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英话注解》的产生背景

一、历史背景

宁波是东海之滨的一颗明珠，背靠四明山，三面临海，南通闽粤，东接日本，北与朝鲜半岛相望，位于我国东部海岸线的中段，扼南北水路之要冲，是我国海上文化交流的先驱。唐代时，宁波称“明州”，是中国最古老的港口之一，也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宁波有着悠久的商贸历史。早在西汉初年，就被称为“鄮县”，这也许是我国唯一一个与商贸直接相关的古地名。两百多年来，甬商的足迹已遍布五湖四海。1840年，英国用炮火轰开了闭关自守的清政府大门，宁波与广州、福州、厦门、上海一起五口通商。口岸开放，欧风东渐，西方文明也在宁波登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碰撞、相融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宁波人的思想观念和宁波的社会文化。在随后的发展中，宁波港因上海的崛起而衰落，宁波人便积极地外出谋生，尤其是到上海经商。他们在社会转型期，率先转型、创新求变、超越传统，成为近代商人的典型代表。大约在明末清初，宁波帮开始形成。

中西经济与贸易的交往，不可避免地带来中西语言文化的接触与交流、碰撞与融汇。在世界经济中，中国处于弱势地位。面对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以及强大的经济基础，中国商人在中西语言文化交流中，必然是弱势的一方，要向强势的一方学习。只有掌握了强势一方的语言，才有可能与之对话。面对西方强势的经济、军事及文化的入侵，一些思维敏锐的中国人在与西方进行交流、贸易、外交等活动中认识到了英语学习在提高中国实力方面的重要性。这种对语言学习的认识，为洋泾浜英语和《英话注解》等民间英语学习文本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然而，当时的社会环境使得正规语言学习成为一种“不可能的任务”。首先，18、19世纪，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西方人学习中文，也禁止国人学习英文。这种禁令使得国人无法正常地学习英语，西方人无法正常地学习汉语，造成语言人才奇缺的现象。其次，中西贸易之初，人们的文化水平低下，没有正规的教材，也没有语法或词汇之类的工具书，国人和西方人学习对方的语言困难重重。再者，英语和汉语分属不同语系，词汇、发音、语法大相径庭，对双方来说都很难学，且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此情况下，为了中外商业贸易和日常往来的正常进行，民间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变种英语，即一种用中文读音注音的英文，我们称为“洋泾浜英语”的混合杂交语言。这类语言既受外来语言发音、语法、文化、思维等的制约，又受本地文化及本民族方言语音、语法规则和表达习惯的干扰，具有很强的非正规性和破碎粗俗性，但是却在当时的中国非常成功地传播开来，并被用于贸易交流，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对于西方人来说，尽管英语是他们的母语，他们也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主动适应这种语言。相比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学习正规的中文，他们更愿意快速熟悉这种杂交语言。如1865年版《英话注解》最后一页有两句长句：你会说中国话吗？（You can speak Chinese? P93）中国话我不会说。（I cannot speak Chinese.P93）很明显，这两个句子是为外国读者所准备的。

洋泾浜英语对那些与洋商打交道、受教育程度不高、知识水平有限的中国商人、仆役、车夫等来说使用更为方便，他们不用考虑与中文相差甚远的英语语法，只要将英文单词按照汉语意思拼在一起就可以了。季羡林在《汉语与外语》中曾说：“英文称之为Pidgin英语的语言，是旧日通商口岸使用的语言。出于需要，非说英语不行，然而那里的中国人文化程度极低，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认真学习英语，只好英汉杂烩，勉强能交流思想而已。”从季先生的这句话中，我们也可感受到洋泾浜英语的使用人群和大致特色。

《英话注解》书前印有初刻本编者冯泽夫于咸丰庚申年（1860年）仲冬所作的序言，细致地介绍了编印此书的历史背景。鸦片战争后，“至道光壬寅年，奉旨五口通商，贸易日盛，而以上海为大宗”。上海既已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大批与十三行做生意的宁波人便从广州和其他口岸来到上海；同时，由于宁波离上海较近，大批宁波人来到上海做生意。《青稗类钞》也说：“宁波濒海，开通较早，来沪亦最先。”这些人当中，有宁波帮最早的通事兼买办穆炳元和杨坊，还有严信厚、叶澄衷和朱葆三等。为了和外商交流，为了帮助宁波人学习英语，以便更好地开展对外贸易，当时的钱业商人冯泽夫就联络了几位粗通英语会话的宁波商人合作编写了《英话注解》。清朝对外通商之初，都是由广东人作为“通事”，宁波商人在对外贸易中，因言语不通，常不知商情。冯泽夫说，“向有《英话》一书，所注均系广音，好学者仍无把握”，意思为宁波人也想学习英语，可这种以广东方言注音的英语手册，宁波人根本就看不懂。于是，冯泽夫“会商宝楚张君、对山冯君、紫芳尹君、久也郑君、敦五姜君等，汇资著《英话注解》一书，注以勾章乡音，分门别类，使初学者便于记诵。其中细微曲折，虽不能悉载其辞，而英商之方言已具大略”。从第一部分的序言可知，《英话注解》的编者都是宁波商人，《英话注解》中的英语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商人们为了中外贸易交流而创造的，用宁波话标注英语发音的，一种奇特的混合语言，它是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前身。可以说，宁波商帮创造了洋泾浜英语，而洋泾浜英语又成就了宁波商帮。

二、洋泾浜英语背景

洋泾浜原为上海县城北面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位于现在的上海延安东路一带，原来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1849年，洋泾浜成为英法租界之间的分界线，此后，“洋泾浜”这个地名才不时出现在清政府官方的文件里。随着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地位的提高，西方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都来到上海居住，这一带成为“西人通商总汇”和真正的“十里洋场”。上海洋泾浜一带有一群“露天通事”，凭借早年所学的一点外语和涉外阅历以通译华洋两种语言为业，成为清末下层社会里特有的通事。他们在洋泾浜两侧的华洋共处的环境里，与洋人接洽生意，买卖货物，以语言传译工作为生。随西方人士一起来到上海的还有原来广州的许多露天通事与洋行买办，他们将在广州通用的“Pidgin English（别琴英语）”带到了上海，并对当时活跃在上海的露天通事的语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用广州话注音的“广东英语”显然不符合江浙沪地区的语言发音习惯，于是，最先到达上海进行商务活动的宁波商人就在广东英语的基础上，用本地方言取代广东方言，附加各种手势动作，在时间的磨砺和洋人的配合之下，形成了另一种混合英语。为与广东英语相区别，人们称这种诞生于上海的Pidgin英语为“洋泾浜英语”。目前，在众多研究中，中国洋泾浜英语包括广东英语和上海洋泾浜英语。

中国洋泾浜英语是指在约1720年至1950年，汉语与外语接触过程中形成的以汉语和英语为主要来源成分的有限混合口语，也称别琴、番话等，英文一般称之为Chinese Pidgin English（CPE）。其既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社会语言现象。洋泾浜语作为语言接触过程中的特殊产物，其形成和发展反映了语言接触与语言融合的过程和特质，是一种非典型的跨文化交际语言。因为葡萄牙人比英国人早到中国近百年，因此在产生洋泾浜英语以前就有了洋泾浜葡萄牙语。鸦片战争后，广州逐渐取代香港成为国际大商港，广东英语取代了洋泾浜葡语。广东英语是中国洋泾浜英语的雏形，也可称为广东洋泾浜英语。尔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上海逐渐取代广州成为远东著名的国际大城市，上海洋泾浜英语成为主导。所以，中国洋泾浜英语的摇篮虽是广州，但其充分发展并达到鼎盛时期却是在上海。洋泾浜英语最大的特点是它具有混合性和非规范性。混合性使得它像一个杂种语言，是数种语言的混合物；既有汉语的血缘，又有外国语言的血缘，但似乎谁都不承认它是自己的孩子。与混合性相伴相生的是它的地区性。洋泾浜英语主要在近代通商口岸城市流行，这些城市又主要分布在粤闽吴等方言区，因此它染上了不同的方言特色，有不同的种类。洋泾浜英语的使用期限有限，有一定的生命周期。中国洋泾浜英语的生命周期约为一百五十年，从18世纪早期至19世纪晚期。洋泾浜英语的发展主要分为四个阶段:1715—1748年，在广东和澳门起源；1748—1842年，经典阶段，主要用于广东；1842—1890年，发展和巅峰时期，用于开放港口城市、长江流域和香港；1890年至今，消退阶段。

《英话注解》产生于洋泾浜英语发展的巅峰时期，在广东英语和上海洋泾浜英语之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承接作用。《英话注解》用宁波话标注英语发音，以洋泾浜英语为主要内容。19世纪中期，其继承了强势的洋泾浜英语文化，同时为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英话注解》中的标音特点继承了广州话标音的广东英语传播方式，同时，促成了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形成，标志着上海洋泾浜英语的产生。《英话注解》出版十三年后的1874年，上海人曹骧编著了一本用上海方言标注英语发音的《英字入门》，从这一文本可以明显地看出《英话注解》对它的影响。《英话注解》出版十八年后的1879年，常州人杨勋在上海出版了用吴语语音标注英语发音的《英字指南》，标志着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形成。《英话注解》式洋泾浜英语表达目前还可在一些老一辈人口中听到，如“买办先生‘康白度（comprador）',‘雪茄烟（cigarette）’手里拕”。也有部分洋泾浜英语被长久使用，已发展成为英语日常词汇的一部分，如“Long time no see.（长久不见你。）”。

洋泾浜英语始于民间，民间层面的英语学习在中国走了很远。尽管民间创造的语言粗鄙、俚俗，但是富有生气，具有实用性。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发展，洋务外语学堂的建立和英语正规化教学的逐渐推广与普及，中国彻底告别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盛行一时的洋泾浜英语也逐渐走向衰亡，最终退出了中外交流的舞台。而另一方面，当“Long time no see.（长久不见你。）”已经成为今天的正规英语时，英语其实也在不可避免地洋泾浜化，或者可以说，从一开始英语就是带有洋泾浜特点的一种语言。

三、晚清英语学习背景

《英话注解》的出版时间为晚清。晚清时期英语学习的发展可以根据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间如鸦片战争（1840年）和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为切分点，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同时，中国早期的英语教科书具有正规英语与洋泾浜英语共存的特点。第一阶段为1807—1840年，以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到达中国作为标志。当时，澳门、广州作为仅有的对外开放地区，最早出现中西语言接触现象，也是中国洋泾浜语的早期形式（即澳门葡语、广东葡语和广东英语）形成的主要地区。在这一时期，由英美传教士创立的学校所教授的英语是正规的、标准的英语。第二阶段为1840—1894年，此时正值中国社会动荡的年代，中国被迫通商，外国人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地区经商、传教。英语作为一种强势语言，成为人们竞相学习的对象。这些学习英语的人中，有些是为了现实利益，有些是为了生计，有些则是为了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其中以为生计而学英语的人数最多，而他们所学大多为洋泾浜英语。洋务派倡导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创办于1862年）等所教授的外语，尤其是英语，则是正规、标准的英语语言。第三阶段为1894—1911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严重打击了中国统治阶级的自信心，也极大地唤起了广大民众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感。在这一阶段，从上至下掀起了学习英语的热潮。英语学习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以商务印书馆为首的各类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的各类英语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有适合不同程度的英语学习者的启蒙类课本、中学课本、大学课本等。

《英话注解》（1860）产生于晚清英语学习的第二阶段。在《英话注解》面世之前，中国人自己编著的用以学习英语的教科书或学习材料大多以粵方言来标注英语的发音，如“红毛番话”类读本（具体时间不详）和《华英通语》（约1855），使得这些英语读本的受众受到很大限制。鸦片战争后，中国五口通商，1843年上海开埠，1844年宁波开埠。上海开埠后超越同时期开埠的其他四个港口，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在对外贸易上的地位逐渐上升。较广州来说，上海离内地更近，贸易往来更为便利；宁波港又对上海港起辅助作用；上海人较广州人更为温和，也更易接受新事物。因此，上海成为鸦片战争后外国人更为喜欢的地方。大批外国人，包括商人等，相继涌入上海。大批有经商传统的宁波人，也抓住这样的机会，将自己的生意迁往上海。他们迫切需要合适的英语教科书，以便他们能够快速地学习英语。于是，几位有前瞻性的宁波商人就在广东英语的基础上，赶印了以宁波话标注英语发音的读本。《英话注解》就在这样的语言学习环境下诞生了。《英话注解》（1860）是和《华英通语》（约1855）同时期出版的中国第一批英语教科书，是后来英语教材的雏形。从1860年出版到20世纪中期，《英话注解》一版再版，到目前为止，已知的就有八个版本（参考本章第一部分），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戴骅曾撰文说：“标价银洋2元一本的《英话注解》在上海发行时居民踊跃购买，以至不得不多次重印才能满足社会需求。”从已知的各种版本来看，《英话注解》流行的时间比较长，版本也比较多。晚清时期上海多家书局都曾印行《英话注解》，如练文阁、十万卷楼、飞鸿阁、申昌书局、宝善斋书庄等。随着人们对正规英语的逐步认识，《英话注解》中的洋泾浜英语成分渐渐被抹去，在后续版本中，合乎英语习惯的表达不断增多。《英话注解》最终印数多少，没人统计过，也无法统计。但是，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英话注解》已是稀有藏品。

19世纪60年代，随着一系列洋务学堂的建立，如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设立，1863年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广州同文馆的相继设立，中国从官方层面跨出了外语学习的第一步，上层阶级逐渐认识到外语学习，尤其是英语学习在国家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中国人的英语学习也逐步正规化。虽然进入洋务学堂学习英文的人很少，但至少正规英语学习已得到认可、关注并逐步普及。尽管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英语学习还是以民间的洋泾浜英语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