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自1955年起开始应用中医疗法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本文作初步总结，并与1951年至1954年间的乙型脑炎病例进行比较：

1.从1955年8月至1958年9月的四年中，应用中医疗法共57例，其中12岁以下34例，12岁以上23例，全部病例中轻型占15例（26%），重型极重型占42例（74%），四年中有4例死亡，病死率为7%。

1951年至1954年共收治乙型脑炎患者90例，其中12岁以下共32例，12岁以上共58例，全部病例中轻型占27例（30%），重型极重型占63例（70%），四年中有27例死亡，病死率为30%。

2.我院四年来应用中医疗法治疗乙型脑炎，是在中西医密切合作下进行的，绝大部分病人得到早期正确的诊断和及时的治疗，并有良好的护理及其他医疗措施的配合。确诊病人，立即请中医会诊，根据患者年龄及不同的临床表现，迅速分别投入以不同剂量的中药成药以救其急，随即辨证处方尽早投以汤药。成药以紫雪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为主，汤药以清瘟败毒饮加减。第一天每1～2小时服药一次，以后随病情把服药时间间隔延长，大多患者，由于及时给药，少量频服，病势迅速好转。在四例死亡病例中，除因严重合并症外，未得早期治疗及服药不及时，未能采用小量频服以致药物全被吐出，投药间隔太长发挥药效不及，是死亡的重要原因。

3.四例死亡病例简介

例一：女，46岁，发病三天，高热谵妄，体温40℃，幼时有浮肿史，血压160/100mmHg，入院前服院外中医散风药二剂，入院后供药不及时，14小时后才开始服药，且又被吐出，先后投药4次，体温上升至41℃，昏迷、抽搐，于入院第46小时死亡。

例二：男，8岁，发病三天，嗜睡，左侧面神经麻痹，入院三日体温持续在40～41℃之间，肢体强直，发病第五天始服中药，一天服二次，治疗四天后，体温开始下降，而仍昏迷不醒，以后一直处于半昏迷，缠绵二月，多方救治无效，历时64天。

例三：女，64岁，发病后五天，半昏迷，合并肺气肿，肺源性心脏病，心力衰竭，入院后8小时鼻饲至宝丹二粒，病情无好转，入院第34小时死亡。

例四：男，27岁，剧烈头痛呕吐嗜睡半天，一个月前在水库工地有同样发作，经中医治疗后恢复。体温38.9℃，脉率60次/分，伴有高血压，血压150/90mmHg，脑脊液检查初压310mmHg，细胞总数150ml，白细胞35/ml，多核60%，单核40%，潘迪氏阴性，疑似乙型脑炎，及时投与中药，每4小时一次，翌日体温下降，病理反射消失，神识稍清，食入不吐，但仍诉头痛剧烈，时以拳击头，傍晚得大便一次，排尿800ml，一般情况好转，突于入院第三日晨二时半，诉头痛口渴，坐起时突后仰，口吐白沫，呼之不醒，呼吸断续，急救不及，于二时四十分呼吸停止死亡，死因不明，曾建议施行病理解剖，未获家属同意。

文献中类似脑炎症状的描写，最为详尽的当推十八世纪末程文囿，在他的医案中细致地描述了乙型脑炎的临床表现、后遗症，并且探讨了治疗原则及早期诊断的提出，与他同时的余师愚和吴鞠通亦先后各自总结了治疗经验，他们三人分别为安徽和江苏籍，可见在200年前左右，江南地区已有广泛地流行。

明·王安道提出温病治疗原则以治里热为主，亦有治里而表自解者。清·喻嘉言提出：未病前，预服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邪既入，则以逐秽为第一要义，兼以解毒。他提出的逐秽方法，启发了后人使用芳香化浊及应用紫雪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等。余师愚倡用石膏，创清瘟败毒饮，成为当前治疗乙型脑炎的主方。

清·叶天士创“卫气营血”学说，作为温病的一般规律，而乙型脑炎的临床经过，突出地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受侵，发病突然，极少有所谓表证的时期，按中医术语来讲，乙型脑炎不是“温邪首先犯肺”而是“暑邪直入心包”。在临床实践中，证明余师愚用清瘟败毒饮，“不论始终，以此为主”的正确性，是抓住本病特殊规律的本质。前人以邪入心包即出现神昏痉厥时，应用紫雪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获效。但等到出现神昏痉厥，为时已晚，因此叶天士、程文囿、张畹香等都曾试图在未发现神昏痉厥以前，早期诊断“邪入心包”之征，并且提出早期投予上述有效药物“以截其路”。这都是可贵的努力。

我们批判了“凡神识尚清者，不轻易给以犀、羚、脑、麝之类香窜之品，以免引邪内陷”的论点，及早投药，迎头痛击，凡经腰穿检验脑脊液变化，证明脑炎诊断，中枢神经系统受侵，虽属神识尚清，亦早期投予对“邪入心包”有效的药物方剂，证明疗效良好。因此，乙型脑炎不能用温病的一般原则来说明，“暑邪直入心包”是中医对乙型脑炎辨证施治中的特征性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