捌拾玖

一场由“脚气”引发的家庭风波

一、丈夫得“腹泻”，妻子得“脚气”

这半年来，左家内外均颇多不顺，左宗棠在外战事接连失利，夫人周诒端居家“脚气”病日益严重。

据历年书信可以看出，周诒端患的“脚气”病，不是今天所说的“脚气病”。通常说的脚气病，又叫足癣，由真菌感染引起，俗名“香港脚”。周夫人的病，由缺乏维生素B₁（硫胺素）引起，是一种常见的营养素缺乏症，即俗话说的“富贵病”，症状是双脚浮肿。

丈夫得“腹泻”，妻子得“脚气”，家人增添烦恼。

如果说，左宗棠的腹泻是性格带来的，周诒端的“脚气”则由家庭带来的。周诒端生于富贵之家，从小有丫鬟打点，可以说是在蜜罐里泡大的。

周诒端的病，从症状看属“湿性脚气”，表现为心力衰竭、疲劳、气急。

如果读者还有印象，同治五年左家举家迁往福州，她的“脚气”病发作过一次，还停留在江西养病，中间延误了一阵行程。到福州总督署后，精心调养一段时间，又恢复正常。但回湖南前夕，不幸又发作了。如此反复折腾，左宗棠只要听到“脚气”两字，大概就会本能地害头疼了。

自湖北汉口分别，举家回湖南快住满一年。左宗棠安排家人从长沙司马桥住宅搬回湘阴柳庄，本意是让四个儿子远离长沙喧嚣，以静心读书。但没想到，湘阴边上是八百里洞庭湖，“气蒸云梦泽”，湿气比长沙更重，对患有“湿性脚气”的周夫人又是雪上加霜。

二、儿子进京会试，母亲病危卧床

这一年里，孝威按照父亲书信中的教导，老老实实待在湘阴白水洞读书做文章。以前他还童心未泯，会趁机遛到后山爬高戏耍，但现在已经是二十二岁的青年，是三个弟弟的榜样，不能再嬉戏贪玩。父亲着手让他实践锻炼，将建湘阴县试馆的工作，全都交给他处理。

心性向往自由的孝威，已到过江西、浙江、福建、北京，算见过大世面了。父亲还在对他规范、批评、教训，不但限制他交友，还限制他花钱，让他难免心生抵触。二伯父左宗植受季弟左宗棠托付，也经常监督他，稍有出格，就第一时间向左宗棠写信打小报告，让孝威不得不小心翼翼，谨言慎行。

看得出来，孝威有离家自由生活一段时间的想法，而左宗棠每次写信，似乎都在暗示他，父亲靠不住，将来只能靠自己。两个原因加在一起，让孝威不顾父亲劝阻，想方设法要进京会试。

孝威一心想进京，尝试先征求母亲的意见。天下哪有母亲不考虑儿子前途的道理？周诒端忍着病痛的折磨，鼓励儿子进京会试。孝威功名心切，当真打点行李，带上书童，悄悄出发了。

瞒着父亲进京，如果母亲周诒端身体健康，这事也就过去。如果有幸高中，对家人未必不是一个意外惊喜。偏偏，在临考前的节骨眼上，母亲的“脚气”复发了，而且异乎寻常地严重，医生已经摸不到脉。

负有监管侄子责任的左宗植生怕三弟家有个三长两短，心急火燎地赶紧写信告诉左宗棠实情。

三、剿捻失败，左宗棠跌到谷底

左宗棠接到二哥的信，气急交加。

真是祸不单行，其时，他正陷身人生第二次大低谷，这次比1859年樊燮事件的压力似乎更大。

军事经过大致情况是：1867年12月17日（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西捻军从宜川强渡黄河，由陕西进入山西。左宗棠急派刘松山、郭宝昌追剿，自己殿后。不料西捻军非但没有被镇压住，反而从山西经河南杀入河北。

左宗棠写这封信时，捻军游勇先头部队已逼近卢沟桥。朝廷上下已经炸开了锅，正在金銮殿讨论怎么找剿捻军总指挥官左宗棠、李鸿章与直隶总督官文的责任，是杀是剐，还是罢官？句句听来惊魂，反正是没有一句好话。

朝廷讨论的结果，不但削了左宗棠的官职，也夺回他的恪靖伯爵封号，下旨“交部严加议处”，仅保留他的钦差大臣职务，仍有带兵权。

左宗棠一下子跌到毕生事业的谷底。

惩罚已经如此严重，慈禧太后还担心他不卖力，另追加一道命令，命左宗棠“兼程前赴保定以北，妥为督剿，以赎前愆，毋再迟误。”这是要他搏命换功，将功折罪。

生平事业遭此重创，左宗棠无比羞愧，想死的心情都有了。可想而知，再听到家庭骤生变故，本就操心重的他，会焦急到何等程度！因此严词谴责其子孝威：“尔断不准入闱赴试，天下有父履危地、母病在床，而其子犹从容就试者乎？汝安则为之矣！”父亲在战场上危在旦夕，母亲在病床上命在旦夕，你还有心思优哉游哉地不远千里参加会试，这是一个孝子能心安理得做出来的事情吗？

四、“孝”是道德，不应是法律

父亲兵败，母亲生病，儿子参加考试，这事放到今天，舆论上并没有什么不对。这是古人与今人文化观念不同造成的。

古人以“孝”为人立身之本，儿子不管做多大的官，对父母都要绝对孝敬，不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而且父母过世，还要辞去一切官职，以平民身份穿最粗的麻绳衣服，在父母坟前搭个草棚守孝三年（实为满二十五个月）。父亲死后，一如既往遵守礼制，“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反之，就是不孝。“不孝”是一种严重的罪名，不独有道德责任，更要承担“法律责任”。犯了“不孝罪”，最严重的情况下，族长有权处死。

古代中国是“熟人社会”，舆论的力量大于法律，我们的先人几千年里一直就这么过来的，家庭得以兴旺，社会得以平稳，这是中华文化的优点。但这种文化也不是没弊端，它最大的问题是对个体自由造成绑架，催生“伪道德”。个性权利无从觅得，自由意志便无从谈起。

今人多认为中国古代缺乏制度意识，这是一种误读。事实上，中国古人的制度意识比西方诸国要强。中国人的制度叫礼制。礼制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制度，而不是法律制度。它的优点，翻开历史便见，但它不是没有缺点。礼制最大的缺点在于它是整体而笼统的，标准具有很大的模糊性，难以量化，具体实行者主观好恶性强，情绪波动性大，人为操作的空间很大。这便是到了科技兴起的时代，礼制不但无法适应时代，而且难以做现代化转变的主要原因。

根据古人“孝顺”的规矩，如果周诒端因病去世，长子孝威不在身边，问题就严重了，孝威回来后即使不以死谢罪，终生也会内疚。社会舆论这一关，他无论如何过不了。

左宗棠爱子心切，所以才如此大发雷霆。

左宗棠是真生气了。他写完此信，信后又添加一句，拒绝儿子来军营见面。

五、题外

这里还有一件与上述主题无关的事情。此封信与前一封信，相隔时间半年，这很不寻常。据开头“已作书由驿寄来，计已先到。今因艾生回湘，复作此寄上”一句，可以推断，中间至少还有一封家信。这封家信怎么不见了呢？可能收录时遗失了。

这里有必要简单交代《左宗棠家书》的成书背景。

左宗棠死后，左氏家书散存长沙、湘阴两地，《左宗棠年谱》、《左文襄公全集》都没有收集。1920年（民国九年），其时已历辛亥革命，存于司马桥住宅（其时已改作左宗棠祠堂）左宗棠所写家书的雕版刻本在战火中部分损毁。四子孝同生前曾做过江苏布政使，晚年客居上海，他从长沙、湘阴两地搜集家书原稿，再带到上海整理出版，其间遗失掉部分。

民国初年，孝同整理出版的原稿，成了今天研究左宗棠家书最权威的版本。民国时期，学者许啸天据此按现代文格式分出标点，胡翼云再做校对，编为《民国文存·左宗棠家书》，后来此书内容收录进《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左宗棠所写家书得以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