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第一章
An explanation and an apology 澄清与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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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会写出这本书，并有出版商将其出版，还有读者阅读，但是人们很难认为它是一部传记。苏格兰哲学家及评论家卡莱尔（Carlyle）曾说，写得精彩的传记几乎像活得精彩的一生那样罕见，而生活在“传记时代”的我们无法赞同这一说法。我们的书摊上摆满了各个时代的伟人故事；在出版社的书目名单上，每个月都会出现新增的传记作品。传记形式的文字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小说，进入曾被称为文学评论的领域，并成功地与侦探小说和情色小说展开了角逐，甚至还涉足精神病诊疗领域。有人可能很好奇，是什么让传记作品如此繁荣呢？
答案可能有很多。与现代生活的其他阶段一样，文学“科学化”并非不可能。就像在科学领域中一样，一些有独创性的人就一个特定的课题推导出公式，紧接着，一大批追随者就开始运用公式来解决类似的问题，并取得有益的结果。在一个文学原创性极为贫乏的时代，作家们就历代大师们的天赋异禀大做文章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对于每一位小说家、诗人，或是任何行业的创造者来说，都不乏众多的解读者、评论家或批评家。
传记曾经是一门正经的营生，也是学者们的光荣使命。当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创作《古希腊罗马名人传》（Parallel Lives）时，他的构思正如克拉夫（Clough）恰如其分评述的那样：“以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柏拉图的理论为基础，这两种理论构建了普鲁塔克同时代受教育者的信仰。在希腊和罗马伟大文明的背景之下，普鲁塔克没有将关注点放在人物的行为上，而是放在了人物的动机、反应能力以及性格上。”后来的学术传记，如鲍斯威尔（Boswell）布局紧凑的人物传记《约翰逊传》（Johnson）和艾克曼（Eckermann）的《歌德谈话录》（Conversations）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在过去，生活中的琐碎细节，只有在其对人的思想意识造成影响，从而使人获得至高成就时，才会被认为是意义非凡的。正所谓，“私人生活中的琐事，可以与公共生活中的琐事结合起来”。尽管如此，只有那些意义重大或非常有趣的细节才会被编撰进传记。然而，所有这一切发生了变化。后来的作者认为，细节是塑造人物个性的关键。于是传记变得越来越神经质。弗洛伊德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如果大众对这位伟人一知半解却自以为很了解他，那就十分危险了。弗洛伊德式的烈性炸药已经被制成了爆竹，那些头脑简单的人将会炸伤他们的手指。利用伟大开拓者爆破隧道的合成材料制造出噪声和难闻的气味，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了。显然，传记是精神分析学业余爱好者最好的游乐场。老一辈的传记作家缺乏这种对潜意识的了解，他们只凭意识来评判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然而，潜意识战胜了意识。呜呼哀哉！诸位伟人―雪莱、拜伦、瓦格纳、肖邦、海涅、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梅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还有耶稣―被重新评价，不是根据他们的丰功伟绩，而是根据他们的内分泌平衡。当然，还有很多伟人没有被如此评价。在伟人名单用尽之前，一些“破坏者”角色也粉墨登场，如P. T．巴纳姆（P.T. Barnum）、杨百翰（Brigham Young），甚至是阿尔·卡彭（Al Capone）和潘丘·维拉（Pancho Villa）。
由于受到主题性质的限制，我们这部传记在写作方法上返璞归真。我们不再依靠精神分析学去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没有产前影响、恋母情结、早恋、出轨、变态、冲动、失调，没有因地位而带来的压抑以及因克制欲望而引起的沮丧。我们不再采信流言蜚语，也不再依赖没来得及销毁的私人信件；不再诽谤和中伤他人，从而博得大众眼球；不再抄袭、改写甚至是批驳以前的传记作家或随笔作家的作品。确实，我们不能像通常所做的那样，通过添油加醋，使诗人和科学家变得稀松平常和令人厌恶；不能通过添枝加叶，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一个人的功绩转移到这个人琐碎或是不端的生活习惯上来；不能将一个声名狼藉的商业恶霸，打造成一位威震天下的英雄；更不能将公众的注意力从主人公的丰功伟绩，转移到其所令人不齿的、无足轻重的私人问题上来。
撰写传记的习惯会使我们自问，如果没有上述这些枝枝叶叶，我们如何斗胆进入这片领域？答案很简单：我们这部传记的主题是一种疾病。
我们将试着用一种准确而又非技术性的方式来撰写这部传记。这部传记必然是不完整的，因为传主的一生是漫长而动荡的，而我们只能从中选择一些亮点来进行创作。它的大部分日常生活史，与任何一个人，如战士、诗人或店主的日常生活史一样，是平凡而重复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创作并非“大众科学”。如果我们的创作有几处戏剧化的地方，那么这是故事本身的错误，并非我们作者的过失。当人们阅读它时，没有人会感到它是在说教。我们决定创作这部疾病的传记，是因为我们在精神上热爱它，就如同美国诗人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对英国诗人济慈（Keats）的热爱，并且不放弃任何一个与之接近的机会。在与疾病多次近距离接触以后，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种传染病和其他传染病的影响，它们凭借其原生质的连续性贯穿着整个人类历史，对人类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在进入主题之前，请原谅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稍微偏离一下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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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是生物的一大悲剧，是不同的生命形式之间的生存斗争。对此，人类通常戴着有色眼镜来评判。然而，蛤蜊、牡蛎、昆虫、鱼类、花草、烟草、马铃薯、番茄、水果、灌木、树木等，也有各自不同的天花、麻疹、癌症以及肺结核等疾病。无情的战争，就这样无休止地进行着，没有手下留情，也不会握手言和，俨然是物种之间敌对的民族主义。然而，在所谓的低等生命形式中，通常存在着一种同类之间的团结，从而使它们避免了残暴猎食同类的行为，这种暴行似乎只存在于人类、鼠类以及一些比较野蛮的鱼中。不得不承认的是，动物王国中也存在着同类相残的个例，其残忍程度即使是人类也无法企及。比如，在蜘蛛中，母蜘蛛吃掉公蜘蛛是一种正常的行为；而在蝎子之中，母蝎子会先吃掉公蝎子，然后被自己的孩子们吃掉。大型猫科动物的雄性，比如美洲狮中的雄狮，虽然会伏击并猎食自己的幼崽，但是那是由于雌狮太过专注于养育幼狮，从而忽略了对雄狮的情感关怀。雄狮的动机，是出于对爱的渴望。因此，这不过是一种间接的情杀，并不能算作指控其残暴的证据。正如法国作家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所言，如果从表面效果来判断，爱更接近于仇恨而不是友谊。
大自然似乎有意让她的创造物以彼此为食。无论如何，在大自然的运行中，直接依靠地球母亲本身而生存的，仅仅是植物王国中的部分科目。它们将自己的根深深地扎进土壤之中，吸收其中的氮液；它们用宽大的绿叶，拥抱着阳光和空气。然而，这些植物，除了过于难吃或有毒的以外，都成了野兽和人类的食物，而后者，又成了其他野兽和细菌的腹中餐。在伊甸园里，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彼此相食仅仅发生在寿终正寝之后。如此这般，每一个生物的养分，会再次回归到大自然之中。从化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可能实现的，生命也可以得到延续。在这个和平共存不尽理想、拥挤不堪的星球上，无论生死，相互为食成了习惯，并本能、平静而无所顾忌地上演着。一头吞噬传教士的狮子，和一位正在享用鸡肉派的好心老者以及正在这位老者颈脖上生成疖子的葡萄球菌，都没有进行任何意义上的故意伤害。从广义上说，狮子寄生在传教士身上，老者寄生在鸡肉派上，而葡萄球菌则寄生于老者体内。为了避免陷入无意义的、多余的技术性问题，对此，我们不再详述。
重要的是，所有的生物都企图不劳而获，哪怕有一丝可乘之机，他们都不肯放过，传染病只不过是一个令人不快的例子。植物借助自己的根和叶日夜劳作，牛则不费吹灰之力地将其吃掉，接着人把植物和牛通通吃掉，而细菌（或“投资银行家”）最终将人类收入“腹”中。全面阐释其中的奥妙需要详尽的技术性讨论，但是基本原则再明显不过了：地球上的生物都处在无穷无尽的寄生链之中，如若植物王国无法孜孜不倦、源源不断地为其他生物提供所需的氮和碳化合物，那么世上的所有生物都会很快灭绝。这一话题很容易发展成为迂腐和无趣的说教。归根结底，人类也可以被定义为依赖于植物的寄生虫。
这种被我们叫作感染的寄生形式，如动物、植物一样古老。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有机会探索它的起源，并了解到当我们征服旧的传染病时，新的传染病会接连不断地出现。然而，我们为这些疾病中的一种疾病撰写传记的主要目的，是揭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传染病未曾引起诗人、艺术家以及历史学家的注意。刀剑、长矛、弓箭、机关枪，甚至是烈性炸药，对一个民族的命运所造成的影响，都远远不及传播伤寒的体虱、传播鼠疫的跳蚤和传播黄热病的蚊子。文明的滚滚车轮，因造成疟疾的疟原虫而退步不前；全副武装的军队，在被霍乱弧菌引起霍乱或痢疾后，抑或被伤寒杆菌感染后，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舌蝇翅膀上所携带的锥体虫，摧毁了大片的土地；世世代代的人，都曾饱受梅毒之苦。战争、征服以及伴随我们称之为“文明”而来的群居生活，只不过为更大的人类悲剧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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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以上篇章的创作后，我们回过头来通读了一遍，然后得出了结论，即以上篇章没有什么实质意义。或许，在评论现代传记作者的时候，我们有点过于苛刻了。一个人如果对某件事心存不满，就容易滔滔不绝，这也在情理之中。对于艾克曼记录的歌德的许多观点，或对于勒南（Renan）、圣伯夫（Sainte-Beuve）、白璧德（Babbitt，又译为巴比特）或怀特海德（Whitehead）的许多观点，人们可能无法赞同，但在转身离开的时候心里是美滋滋的，因为他们的意见与重要人物的观点相反。然而，当美国年轻的传记评论家以居高临下、自鸣得意的态度来对待科学与艺术时，就会引起人们的愤怒。年轻的传记评论家似乎是四不像，就如同坐在斯塔尔夫人和风情万种的伯爵夫人之间的伏尔泰，既没有前者的才智，又没有后者的美貌。人们简直要大声尖叫：“亲爱的主，救救我们吧，不要让那些没有才学的评论家和业余爱好者继续贻害我们了！”因此，第一章的一部分，可以看作是一种愤怒的咆哮。尽管如此，它对引入我们的主题却也不无帮助。此外，我们将其保留，原因有以下几点：对于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物理化学家、生物化学家，甚至是生理学家都不认为其从属于科学的范畴；诗人、雕塑家、批评家、传记作家、戏剧家、画家、小说家，甚至是新闻记者又都不认为它属于艺术范畴。因此，我们能够以基于谦卑的清晰态度看待科学和艺术。在与上述各类职业的代表讨论我们的想法时，我们遭遇了一个普遍的误解，即他们认为我们之所以从事研究传染病的工作，是出于服务人类、拯救生命和缓解痛苦的高尚情怀。
我们的一个朋友是一位职业作家。所谓职业作家，是指通过写作来谋生，正如砖匠通过砌砖而谋生，水管工通过安装和维护管道而谋生一样。当然，写作同演讲一样，是一种表达思想和讲述故事的方法。同时，它也是一种将能够使人受教，使人娱乐，使人开怀，或使人提升的情感、构想以及感悟，传递给别人的方式，而这样的写作，我们称之为艺术。在过去，也就是只有文化人才能阅读的时代，写作也同样需要充满文化味儿和艺术感。
然而，在如今，各种各样的人―大学教授、女清洁工、医生、律师、调酒师、教士和护士等，都能够阅读了。在忙碌的工作结束后，他们关于结束一天生活的美好预期，可以说是大同小异―舒适的沙发、一盏床头灯以及一些读物。因此，能够满足他们此类需求的作家便出现了，这些作家致力于创作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作品。
我们这里特别谈到的这位作家，在适应雅与俗两个市场方面获得了异常的成功。他不仅能够满足文化人士的需求，还能够通过讲述穷小子逆袭，最终迎娶老板女儿的故事，使自己赚得盆满钵满。后来，由于大量的同时代作家因涉足科学领域而捞到了金子，于是他也意识到了创作这一领域作品的可能性。因为他从来没有和传染病领域的工作人员有过任何密切的联系，所以他对促使这些怪人从事传染病研究工作的高尚动机有同样的误解。他不太明白一个人是如何被上述高尚情怀所驱动的，于是问我们：“细菌学家是如何被高尚情怀所驱动的呢？”我们通过下面的方式，来简单回答一下他的问题。
关于这个完全错误的假设，已经有大量多愁善感的胡言乱语被创作出来。当一位细菌学家像其他人一样，由于偶然的放荡、意外事故或自然衰老而去世以后，奉献和自我牺牲是牧师悼词的主题。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如同一名工程师失足摔进了一个深坑里，或一名律师被客户枪杀一样，他被神化为一名殉道者。小说家对他的描述，就如同对骑士、波兰爱国者或飞行员的描述一样。如果一位研究瘟疫的流行病学家的言行和举止如同英雄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一样，那么他不仅一无是处，还会被他的同事们认为是奇葩和祸害。德·克吕夫（De Kruif）聪慧过人，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创作的惊险小说《与死神作战》（Men against Death），被实验室和临床的各位同行嗤之以鼻。
实际上，人们之所以选择这一领域的工作，动机非常多，而最后一个才是想做些善事的欲望。关键是，传染病研究是少有的几种工作之一，从业者不仅可以从中获得兴奋感，还能够进行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真正冒险。世上无龙可屠，剑矛亦已生锈。战争已经变成了弹道演习、化学发明、后勤管理、重体力劳动和远距离大规模杀伤；战舰都配备了无线电设备；就连我们的大陆，也布满了无数的加油站；印第安人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油井。非洲成了动物摄影爱好者和博物馆管理员以及他们妻小的游乐场。前往那里的人，都想威风凛凛地将一只脚踩在一头死去的狮子或是大象身上，与它们合影留念；抑或当一群黑人男童头顶着成箱的香槟和饼干鱼贯而过时，与他们拍上一张合影。飞行已经够冒险的了，但对于汽修厂的机械师来说，它不过是一种杂技，就像赛车一样。无论现代文明的生活看上去如何的安全和有序，细菌、原生动物、病毒，被感染的跳蚤、虱子、蜱虫、蚊子以及臭虫等，总是潜伏在阴影之下。只要人类由于粗心大意、贫穷、饥饿或是战争而放松了警惕，它们就会发起进攻。即便是在平常的日子里，它们也会掠食体弱多病、年幼以及年迈的人。它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隐匿在无形之中，等待着掠食的机会。与这些凶猛可怕的微小生物作战是唯一一项真正的体育运动，曾经自由生活的人类被无情地驯化之后，这种体育运动也没有受到损害。这些微小生物隐藏在阴暗的角落里，寄生在大鼠、小鼠以及各种各样的家养动物身上，始终寸步不离地跟随着我们；它们寄生在或飞或爬的昆虫身上，在我们的食物、饮水甚至是我们的爱情中伏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