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古代中国之所以选择儒家型政治，与古代中国的思想学说有关联。

儒家与道家都有神秘主义背景。儒家型文明的兴起晚于道家型文明，是人的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的产物，儒家所提倡的那些思想，是因为在文明发展进程中有需要而产生的。对于儒家来说，道家的神秘本体是多余的，现实世界具有自主性，不必非得诉诸本体世界才能找到现实世界存在的合法性。现实世界的法则是人自己确立的。儒家也讲形式，但这个形式是人规定的，孔子、荀子都讲正名，形式不必诉诸神，人自己可以解决。现实世界运行的礼与法也是如此，都是人自己规定的。

任何一种学说，都要寻求对世界的理解与解释，并为自己的学说寻找学理基础，儒学当然也不例外。儒学的本体与道家不同，道家以自然为本体，而儒家则以人的心性为本体，但人的心性不全属于人，其中有天的参与。圣人天德，天德也不全是自然，其中有对人的关切。儒家的学理结构比道家复杂，其本体天人兼备，很难用纯粹的形式去描述。西哲中也讨论人的性情，以亚里士多德为例，他将其置于欲望与理性之间，认为性情是将欲望转化为理性的媒介，因为本体是理性的，人向本体的接近，就要求人把欲望进行转化。儒家的性情参与了本体的建构，他的问题就不是转化欲望接近本体的问题，而是对于本体的回归。所以复性之说，从先秦儒学一直到近代新儒学，始终是一个重要命题。在复性中，就有神秘主义的问题，宋明时代，流行静坐，其指向与神秘主义相近。这与道家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只不过，道家要复的是另一种本体。

不过，神秘主义不是儒家所赞成的，所以，复性主张并不能算是儒学的正宗，正宗的儒学是立心。孟子的良知说，就是立心。学者或用心体描述，以与性体相区分，孟子也用性去描述，其原因当在于儒学原本来自于祭司之学，虽然是讲心，但仍要说是性。早期的立心论说中也有神秘主义，所谓“慎独”；而当良知说出现，孟子讲回到本心，与复性结构相似，但却提不出什么具体的办法。寡欲之说，无异于戒律修行；而养浩然之气，依然不脱神秘主义的色彩。

基于心性本体开出的政治，应该就是德礼政治。在学理层面上，其理论不能像西哲那样开出好政治，问题依然是本体与logos的脱离。儒家的心本体有神性自我的背景，是神秘的。孟子将其转化为良知，他只能论证仁义的先天性，却没有论证礼智的先天性，与政治相关的主要是礼智，其理论显然不完善。基于性体的政治理论，同样也有问题。郭店简《性自命出》讲：“道始于情，始者近情。”这里的道相当于nomos，在作者的思想中就是礼，礼也是因人之情而生。今天的研究者对其重情给予高度评价，但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情在郭店简中不具有本体的地位，性才是本体，道非从性开始。《性自命出》讲“长性者道也”，这个“长”当是揠苗助长之长，也就是《成之闻之》讲的“圣人之性博长而厚大”的长（有使动与主动之分），情生于性，对于道的实践，可以促进性的生长，若为圣人，便会表现出与中人不同的样子。圣人的根源并不在性，还是在心，所以郭店简依然有神秘主义，《五行》即是。并且，《性自命出》认为“性可善可不善，有善有不善”，这与道家不可知的本体有类似之处。这是他们不能给帝王立法的学理基础。帝王相当于圣人的角色，是天德者，礼法从他们而出，他人没有资格为他们立法。

复性复心是以心性中蕴含天理为前提的，其并不是所有儒者的观点，将其放在荀子的学说中就不成立。荀子讲性，将其与欲望挂钩，而不是与天理结合。这意味着荀子放弃了以心性作为其学说的本体。按笔者理解，荀子将其学说的本体放到了人之外，所谓“太一”。如果荀子能够完全摆脱儒学的传统，他或许可以实现哲学的有效分裂；事实上，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不能脱离人性立说，也很难抛弃圣人、大儒、君子在现实世界中所扮演的作用，他讲法的本原，将其诉诸君子，同时又讲法类似于规矩权衡。这种学说，实际上是将两种学说糅合在一起，只是将黄老道家讲的圣人，用圣人、大儒、君子的群体来置换，这种置换，成为后世中国政治关于权力分享的基本理论。黄老道家那里，权力是统一的；荀子这里，权力是共享的，只有多少大小的不同，所以他名为依法为治，实质上还是人治。与黄老的本体不包含logos不同，荀子的本体为太一，只不过，他的logos不是道家式去中心的礼法，而是儒家中心主义的礼法，从他的本体中生出的现实世界依然是这样一幅场景，只是他这里的王当受礼法约束。

尽管荀子实现了本体与礼法的统一，他却依然不能摆脱神秘主义。对于西哲而论，接近本体有两种手段：一是哲学的主动接近，二是接受由本体而生的礼法的约束。儒学的问题意识限制了荀子选择通过哲学接近本体。前面讲，儒学的问题意识是求天人之“中”，荀子虽然讲性恶，但求中依然是他的问题意识。按照性恶理论，人不学，不知义，所以他很重视学习，重视君师的作用，表面上与西哲通过学与思接近本体很相近。但问题在于，“中”既与本体共生，而“中”本身又是典范的人的问题，早期儒家通过神秘主义去解决。所以，在终极的层面上，即圣人层面，他们又不能将其设定为一个学习问题，尽管学习是必须的，按照儒家的传统，圣人是生而知之者。他们只能用“精合感应”来解决，即圣人具有感应本体的能力。用西哲的话语表述，儒家的问题不是知识论的问题，根本上就不能用哲学来解决。也正是因为这种问题意识，荀子对于学成后的君子之于本体的关系，用的也是归于太一，这与复性、复心的模式相同。

尽管如此，荀子的理论相较于黄老道家，依然是一个相对稳妥的理论，黄老的道法理论，尽管与法治政治原则更接近，但将天下系于一人，不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很危险的。儒家虽说是中心主义，但在政治实践中，却是义理一统之下的权力共享模式，不会因为一两个人出了问题，天下就会大乱。过去的周期律显示，往往是天下官吏烂透了，再加上天灾，政权才会被颠覆。从统治江山的角度讲，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尽管从国家模式上讲，这个模式不如法治的模式好。这并不奇怪，儒家的关切本就是好政治、好天下，而不是好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