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青年教师。他温文尔雅，谈吐大方、得体。虽说是学工科的，逻辑思维强，但在文章写作等方面文笔流畅，功底扎实。通过不断地交往，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责任感、值得信赖和可以托付终身的人。我们于1968年成了家。婚后生有两女。从一个人到两个人的生活还没适应过来，转眼就有了四个人的家庭，一家人蜗居在一间十四平方米的住房里。想当年工作的繁忙、家务的琐碎、经济的拮据，再加上政治运动的压力，真有点不堪重负。特别是在1971年初，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近两年，曾经连续九天，整夜不给入睡，还挨打。小女当时9个月，我还在哺乳，将她寄放在医院小托班，审查时常用她来逼供，因逼供无果，他们强迫我在38℃的高温天气下给孩子断奶。那段时间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无中生有的事逼得我精神几乎崩溃，真想一死了之。那时多亏我先生在隔离前再三叮嘱：千万不能做傻事，只要人在，相信群众、相信党，迟早会真相大白的”。在当时的高压政策下，谁都不敢接近我，只有他理解我、安慰我、支持我，相信我是被冤枉的。他给了我精神支柱，又承担了所有的家务，默默地奉献着一切。想到那个年代很多家庭为此夫妻反目，真是打心底里感激我先生。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工作繁忙是人所皆知的，但还有不少具体鲜为人知的事儿。如每逢夏季“乙脑”、冬季麻疹肺炎流行，当班医护人员就会执行8进8出”的“两班倒”，即早上8点上班直到晚上8点，晚上8点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才下班。在酷热的夏季，医院里没有空调，只有靠电扇、冰块降温。白大衣湿了一茬又一茬，人累到下班洗漱、进餐后就想睡觉，一觉醒来很快就得上班。面对如此高强度的工作，既无补休、又无加班费，当时考虑的全是病人的安危。尽管如此，大家毫无怨言，相反还很有荣誉感、自豪感、成就感和幸福感，认为这是为医院、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在担任儿科行政副主任期间，曾连续多年包揽了大年三十晚和年初一全天的值班任务。为支持我的工作，我先生每年都带着女儿到医院陪我过年。

改革开放后，政治环境宽松了，经济生活稍有好转，可业务竞争激烈了。人生一辈子，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是一个不怕苦、不怕累、好学上进、不甘落后的人，只要有学习的机会都不会放过。除参加各种中西医短期培训班外，曾多次外出进修：去南京市儿童医院临床进修半年；1983年参加“全国中医儿科进修班”学习一年；1985年参加由国家卫生部主办的“全国小儿推拿师资班”学习六个月等。我先生始终鼓励着我。他找到我这么个大忙人，也太难为他了。他比我大六岁，像大哥哥一样，处处关心、照顾、支持、帮助和疼爱我。由于我俩所学专业不同，他看问题除了从宏观、大局外更多从微观入手，而我多从宏观去看；他是个慢性子，办事仔细，我是个急性子，办事粗略。两人有很多不同之处，看似矛盾，实为互补。两个女儿从小到大在家主要靠他，在他的培养下也不负众望，继承了我俩的事业。一个毕业于南京中医学院，后赴美修完硕士，从事中医针灸事业，现在美国临诊。一个毕业于东南大学，留校任教，现为博士、副教授。她俩都已成家立业，有了后辈。四个孙辈个个聪慧，我俩的生命得到了延续，对此已无后顾之忧。

自从与我先生相遇相知，成家以后，在他的鼎力相助下我又立了业。古稀之年在一次同学聚会上，高兴之余曾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人生七十古来稀，满头银丝不为奇；知足常乐好心态，年逾百岁毋用疑。”随即用微信发给了我先生。他当即修改后发回——“人生迈越古来稀，银丝遍染不足奇；轻舟虽过万重山，前程遥望勿须疑。”经这么一改，意境就大不一样了。我欣赏著名作家张贤亮的一句名言：“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想说一句：“女人的一半是男人”。古希腊男女同体的古老寓言，在我俩的爱情上得到了印证。双方心心相印，才能有一份完整的爱情，才能成为完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