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家书抵万金(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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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拾


| 1868年(同治七年)二月廿五日



与孝威


孝威知悉:

览尔二月十四日信,知尔因母病焦急,拟由天津搭轮船回去,此亦人子天性所应然。惟天津轮船断不可搭,尔但知前年闽中搭坐之安逸,不知彼系雇坐,又得黄丞照料,故能如此,若此次南旋搭坐,苦恼必不可堪,徒增吾忧。前函欲尔俟谕再行者,原以东道、西道均不可走,而轮船又断不可搭也,尔何不体之?

尔母病正月初六日复发一次端姐与淀生信,旋复平善,暂可无它,尔不必着急。谢伯兄来都散馆,曾询我:“子重似可令其会试。”我已诺之。伯名维藩,岳州人,性行肫笃,君子人也,尔可以师友之间待之。

捻逆经各军痛剿,凶焰顿衰。吾自十一日出保定后,日日冒险驰驱,仅十四日接仗一次蠡县、清苑之间,遏其犯保定,昨廿三日接仗一次肃宁追至蠡县,遏其犯河间也,然均未能痛杀昨日获贼讯供,贼已知我来,颇畏之。盖以桂牢马队尽付刘、郭,随身无马也,然必亲临前敌无疑。近十日来,昼夜骑马奔走如健儿,尚不甚惫。幕中如子、淀生诸人无不驰马者,亦不独我之耐劳。以局势论,蒇事当速,惟朝廷不过于督责斯可耳。此事毕,吾当乞身,断不再入宦场矣。手此谕之。


二月二十五日蠡县城外行次书  






家事“自我反思”,国事“忍辱负重”





这封信让笔者想起孔夫子的一句话:“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父母长寿一年,惧的是父母又衰老一岁。古人这个孝道观念,中国人都应记在心头。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放到今天,则要具体分析了。作为子女,时刻挂念父母、存下心意则可。但以之作为限制自身追求、工作与生活的紧箍咒,则已是“愚孝”。



一、不动声色放下“愚孝”


孝威接到父亲上封信,心恐怕已经掉进冰窖。一方是母亲重病,一方是父亲重责,还有考场压力,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怎么承受得了?

左宗棠有个很好的习惯,凡是做过的事,说过的话,还会再琢磨、推敲,将心比心,正反想一想。这一想,他发现上封信说重了。说重话也是没办法,清朝的读书人是当时社会道德的表率,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你,举人儿子带头不孝,父亲若不指责,也会跟着儿子一同遭受舆论谴责。

但会试是人生大事,周夫人的病又不是一天两天,如果因此拖住儿子前途,多少也有点说不过去。自己已经转过来这个弯来,但跟儿子怎么将话转回来?

左氏很讲究表达技巧,从孝威的归程安排说起:首先说轮船不可搭,理由是沿途没有官船照料,路经战争区,风险太大;再则,家里亲戚来信,说周夫人已过了危险期,不用再担心。这等于卸下儿子的思想包袱。

左氏同意儿子参加会试了,确实是这么个意思,但话不能直接这么说。左宗棠借来军营探望自己的岳阳籍同乡谢维藩的话来转过这道弯,以消除父子间这道隔阂:你谢伯伯跟我说,孝威这个人,人品、道德、文章都是不错的,不妨让他参加这场考试。左氏接过这句话随即表态:你谢伯伯说得还是有道理的,我已经答应他了。

以人证己,不动声色。事实上,左宗棠哪里是被谢维藩说服的?他这么一个有主见的人,若不是自己想通了,一百个谢维藩也说不服他。谢维藩在这里只不过充当了左宗棠放弃“愚孝”观念的台阶。

从这里可以看出左宗棠官场处事的风格。放大了去看,善于自我总结反思,及时修正自己的错误观念,是左宗棠能够团结人才,成就事功的重要的性格方面。刚直倔强与善于反思互为补充,让他不至于做决断时出现明显的失误。



二、以“忍辱负重”对抗“掣肘扯皮”


对朝廷,左宗棠则依然按照自己的策略,坚持己见。

捻军此时已打进北京,在卢沟桥一带出没,慈禧太后方寸大乱,惊恐万状。现在已被削除官爵、职位,只剩事权的左宗棠,还天天收到她的训斥与督促。左宗棠也是个急躁性格的人,他何尝不想重整旗鼓率楚军再剿捻军。但他很清楚,剿捻局部失败,问题不在自己,而在朝廷。为什么?左氏洞若观火:紫禁城方圆百里内,“大臣三,总督一,巡抚三,侍郎二,将军一,如何统御?”不理顺权力关系,怎么打胜仗。怎么办?只能慢慢来,先理顺关系。

楚军步枪



左氏心里清楚,自己应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对剿灭捻军,他确有把握,所以并不因慈禧太后近乎失去理智的夺魂催促而改变自己的主见与坚持。用左氏自己的话说:“惟朝廷不过于督责斯可耳。”这句话沉敛中带有几分憨厚。

但再沉得住气的人,也可能被催得心烦意乱,尤其是催人的是直接上级。慈禧太后一紧张难免神经质,慌乱会造成瞎指挥。好在左宗棠从小在苦水中泡大,历年来遭遇各种挫折、打击,心理素质过关,不大可能乱了方寸与阵脚。

官场大佬林立,彼此掣肘,这种情形,他已经是第二次遭遇了。

1853年年初,他在湖南巡抚衙门做幕僚时,献过“西渡围歼”之计,也曾遭遇“驻城统兵一中堂、三巡抚、三提督、十二总兵、城外两总督”相互扯皮的尴尬,情形与今天几乎一模一样。那时,他只是一名体制外高参,上级的命令根本压不到身上来,对“官大一级压死人”感触不深。现在自己头顶钦差、疆臣、伯爵一大堆头衔,朝廷体制没有变动丝毫,也难免处处受限。对于常年在外带兵、做惯了一把手、习惯了履及剑及的左宗棠,哪里受得了这种官场的周旋与虚与委蛇?他只能凭智慧规避陷阱,正道直行,不做无谓的牺牲品。

饱尝官僚游戏之苦,信末,左氏心有余悸地说:“此事毕,吾当乞身,断不再入宦场矣。”他竟然与儿子在信中说出这么一句负气的话,可见内心承受的委屈真的快要逼近极限。

当官再难,也要人做。宦海沉浮莫测,有不虞之誉,有骤加之毁,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还要成就一番事业,确非易事。

成功的人在成功之前,胸怀几乎是被委屈一路撑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