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钢钉

作为面对面坐着的陌生人，我仅仅礼貌性的在心里衡量了一下事情的利弊，并且很自然地觉得不应该进行脑干的移植。这样是出于一个家庭的完整性考虑，而一个家庭的完整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很多。底线是在有经济基础的提前下不会土崩瓦解。如果他在脑干移植后出现了任何问题，一个大家庭就会呈现出无可挽救的损失。而这种损失并不是能通过任意一个所谓的富有同情心的渠道可以改善的。如果有这种渠道，除了在痛苦的家庭中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之外，毫无善存可言。

我其实并不希望继续进行这个沉重且没有任何结果的话题。这样会徒增他的痛苦，我也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意见供以他参考。就算是有，也是出于一个局外人的冷眼旁观，如果我身处其中，我可能会选择逃离。

“你的这位亲戚怎么回事？两口子有孩子了么？”我避开的这个没有结论的话题，又转向了一个对双方都能自由发表议论且不承担后果的话题。

“有了，他们俩领着孩子在三楼吃饭，我自己吃过了就下来了。”

“他们为什么吵得不可开交啊？”

“小两口的事情，咱们也不能过多的询问，也没有权利问人家这些问题。”

“是啊，现在这些年轻人，动不动就结婚，结婚没多久就开始闹离婚。闹离婚的绝大部分原因都特别简单甚至是无聊。”

“其实吧，我跟我那些工友们在一起歇息的时候。我经常自己一个人坐在旁边，看着远方叹气。他们都不理解我为什么。”

“我能理解你这种复杂的心情。”

“他们都觉得我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有个稳定的收入吧，也算是儿女双全吧。再过几年我的两个儿子也都可以步入社会了。可我心里还是念念不忘我女儿的病情。他们根本就不理解啊。”

“这人都是这样的，没有经历过任何事情的人总会习惯于把自己那些可有可无的态度强加给深陷痛苦中的人。”我感慨了一句。

“小伙子，你说的对啊。我如果再退回去几年，跟你这个岁数差不多大。我觉得我还能再努力奋斗一番，至少不是现在这样。”

“你女儿这个病确实是对你、对你的家庭都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也不算是精神压力吧，至少我还是能坦诚面对，不过我心里还是多多少少对我女儿存在着愧疚。”

其实，小孩子的成长环境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唯唯诺诺中获取自尊的。当然小孩子并不了解自尊是何物。他们明白的事情很简单，能在自己做主的范围之内不给家大人添麻烦，不添麻烦了也就意味着能守住自己的小秘密，而这个小秘密或许成为了小孩儿和大人的隐痛。

八岁那年我调皮摔断了左腿，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吧。我父亲在家给我母亲染头发，现在想起来，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由于过度的操劳出现了白头发。染发剂没有了，让我姐骑自行车去供销社买。

那个时候村里面最大的小卖部就叫供销社，供销社里所有的东西中我记忆尤深的是蛋糕，那个时候叫槽子糕。深红色的外皮，蜂窝状的内里，咬一口软绵绵的，不算很甜吧。其实我吃那个东西并不算多，我从小到大几乎是不吃任何水果的，但凡我吃了任何水果，身体里面的细胞就会使劲的反抗，让我从胃里、食道、口腔、大脑都抑制不住的难受。我特别明白吃完水果后出现如此激烈反应的原因，所以能尽量避免吃就避免。

有个小学同学与我家住在同一个胡同，他还有个弟弟跟我同岁。他们家很穷，大家在背地里都称呼他们大傻子。这属于农村乡土文化组成的一部分吧。最底层是大傻子，而村民口中的大傻子也许是智商上稍微有点低下，并不会对日常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其次是外地来的媳妇儿，娶外来的媳妇儿有两种情况，其一、是这家很穷，无任何能力在附近村子找到媳妇儿，而且旁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未来的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活到死也不能有起色，为了传宗接代变会通过某种手段获得外地来的媳妇儿。其二、两个人通过自由恋爱并冲破世俗和家庭的封锁毅然决然的生活在一起。我要说的是第一种，就算是第二种放在现在的社会中也是聚少离多吧。

我同学他们家四口人，他们兄弟俩的长相完全遗传了他们的父亲，长得实在是太难看，皮肤的颜色跟非洲人几乎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不过我却很羡慕他们兄弟俩，从小不得病，身体很壮实。在农村，壮实跟不得病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并不像现在一样，说一个人壮实可能是夸他胖，也可能是夸赞他吃的蛋白粉太多，隆起的肌肉跟闹着玩儿的一样。

他们俩一年到头几乎不知道何为感冒。如果真的就发烧了，特别好办，他母亲领着他们去一趟供销社，花上5块钱买一大袋槽子糕，从供销社到回家这段5分钟左右的路程，在路上他们吃上三两个槽子糕，前脚进家门，后脚烧就退了。

我真真正正的很羡慕，但凡有点风吹草动我指定发烧，接着就得输一个星期的液。从小到大我吃药花的钱如果换成实物，我觉得槽子糕可以堆满我家的三个屋子。

我非要跟我姐姐一起去买染发剂，她骑着我家的二八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回来时，我调皮非要挠她痒痒，结果好巧不巧我摔倒在路边的一个小土堆上面，疼的我哇哇大叫，土堆上连个石头子都没有。哭起来不拉闸的口号在我上了幼儿园就已经消失了，这时又出现了。我姐姐怎么打我骂我，我都没办法站起来，她只好把我抱上后座，带着我回家。回家后，我看到母亲没染完的少半边头发，身上还穿着用塑料改成的简易隔离衣。

他俩看到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腿摔断了，脱下我厚重的棉裤看到我左大腿已经有明显的凸起，二话不说抱着我上了拖拉机直奔了我舅老爷开的私人小诊所。这家小诊所是我童年时期的噩梦，这是除了家和学校之外，我呆着时间最久的地方。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病秧子、药篓子。

而病秧子、药篓子这两个词直到我上了初中才知道。

人言可畏这个词的真实含义是别人在背对着你并且对你议论纷纷时，转头来对你展露笑颜，你并不清楚其他人已经划好了阵营，你被孤立。你却还傻了吧唧的应对着虚假的笑容并报以诚挚得祝福。

人吶，总是这么自以为是的以为自己是个受众者。

我舅老爷一看就说，腿断了，在村里治不了，去人民医院吧。

那个时候村里的交通很不方便，也没有谁家有辆车可以借。哪怕是你出了足够的钱，也找不到。我小叔开着拖拉机，拉着我们一家子上了连接两个县城的城际公路，拦下了一辆开往市里的车。

至今我去过无数次的医院，有三次我记忆深刻，而且每一次我都有不同的感受。当然这几次去医院的经历者是我本人。

我父亲住过院，我母亲在医院也做过检查。两次我都陪着他们，可两次的经历让我觉得如果我不出生，他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进医院了。

这是一次让我落下病根的手术，有一次我跟我母亲聊起我腿骨折做手术的事儿，对她说由于当时的诊疗手段让我左腿比右腿长不少，我母亲说那时的医疗水平也是有限，没有办法。前几年给我做手术的那位骨科的大夫死了，喝大酒，喝死了。

我想说的其实并不是我腿手术的事儿，而是我病床旁边的一个11、2岁的小女孩儿的事儿。

我看病的过程很简单，把膝盖骨穿透了，打上一个钢钉，我至今都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把膝盖骨打透后再穿过一个钢钉。作为骨科医生难道不知道膝盖如果完蛋了，那要一条已经接好骨的大腿有蛋用？

时至今日我仍旧记得我那次哭嚎的撕心裂肺，整个大楼都能听到。事后，我大姑姑告诉我，我父亲也在一旁落泪。他也是心疼的要命。

人这一生被哭声贯穿了。

而后我的左腿被吊了起来固定住，只需在医院静养两个月就可以回家了。

就在我手术后的第二天，我病床旁边来了一位小女孩儿。我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听到他们聊天内容是这样的。

昨天她父母做饭让她烧火，她一直用右手拿着玉米杆往灶台里面扔，左手就藏在衣服里面。她母亲看见后，就问她把左手藏起来是怎么回事儿，她支支吾吾了很久才说出来，她的胳膊在1个月之前摔了一下，特别疼，一直忍到现在。

家人把她带到了医院，医生说这个骨头已经长合了，而且骨头错位了，想要调整难度很大。我没见到那位小女孩的胳膊长成了什么样，也不知道长错位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来医院后的第三天他们就回家了。

这位小女孩儿比我大不了两三岁，她强忍着疼痛不说出来，不敢让家人知道的唯一原因是，她怕家里人知道后骂她打她。在我小小的脑海里根本就无法理解像我这样嚎啕大哭的病痛居然可以让一个小女孩忍受到现在，家人居然也没发现。可能她只在晚上睡觉时会偷偷的哭吧。

整个病房的大人们讨论这件事儿的重点是小女孩儿好有忍耐力好坚强居然不哭，而且胳膊也已经长好了，不用花钱了。我不明白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感情和见识居然如此坦然的面对一个孩子长长的人生路。

姑且不论事情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的。至少在小女孩儿的一生当中这条胳膊如果没有再好好的矫正，肯定是她一辈子的痛，从身体到心灵都是。

她父母有没有后悔或是自责过，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来医院的第三天他们就回家了。

其实，她应该从懂事时就明白了自己能忍受的任何事情只要忍过去就可以获得自尊，不管这自尊来自于亲人或是朋友。对一个小孩儿来说，至少在那时的我看来，住院还挺好玩儿的。周围有很多人陪我聊天，我爷爷几乎每一个礼拜都会来看我，带着我喜欢的半边天的彩色宣传画。上面画着的主持人很好看。而那些画的唯一用途是成为了我母亲给我接大便的纸。

我记得这彩色的图画上用深红的字体写着：女人能顶半边天。

此刻，我们聊天里的主人公现在就在三楼，他们领着自己的小孩子装作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这个未曾谋面的小孩儿，我同情你，同情你居然还好好的活在你父母的谎言中。你以后要面对的生活我能想象，但我不敢想象。我同情你，也没办法帮你。

如此看来，我面前的这位男人是一位很合格的父亲，我敬佩他，还有他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