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却联系到了一起，并且两人的政治关系后来改变了整个英国政坛。
在基思·约瑟夫的鼎力支持下，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议案成为法令；但是她并没能顺利地适应下院的集体规则，而这规则恰恰能帮助后座议员彼此形成融洽的关系。玛格丽特年纪轻轻就事业有成，让不少人深感嫉妒。首次演讲获得成功后，玛格丽特曾大言不惭地对一位新闻记者说，“我得等我的孩子们长大些才会考虑担任内阁职务”。[24]这番狂妄之言一出口，立刻冒犯了她的一些同事。
大家除了认为玛格丽特非常不谦逊外，还觉得她厚颜无耻、缺乏幽默感，这一缺点令一些作风和蔼可亲的同事大为不满。彼得·罗林森就一刻也不能忍受玛格丽特。他是埃普瑟姆区的议员，一位极有天赋的大律师，后来被任命为检察总长。罗林森对玛格丽特一向无礼，导致两人彼此厌恶。后来甚至因为这种厌恶，罗林森还一度把自己的最大梦想设定为要当上英国第一位信仰天主教的上议院大法官。
另一个老早就看玛格丽特不顺眼的人是大卫·沃尔德，德贝郡海皮克区的议员。一天下午，玛格丽特跟他和朱利安·克里奇利一起在议员餐厅吃午饭。她一走，沃尔德就立刻大叫：“天啊！她简直就像我在海皮克的妇女委员会主席——但是这人明显让人讨厌。”[25]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议会工作的最初几年，唯一可以明显感到她平等待人的事例就是，她曾在党内造反，投票反对1960年“刑事司法法案”。她支持右派修正案，认为必须在法案中加入新条款，支持用桦木条或笞杖鞭打那些第二次或多次犯有暴力罪行的年轻重犯。这一举动再度引起媒体对她的关注，她上了很多次头条，其中《星期日画报》为她起的标题最醒目：“保守党最美丽的鞭打者”。[26]
阿尔弗雷德·罗伯茨在给大女儿穆里尔的信里非常忧虑地写道，他认为玛格丽特的反叛不会“使她在党内受益太多”。[27]这种悲观的忧虑其实是不必要的。公然就肉体刑罚问题向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内政大臣R.A.巴特勒提出反对意见，是保守党党员享有的权利，而且也很常见。不过玛格丽特并非一直这么反叛。这是她在下院31年的政治生涯中唯一一次不按保守党方针投票的经历。
玛格丽特·撒切尔足足等了一年多，才终于等到自己的普通议员议案正式成为法案；在那之后她才在下院发表了第二次演讲。她选择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发表了这次演讲——1961年财政预算案辩论。凭借精彩的演讲，她给大家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即她希望被看作精通税务和国家财政问题的专家。她非常专业地分析了税务局对短期投机者征税的问题，这段分析深深地打动了财政大臣塞尔温·劳埃德。还有令劳埃德非常吃惊的是，玛格丽特居然祝福他“在财务部顾问的帮助下，能平安度过他所必然经历的种种战役”。[28]显然，对于内阁各位大臣必须与政府文官为税收问题开战一事，这位出言不逊的年轻议员的态度要比温和派的财政大臣更加消极。
玛格丽特·撒切尔针对财政预算案发表的演讲暴露了她性格的另一个弱点——缺乏幽默细胞。玛格丽特深知，说话时如果能顺便开个小玩笑，一定会在下院广受欢迎。所以她试着在演讲中以幽默的口气提到在她之前的一位发言人——赫维·罗兹，阿什顿安德莱恩地区工党议员。他在发言里以非常恰当的方式顺便提到了一位看猎场的好友。玛格丽特非常不明智地想由这个好友过渡到当时的热点话题，即D.H.劳伦斯的作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判为犯有淫秽作品罪。玛格丽特的这个玩笑开得非常拙劣。她说自己被要求在一位男士之后发言，“这位先生刚刚描述了自己和猎场看守员好朋友的友谊，他描述的语言非常生动，用了不少污言秽语”。[29]赫维·罗兹根本没有在发言中使用任何《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著名的污言秽语，所以他和其他在场的议员都被玛格丽特这个原本想取悦下院议员、结果却搞得人人费解的玩笑弄得莫名其妙。这件发生在玛格丽特身上的早年逸事说明幽默绝对不是她的长项。
1961年夏，有人推测玛格丽特·撒切尔很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政府改组中得到提拔，因为她的普通议员议案还有就财政预算案发表的演讲已经引起了党内高层的注意。保守党首席党鞭对她印象不错，尽管他俩曾经为玛格丽特的议案发生过争执。塞尔温·劳埃德认为，玛格丽特成为他领导的财政部里一名政务次官“也不是没有可能”。[30]
不过玛格丽特最大的优势在于，政府里仅有的三名女性之一帕特里夏·霍恩斯比-史密斯决定下海经商，已经向年金和国民保险部递交辞呈，请求不再担任联合议会秘书一职。她同时也向保守党督导办公室推荐了玛格丽特·撒切尔，认为玛格丽特是接替她的最好人选。帕特里夏·霍恩斯比-史密斯之所以推荐她，是因为阿尔弗雷德·博瑟姆的关系。克莱夫·博瑟姆回忆说：
帕特和玛格丽特都是父亲在20世纪40年代培养的女门徒。父亲介绍她俩认识，还帮助促进了两人的友谊。帕特说想辞去政府职务时，议会督导问她对自己的继任是否有好的人选推荐，帕特就向他们推荐了玛格丽特。一方面是因为，她很清楚玛格丽特一定能胜任这个职位；另一方面，帕特也强烈认为政府里应该有更多的女政务次官。帕特后来也向玛格丽特透露她很可能会被选中在内阁任职。[31]
有了这样的明示，玛格丽特·撒切尔才坦言说“我甚至得到了关于我的未来职务的已不算很隐晦的提示”。1961年10月9日，玛格丽特正和姐姐穆里尔一起约会吃午饭时，突然接到通知说首相要召见她。[32]因为事先已经收到消息，知道很可能会有人去接她见首相，所以玛格丽特穿上了自己最好的宝石蓝套装赴约去见首相。
哈罗德·麦克米伦见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后，有些漫不经心地邀请她在政府任职。他告诉玛格丽特只要每天上午11点左右到年金和国民保险部转转，“在一些信件上签签字”就行了。[33]
这种漫不经心正是麦克米伦任命大臣时特有的风格。1962年，他对另一位议会政务次官同时也是北约克郡西尤尔猎狐师的詹姆斯·拉姆斯登说：“当然，你周一、周五完全可以不用去办公室。你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来继续做你的猎狐师。”[34]
尽管玛格丽特·撒切尔晚年时一直很喜欢提起这个“只要在一些信件上签签字”的故事，不过无论是她还是麦克米伦都不会对这话信以为真。首相对于玛格丽特的任命其实一直犹豫不决，他事先曾征询过塞尔温·劳埃德和马丁·雷德梅因的意见，也对年金和国民保险部大臣约翰·博伊德-卡彭特表明过自己的犹豫。约翰·博伊德-卡彭特对任命玛格丽特表示“高兴”，但实际私底下他也满腹疑虑：
坦白说，我觉得哈罗德·麦克米伦让她上任，于麦克米伦来说未免有点玩噱头的意思。她是个年轻貌美的女人，我认为，他找这么个美女任职显然是想重新提升整个政府的形象。[35]
就形象来说，这次任命还是非常成功的。不过《泰晤士报》虽然盛赞了这位新政务次官的年轻貌美、辩才出众，但是也在报道中加入了极有先见之明的评价：“那些了解她的人知道，在她笑靥如花的美貌背后，隐藏的是她倔强的性格，也有人把这种性格干脆叫作冷酷无情。”[36]
无论玛格丽特就职是因为她出色的才干，或是因为政府需要这么一位女性填补女政务次官的职位空缺，抑或是因为政府重组需要吸纳新人员的其他各种原因；不管怎样，玛格丽特·撒切尔现在的确跻身于政府部门。她也是历任政务次官中最年轻的女性。同时，她也是1959年当选的所有议员里第一位获得提拔的议员。她已经顺利进入下院前座，并一直在那里待了26年之久。
政务次官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务次官生活开始得还是相当顺利的。上任之初她就得到首相的礼遇。而上班第一天，她早上9点30分到达办公室，这比哈罗德·麦克米伦跟她说的上班时间要早了一个半小时。内阁大臣亲自站在办公楼大门口欢迎她，这种热情令她终生难忘。玛格丽特任教育大臣后，也一直效仿卡彭特的这种做法，总是亲自欢迎新政务次官的到来。[37]
她的内阁大臣是约翰·博伊德-卡彭特[38]，因为在下院发言时总喜欢从脚跟到脚趾不停地摇晃，所以同事给他起了个“弹簧腿杰克”的外号。他是个辩论高手，管理自己的部门也非常有工作能力。但一开始，他对玛格丽特·撒切尔做出了些错误的判断。“她很烦人”，这是他第一次和这位新联合议会秘书见面后，向自己的高级文官埃里克·鲍耶爵士对玛格丽特做出的评价。[39]
博伊德-卡彭特也低估了玛格丽特吃苦耐劳的能力。“我知道她有两个孩子，丈夫在伯麦石油公司上班，他们一家住在肯特郡的大房子里，而且她和我们其他人一样还要处理选区的事务，所以我必须承认自己常常怀疑她到底能给我或者我的部门带来多少帮助。”[40]
但这种怀疑没有持续很久。养老金和国民保险部[41]（MPNI）素有“盐矿”之名，因为这个部门的工作任务是政府所有部门里最繁重的。政务次官需要花大量时间与议员通信，处理议员们代表各自选区提出的有关养老金领取、国家救济和国民保险等问题。这种工作相当繁重枯燥，政务次官每天要处理一百多封来信，并在上面签字。
玛格丽特·撒切尔又要求自己加倍勤奋工作，无形中也增加了自己的工作压力。她经常修改或重新撰写交给她签字的信件。有时她会在处理这些信件时大发脾气，甚至偶尔会把她认为写得非常糟糕的信撕得粉碎。所以养老金和国民保险部的官员有时对她愤恨不满，有时也会不得不对她表示钦佩。
亲眼看见玛格丽特因为那些她认为写得非常糟糕的信件而大发雷霆的，是她的好友兼私人秘书克莱夫·博瑟姆。
她心烦意乱，用笔狠狠画去不需要的段落，然后在旁边空白处写上“垃圾！”“语法错误”或“胡言乱语”等字样。有一两次，我看见她把信都撕得粉碎。不用说，写那些信的文官自然不喜欢她。我记得有一个内务部官员曾跟我抱怨说，“那个铁血的女人。她的职责是在信上签字，可不是读信”。[42]
尽管下属有时不满，但他们还是不得不对玛格丽特丰富的业务知识深表佩服。还有人曾半开玩笑半抱怨地对博瑟姆说，“这位政务次官似乎把贝弗里奇报告[43]全都背了下来”。[44]
事实证明，玛格丽特关心的不只是贝弗里奇的报告，她更关心的是人民的生活问题，她很想努力对法律实行修改，为寡妇提供更多的便利。她曾数次试图向部门大臣、还曾有一次向首相建议，要求放宽对寡妇母亲收入规则的相关规定：“我认为如果一个失去了丈夫却还要抚养孩子的女人决定出门工作挣点儿钱的话，她不应该因此失去领养老金的机会。可能因为我也是女人，更能体会这些寡妇面临的困境。”[45]
不幸的是，因为一项关于公共服务的由来已久的争论，玛格丽特·撒切尔修改“收入规则”的努力终告失败。她的下属一直跟她说，如果修改“收入规则”的话，必然会造成社会福利系统里的其他部分发生“连锁反应”。当这个词儿迫使玛格丽特不得不在休会辩论中为不可辩之事做辩护，并就收入规则问题进行议会质询。屡屡碰壁后，她开始渐渐痛恨起“连锁反应”这个政府的官僚词汇。后来玛格丽特卸任参与1964年大选时，却吃惊地发现即将上任的工党政府决定忽视所谓的“连锁反应”，像她之前所提议的那样，开始对收入规则进行变革。“这件事给我的启示是：官僚主义的逻辑决不能代替大臣政治上的理智判断”，她评价道。[46]她在心里牢牢记住了这个教训。也多亏这个教训，玛格丽特担任首相后，虽然常常因为公共事务与别人屡次发生分歧，但都能从中有所收益。
在养老金和国民保险部工作期间，她的内阁大臣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工作能力终于慢慢改观了。约翰·博伊德-卡彭特最初很看不起自己的这位新手同事，他的理由是“在男人看来，她看上去仿佛总是早上去理发，下午去做衣服”，不过很快他就改变了看法。他越来越感觉，玛格丽特展现了“一位新晋议会秘书应有的魄力、能力和勇气……所以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她的政治前途一定不可限量”。[47]
同样，玛格丽特也非常尊敬自己的这位内阁大臣，因为他是“一名真正的保守党人”，而且有执着的个人追求，喜欢种植蔬菜，还担任教堂执事长达40年之久。她从自己的内阁大臣身上学到很多，特别是他在下院出色的领导才干。1998年，玛格丽特在约翰·博伊德-卡彭特的追悼会上讲述了一件自己向他学习的逸事。那次他俩参加一个议会辩论，为了让玛格丽特冷静下来，约翰·博伊德-卡彭特在前座悄悄对她说，“玛格丽特，我知道你现在想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但是记住，我们的目的是让议案获得通过！”[48]
玛格丽特在下院最得意的日子是在“长刀之夜”结束以后到来的。“长刀之夜”是伦敦新闻界给当时处理相当欠妥的内阁改组事件起的新闻标题。这次改组发生在1962年7月13日，麦克米伦辞退了7名内阁成员，其中就包括他的内阁大臣塞尔温·劳埃德。保守党后座议员对这次虽无流血胜似流血的事件纷纷表示震惊和愤怒。但工党却高兴坏了。
在这地震山摇的时刻，玛格丽特·撒切尔紧紧抓住了机遇。这次改组原本可能会给她带来厄运，因为她突然失去了自己的内阁大臣——约翰·博伊德-卡彭特被提拔为财政大臣。在大臣惨遭辞退、内阁一片混乱的时刻（内阁重组牵涉的真正范围要更广，影响更糟），继任约翰·博伊德-卡彭特的合适人选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决定。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段难熬的真空期。
“长刀之夜”过后的周一即7月16日，将举行下院议会质询，按计划由养老金和国民保险部回答提问，但负责回答提问的大臣还没有到任。于是，玛格丽特·撒切尔不得不代替大臣，独自担负起回答14个提问的艰难责任。她兴致勃勃且成功地应对了这次挑战。会上，工党向玛格丽特提问，麦克米伦何时会下台领养老金，把这次议会质询推向高潮。而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议会秘书故作认真地许诺说，要将反对党的这些评论转达给“我的新大臣”。然后在一阵故意的沉默后，她又小声说道，“等我有了新大臣后”。[49]
下院里一阵哄笑。玛格丽特总算学会了如何开玩笑。
在选区
和其他新议员一样，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履行自己对选区的职责时可谓煞费苦心。每周五下午，她都设一个“选民接待时间”，芬奇利当地居民可以过去向她反映问题。在没有电子邮件的那个年代，“我要为这事去见我的议员”这句话象征了议员和选民之间沟通流畅。芬奇利的这位议员坚持奉行这个传统，让选民很轻易地就能见到她，并且凭借她对选民的良好服务，很快就赢得了不错的声誉。玛格丽特的一位保守党同事德里克·欧文斯回忆说：
要我说，她非常努力地为我们服务。每逢有案子要处理，她总是亲力亲为。刚当选那会儿，我记得我带她去我们区内最穷的地方之一北芬奇利的洛奇巷查看那些穷人的生活状况。我们走到一家非常破旧的房子里，屋里没有洗澡间，而且天花板都是漏的。结果我发现她对住在房子里的老太太的问题一清二楚，原来她之前已经来过两次了。“你好，史密斯太太。你的痤疮治疗得怎么样了？都消干净了吗？”这就是玛格丽特和老太太打招呼说的话。让我更惊奇的是，她甚至对选区里的各条小街小巷都了如指掌。[50]
1963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她的“接待时间”遇到了芬奇利当地一个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五年级的学生，这人很聪明。他正在上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高级水平课程，课上正好讲到了英国的宪法，所以他找到议员想问一些有关宪法的详细问题：到底是否该对投票系统进行改革，引入比例代表制？“你不支持自由党，对吧？”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上来就向这位年轻的选民提了这么个问题。很幸运，他不支持自由党。接下来玛格丽特就向这位年仅16岁的小选民详细讲述了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显然她很喜欢说教，”小男孩回顾道，“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她的论证非常直截了当并且充满激情。”[51]
这位印象深刻的小男生就是乔纳森·萨克斯，后来成为英国正统犹太教的首席拉比。萨克斯十几岁时就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关系亲密，经常去她办公室为自己每周的小论文向玛格丽特求教；他还成功邀请玛格丽特去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辩论协会演讲。当天晚上演讲临近尾声时，大家纷纷鼓掌表示感谢，在场的一个学生把玛格丽特形容为“博阿迪西亚女王，身上带有议会议事录，头上还饰有帽针”。[52]这不失为对玛格丽特作为一名辩手所具有的激烈辩论风格的良好描述。
玛格丽特·撒切尔总会定期待在芬奇利，但她并不愿意过多亲近芬奇利。她选择不住在选区内，也不在那里购置任何备用公寓。玛格丽特在任芬奇利选区议员的34年时间里，从来没在芬奇利过过夜。
选区非常有趣的一点是，这里犹太选民相对集中，占选区总人口的20%。玛格丽特·撒切尔对犹太人这个群体有着特别亲密的好感。“她自己本身不是犹太人；但是她对犹太教有深刻的理解，并且她赞同犹太人的许多价值观，”萨克斯勋爵回忆说，“她尤其赞赏犹太人强调责任和义务，强调既要有创业的野心又不忘对他人施以同情，以及他们把回馈作为首要考虑的可贵精神。”[53]
乔纳森·萨克斯在20世纪60年代总结出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犹太人的亲密关系似乎在她出任首相的岁月里得到进一步确证。她所任命的犹太内阁大臣人数比英国历史上任何一位首相任命的都要多。据说哈罗德·麦克米伦曾经讥讽说，玛格丽特政府里的来自爱沙尼亚的犹太人比伊顿公学毕业的正统英国人还要多。即便这种现象是因为受到了芬奇利实际情况的影响，归根结底还是出于公众利益的考虑，因为这些玛格丽特亲自任命的犹太大臣和首相顾问都用自己的出色表现证明，玛格丽特的确慧眼识英。[54]
同时，从犹太人这边看来，非常有趣的是，20世纪60年代芬奇利地区保守党协会最大的捐款人居然是沙特阿拉伯王子纳伊夫·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他在芬奇利最高档的住宅区托特里奇拥有两套房产。1964年大选，玛格丽特·撒切尔前往托特里奇拉选票，发现王子就住在位于洛克斯伍德路的别墅里。王子虽然对民主进程和女立法人一概一无所知，但还是在自己的家里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候选人。两人语言不通，但在翻译的帮助下得以顺利地开展交谈。王子在得知这位议员是保守党人同时也是君主制主义者后，欣然捐赠了一张1000英镑的支票作为玛格丽特的竞选经费。[55]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做选区议员时那种勤勉的精神并没有因为她日后政治地位逐渐提高就慢慢消退。担任首相后，她依然每个月在芬奇利公开出现两到三次，接待选民。首相别墅距离芬奇利仅45分钟车程，所以经常到芬奇利也非常便利；不过即使有这样便利的条件，玛格丽特在处理自己选区问题时那种勤勉刻苦的精神仍是难能可贵的。作为回报，芬奇利在一共九次大选中都为玛格丽特提供了坚实后盾。
家庭生活
和其他许多年轻勤勉的政务次官以及议员一样，玛格丽特·撒切尔发现她的家庭生活受到自己繁重工作的极大影响。
令她伤心不已的是，格兰瑟姆和威斯敏斯特宫之间的差距让本来就不亲密的父女、母女关系更加生疏了。比阿特丽斯·罗伯茨于1960年12月7日过世。很多年来，玛格丽特和母亲的交流几乎为零。1961年，玛格丽特在《每日快报》的记者戈弗雷·温所做的采访中，对自己的母亲做了一次异常坦白地评价：“我很爱我的母亲，但是15岁以后我们俩之间就没有多少话可以说了。这绝不是她的错。她一直待在家里，被家庭的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56]
妻子过世后的第一个圣诞节，阿尔弗雷德·罗伯茨搬去和玛格丽特、丹尼斯一起过节。他可不是个随和的客人，住在一起不久就让女儿、女婿头疼不已。“嗯，爸爸——他想尽量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玛格丽特给穆里尔写信提道，“他讨厌回家。现在我们家里真是水深火热。”在信里，玛格丽特还跟姐姐说：“我能不能让爸爸1月14号星期六那天去你那里住会儿……你看行吗？”她跟穆里尔定了个非常具体的日子，好把父亲送回格兰瑟姆去。“不然，他肯定会一直在这里晃悠，就是没明白自己该回去了。”[57]
阿尔弗雷德·罗伯茨却对小女儿有些不满，因为女儿实在太忙，总是不能及时给他回信。有一年她甚至忘记了父亲的生日。玛格丽特不是故意要冷落父亲，但是父亲的确不再是她生活的重心。她的工作实在太忙，以至于根本没多少时间关心父亲。
玛格丽特家里的其他成员也对她有同样的不满。1960年《新闻晚报》刊登了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一次采访报道。这则报道读起来颇具讽刺意味，因为她在采访中提到自己平时如何身兼两职，既做好母亲又做好妻子。“无论多忙，我总会在傍晚快6点的时候打电话回家给两个孩子”，她说，接着又把话题转移到丹尼斯身上以保护自己：“碰到晚上下院开会我没法回家的时候，你肯定在想我丈夫是不是在家照顾孩子。就算他没我忙，至少也跟我一样忙……他一周待在家里的时间几乎不超过一个晚上。”[58]
这话虽说没错，但有点言过其实。丹尼斯也在很努力地工作，可是妻子对工作的痴迷已经到了他无法忍受的地步。下班后他就去酒吧一直待到打烊。酒吧打烊后他往往直接去母亲和姐姐乔伊那里住——她俩一起住在诺丁山门。丹尼斯家庭生活的遗憾之一是，妻子和他的母亲关系向来不好。撒切尔老夫人活力充沛，说话风趣，她喜欢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吃饭，也喜欢在家里招待自己的孙子、孙女，还给他们讲一大堆笑话和好玩的故事。可恰恰相反，毫无幽默细胞的玛格丽特从来没有去婆婆家里吃过一顿饭。这种小事虽然无法解释原因，也没有什么趣味可言，但是说明了玛格丽特对婆媳之间的小矛盾向来比较记仇。
玛格丽特婚姻生活不和谐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她非常喜欢周末出去做演讲，不管是在自己的选区还是在全国其他地方，她都乐意去。虽然玛格丽特只是一名政务次官，但她却喜欢在周六给别人做演讲，这远远超出了一名政务次官的职责要求。
1963年夏天的一个周末，她去英国西南部参观了那里的领养老金者协会。她的最后一站是汤顿的“核桃树中心”。当地的议员爱德华·杜卡恩回忆说：
她和那些领养老金的人相处非常愉快；但是结束后到我家里喝茶时，她跟财政大臣雷吉·莫德林发生了些不愉快。雷吉那时住在我家。他和我一样，那天一直在看我们村的一场板球赛。这场比赛的另一方是国内各大报纸的经济新闻编辑，包括弗雷德·埃利斯、帕特里克·萨金特等鼎鼎大名的人物。雷吉性格随和，很好相处。但是他发现自己跟这个工作狂政务次官简直没法相处。因为玛格丽特只想跟他谈周六那些领养老金的人如何向她提问有关养老金的问题，她又是如何回答的。雷吉觉得玛格丽特一点儿不会放松自己，也不好相处。我还记得他说，‘她这人太较真’。[59]
玛格丽特工作较真，经常出差，对自己的家庭也造成了影响。丹尼斯渐渐地开始喜欢在周末和自己橄榄球俱乐部的球友一起开着名为“温妮”的游艇出海。如果不出海，他只能回家面对空空如也的房子，或者在家里看着妻子从红色文件包里拿出各种文件，忙得不可开交。
玛格丽特的两个孩子也感受到了母亲的工作重担。她总是不在家。就算在家，也永远在忙工作。
发生在周六的一件小事可以说明玛格丽特在家工作时完全忘却了身边的家庭生活，专心致志地工作。那天，马克和卡罗尔在家里看电视，电视里正在吵吵闹闹地播着“流行之巅”的音乐节目。突然节目里传出一阵特别刺耳的声音，这时卡罗尔关切地问陪她坐在沙发上的母亲：“电视吵到你了吗，妈妈？”
玛格丽特没有回答。卡罗尔又问了一遍。
“什么，亲爱的？你说电视？”玛格丽特吃惊地回答道，“哦，我不知道电视是开着的。”[60]
卡罗尔后来写道：“现在看来我非常肯定，在母亲心里她的政治抱负——她是一心一意地追求的——早已让她忽视了家庭和其他一切社会生活。”[61]
丹尼斯也忽视了孩子们。他经常不在家，要么出国出差，要么就在周末参加体育运动。童年鲜有父母陪伴，直接导致这对孪生兄妹成长过程的失调。不过两个孩子并不爱抱怨。不管怎样，这一家人毕竟还是紧紧地凝聚在了一起，虽然需要些外人来做黏合剂，这其中最重要的人就是一个名叫艾比的勤劳的保姆。
1964年，丹尼斯变得几乎不怎么回家，因为生意遇上了大麻烦。当时他几乎精神崩溃。回忆起那段时间，他说：
医生跟我说，因为拼命工作我才把自己累病了；如果再那样下去的话，我就是在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紧接着他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你的身体没什么大碍，但是如果你还是这么拼命工作的话，身体肯定会垮。你最好还是找点儿时间休息一下吧。于是我买了张船票——玛格丽特被吓坏了——然后坐船去了南非。[62]
丹尼斯的休假可能吓坏了妻子，但是休假毕竟保全了他的健康，也保住了两个人的婚姻。丹尼斯当时的情况到底有多糟？卡罗尔·撒切尔在父亲的传记里引用了丹尼斯一位不知名的老友的话：
他情绪特别低落，决定去南非调整心情。我知道他不开心，因为他跟我说过这事儿。他的母亲和妻子都非常爱他，可是他的妻子完全醉心于自己的政治事业。[63]
丹尼斯在他喜欢的这个国家无忧无虑地过了好几个月。他和一些老朋友、亲戚见了面，并迷上了摄影。他还发现，无论是从好望角坐船出发长途旅行还是坐船经过长途旅行最终回到这里，都是非常惬意的。不管怎样，丹尼斯在南非考虑了很多中年危机的问题，认真思考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经过一番思考，他做出的最重大决定就是变卖自己的公司。阿特拉斯防腐剂公司虽然仍有盈利，但是已经出现资金短缺。丹尼斯决定减轻公司股东的负担，打算把公司出售给嘉实多润滑油公司。协议达后成六个月内便完成了所有收购手续。这次并购丹尼斯共计得到超过一百万英镑的收入。阿特拉斯防腐剂公司虽然仍旧由丹尼斯经营，但是公司背后已经多了一个实力雄厚的母公司支持。同时，丹尼斯顺利进入了嘉实多公司的董事会，拥有公司股权，并且公司给他专门配了一辆车，发给他丰厚的薪水，他退休后的养老金也由公司承担。这次并购后，撒切尔家的财政就逐渐稳定了。
并购顺利完成前虽然困难重重，但是玛格丽特一直表现镇静地渡过了一个个难关，尽管那时她的内心可能也非常忐忑。
选区也不太平。让玛格丽特心烦意乱的是，自由党人约翰·帕多参与竞选议员，并公然预测自己一定会胜出，这种预测有点夸夸其谈。果然，1964年10月大选中，芬奇利的投票结果比预计的还要好。玛格丽特·撒切尔以8802票的优势再度当选议员。
保守党的全国票选结果也比预计的要好些。史上最遭人嘲讽的首相亚力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刚做上首相没多久，就在大选中落败了。而新的工党政府因为在一些边远选区特别是梅里登得票很多，所以在大选中以微弱的优势险胜，最终在新一届的下院里仅比保守党多拥有4席的优势。但不管怎么说，保守党到底还是失败了，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情绪也一落千丈。
丹尼斯直到11月下旬才从南非回来，所以整个竞选过程都没能陪在妻子身边。玛格丽特痛失政务次官的职位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时，根本无法得到丹尼斯的安慰。后来，她被任命在以前工作过的同一个部门担任反对党同级发言人。玛格丽特接到通知后大失所望，可惜丹尼斯同样不在她身边。论工作能力，玛格丽特理应得到一个比在影子内阁养老金和国民保险部继续担任政务次官更好的职位。她的事业似乎遇到了障碍。
和事业上的挫折以及对丹尼斯的担心接踵而来的，是玛格丽特意想不到的健康问题。她原本就心情不好，无论是情感上、政治上还是身体上，她都相当低落。1964年年底，玛格丽特的胸腔感染恶化成了严重的肺炎。1965年1月24日，温斯顿·丘吉尔爵士逝世。玛格丽特因为病得太厉害，只能卧床休息，没法去威斯敏斯特议会厅瞻仰她崇敬的这位英雄最后的遗容。失去政府职位，丈夫不在身边以及感染肺炎同时向玛格丽特袭来，让她在这个冬天过得特别辛苦。这是玛格丽特一生中最低落的阶段——比这次更低落的时期直到26年后她被罢黜首相职位才出现。
回顾
进入议会工作的头五年，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治生活的确在前进，但家庭关系却逐渐恶化。不过她似乎对这种失衡不以为然。也许家庭关系的恶化影响到了马克、卡罗尔和丹尼斯，但是他们都默默地忍受了。他们一致选择沉默不语，继续过着这种有些失调的生活。
到了1964年年底，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事业似乎止步不前。她用出色的表现证明自己是养老金和国民保险部最能干的政务次官，远远超过了同一部门里另两位政务次官，他俩在任的部门大臣分别为约翰·博伊德-卡彭特、耐尔·麦克佛森和理查德·伍德。然而，玛格丽特却没能从这艰苦繁重的工作中平步青云，先后两次与升迁失之交臂。第一次机会是在1963年10月，当时哈罗德·麦克米伦因为健康原因辞职。亚力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出乎意料地继任为首相。在保守党“惯行的征询意见的程序”中，玛格丽特对他表示支持——保守党这套用征询意见来挑选新领导人的程序非常神秘也不够民主。不幸的是，亚力克爵士当上首相后并没有对玛格丽特有所回报。于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只好继续做她的养老金政务次官。同样的命运在1964年大选保守党败北后再度降临在她身上。反对党前座要重组，但是她的职位没有任何变动。有谣言说，这是因为玛格丽特在保守党督导办公室那里失宠了。面对党内这么好的一次升迁机会，她却没法趁机升职，内心一定沮丧无比。
起步虽易，可是你会就此止步不前吗？
玛格丽特儿时在格兰瑟姆学过的这句小诗，反映了她进入议会五年后的艰难处境。起步时她的确前途无量。但是目前，她却只能止步不前。
注释：
[1]AC: Conversation with Baroness Hornsby-Smith, 1976.
[2]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110.
[3]Money, Margaret Thatcher, p. 57.
[4]雷金纳德·曼宁厄姆-布勒（1903—1980），1943—1962年任北安普敦郡议员，1954—1962年任检察总长，1962—1964年任上议院大法官，并受封为迪尔霍恩子爵；他的女儿是女男爵伊莱扎·曼宁厄姆-布勒（英帝国高级女勋爵），于2002—2005年任英国军情五处处长，是军情处史上第一位女处长。
[5]“丝袍”（又称皇家大律师）是口头语，用来指称已经取得皇家大律师资质的高级大律师，皇家大律师享有穿丝质法袍的特权。
[6]MTF: Admission of the Press Adjournment Debate, 1 February 1960, Memo by C.J. Pearce, 29 January 1960.
[7]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111.
[8]Ibid., p. 122.
[9]Independent, 23 November 1994.
[10]伊夫林·夏普（1903—1985），1955—1966年任住房和地方政府部常务秘书，是政府公职人员中第一位担任此职务的女性；1961年受封成为英帝国高级女勋爵；1966年受封为霍恩西的夏普女男爵。
[11]理查德·克罗斯曼（1907—1974），作家，内阁大臣，1945—1974年任东考文垂工党议员；1970—1972年任《新政治家周刊》编辑。
[12]MTF: Admission of the Press Bill, Dame Evelyn Sharp to the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11 January 1960.
[13]Ibid.
[14]芭芭拉·卡素尔（1910—2002），工党内阁大臣；1945—1979年任布莱克伯恩议员；1984—1989年任欧洲议会大曼彻斯特北选区议员；著有《卡素尔日记》；1990年受封成为伊布斯通的卡素尔女男爵。
[15]Independent, 23 November 1994.
[16]The Times, 14 April 1960.
[17]Daily Express, 6 February 1960.
[18]Sunday Dispatch, 7 February 1960.
[19]Daily Telegraph, 6 February 1960.
[20]威廉·迪兹（1913—2007），内阁大臣，记者，作家；1950—197年任阿什福德保守党议员；1974—1986年任《每日电讯报》编辑；1986年受封成为奥尔丁顿的迪兹男爵。他创办了《私眼》杂志里“亲爱的比尔”专栏（比尔是威廉的昵称——编者注），据说专栏里刊登的一系列讽刺风格的信件都是丹尼斯·撒切尔写给比尔·迪兹的。
[21]AC: Conversation with Sir William Aitken, circa 1963.
[22]AC: Conversation with Lady Aitken, circa 1975.
[23]Sunday Dispatch, 7 February 1960.
[24]Julian Critchley, Palace of Varieties: An Insider's View of Westminster, John Murray, 1989, p. 122.
[25]Sunday Pictorial, 23 April 1961.
[26]Alfred Roberts to Muriel Cullen, 27 September 1960, cited in Moore, Margaret Thatcher, Vol. 1, p. 154.
[27]Hansard, HC Deb 19 April 1961.
[28]Ibid.
[29]AC: Rt Hon. Selwyn Lloyd, conversation with author, 1961.
[30]Ibid.: Interview with Sir Clive Bossom.
[31]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117.
[32]AC: Conversation with Margaret Thatcher, 1976.
[33]Ibid.: Conversation with James Ramsden, 1978.
[34]Young and Slowman, The Thatcher Phenomenon, p. 23.
[35]The Times, 11 October 1961.
[36]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119.
[37]Campbell, The Grocer's Daughter, p. 145.
[38]约翰·博伊德-卡彭特（1908—1998），1945—1972年任保守党议员；1955—1962年任养老金和国民保险部大臣；1972年受封为克鲁克斯·伊斯顿的博伊德-卡彭特男爵。
[39]John Boyd-Carpenter, Way of Life, Sidgwick & Jackson, 1980, p. 133.
[40]AC: Interview with Sir Clive Bossom.
[41]1966年，英国养老金和国民保险部更名为社会保障部；1968年，社会保障部和卫生部合并成为卫生与社会保障部。
[42]Ibid.
[43]贝弗里奇报告（1942）奠定了英国福利国家的基础。
[44]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123.
[45]Ibid., p. 124.
[46]Boyd-Carpenter, Way of Life, p. 133.
[47]MTF: Address by Lady Thatcher, Memorial Service for Lord Boyd-Carpenter, St Margaret's Westminster, 3 November 1998.
[48]Hansard, HC Deb 16 July 1962.
[49]AC: Interview with Derek Owens.
[50]Ibid.: Interview with Chief Rabbi Lord Sacks.
[51]Ibid.
[52]Ibid.
[53]AC: Interview with Prince Naif bin Abdul Aziz Al Saud, 1975.
[54]犹太裔内阁大臣包括：基思·约瑟夫、奈杰尔·劳森、利昂·布里坦、马尔科姆·里夫金德、大卫·扬和迈克尔·霍华德。犹太裔首相顾问包括：大卫·沃尔夫森、诺曼·施特劳斯、阿尔弗雷德·谢尔曼、大卫·哈特和斯蒂芬·舍伯恩。
[55]Daily Express, 17 April 1961.
[56]Margaret Thatcher to Muriel Cullen, late 1960 (undated), cited in Moore, Margaret Thatcher, Vol. 1, p. 154.
[57]Evening News, 25 February 1960.
[58]AC: Interview with Sir Edward du Cann.
[59]Carol Thatcher, Below the Parapet, p. 90.
[60]Ibid., p. 88.
[61]Ibid., p. 91.
[62]Ibid., pp. 91–92.
[63]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