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零叁
| 1870年（同治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与孝威等
票盐事，此间多以为请。盐务为腥秽之场，最易惑人视听。请颁部票，将来必又成根窝，曾侯与马穀山所以不决者此耳。天下有尽利无弊之事，尚待人献策者乎？吾湘自盐法更章，人多以此为利薮，士君子亦乐为之。恐变士为商，人心习尚日就凌夷，所益小而所损者实大，吾不以筹饷故为吾湘阶之厉也。极知芸阶、朴堂诸君，为陇谋甚工，为我之心独切，然我为大局计，为吾湘久远计，不乐为此也。
淀生已入都引见。曾岚生肯任事，少阅历，视事太易，信人太轻，时在身边尚可寡悔耳。时局方艰，人才日绌，吾之忧也。
黄子恒如肯来陇，当疏调之，恐其不耐苦耳，试询之。
正封信间，适奉颁到年赏。叩领之馀，以银钱两枚赏丰孙，两枚分赏毅孙、恩孙，荣君赐，志家庆也。丰孙学字甚知用心，吾深赏之，可传谕嘉奖。
腊月十七日辰刻又书
立定家规，不支持后代从商
一、家教渐变，从“遵古制”到“尚自由”
1869年农历十一月一日，左宗棠从泾州进驻平凉，从陕甘代理总督穆图善手中接过陕甘总督印，正式行使总督陕甘之职。这时左家又添喜，孝威与孝宽之妻各生下一个白胖小子，加上已会读书识字的左念谦（丰孙），左宗棠已是三个孙儿的爷爷。左宗棠教导儿子怎么培养孩子，他定下三条规矩：
一、每日工课断不可多，能念两百字，只念一百字，能写百字，只令写五十字；
二、起坐听其自由，不可太加拘束；
三、饮食宜淡泊，衣冠宜朴洁。
左宗棠在其子孝威六岁那年立下六条家教：
一、早眠早起；
二、读书要眼到，一笔一画莫看错；口到，一字莫含糊；心到，一字莫放过；
三、写字要端身正坐，要悬大腕，大指节要凸起，五指爪均要用劲，要爱惜笔墨纸；
四、温书要多，遍数想解；
五、读生书要细心听解；
六、走路、吃饭、穿衣、说话，均要学好样。
比照读之，两者的根本不同是：左宗棠教育儿子以“古制”严规，教育孙儿以“自由”为尚。左宗棠家教为何前后有这样的变化？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则左宗棠发现儿童教育严不如宽。孝威从小被限制自由严加管束，结果成年后对外界诱惑抵制力差。孝威进京会试，我行我素，使左宗棠深惑绝望。与其这样，不如让他从小自由不受拘束，提高抵制诱惑的免疫力；二则是爷孙“隔代亲”，父亲总希望儿子像自己，弄得父子间多仇怨，但对孙儿则不会有这个要求。
二、宽容已过锻炼期的亲人
当一个人年纪大了，则会对天伦之乐会生出一种本能的渴望，左宗棠也不例外。军国大事堆积如山，他每天忙到很晚，躺到床上仍想家人。不想还没事，一想，反倒又放心不下。
这并非多虑，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反面教材”。
左宗棠的岳父周衡生前曾做过户部侍郎，算是富贵人家，但周衡生死后，家境每况愈下。左宗棠的大舅子周汝充年轻时本是个积极上进的青年，与左宗棠常常书信交流生活与学问，谁知科场不顺，随后破罐子破摔。周汝充为躲避世俗议论，干脆花钱在广东买了个地方官头衔，闲居无事，坐吃山空，每年专等妹妹周诒端拿钱救济。一想起这件事，左宗棠心里便有说不出的酸楚。
左宗棠的三女婿黎尔民，情况也不妙。楚军创办时，黎尔民入了军营，因吊儿郎当、不学无术，常挨左宗棠的批评。后来，黎尔民跑到江西去求官，在给家人写的信中，打肿脸充胖子，冒充自己很风光。黎尔民实在混不下去了，只好卖家当，左孝琳无奈，只好向娘家求助，哭诉丈夫“典尽押绝”，希望父亲救济。左氏虽然生气，但仍给黎尔民寄去四百两银子。这真是一个令左氏尴尬的局面：周汝充“啃”妹夫，黎尔民“啃”岳父。这还不算，更多亲戚朋友排队等着自己去救济。
想到这里，左宗棠气得不行。亲戚们怎么都混成这样？原因就是从小家教不严造成的。
左宗棠很清醒自己怎么才有今天的：严守家规，勤奋自强。左家先祖从南宋起迁到湘阴，家教甚严，积善累德五百多年，打好了底子，自己碰上时代机遇，并适时抓住。机遇不常有，但一个人不可没有本事。有一技之长，不至于挨饿；一旦机遇降临，可望出人头地。
依靠祖宗五百余年的积德，左家从贫寒之家变成富贵人家，但问题也由此而来：骤然发迹，子孙成长环境发生变化。富贵环境对子孙成长也有不利之处。
怎么办？将积累清零，让子孙后代从头开始。因此左氏在信中说：“吾家积世寒素，吾骤致大名，美已尽矣。须常时蕴酿元气，再重之积累，庶可多延时日也。”怎么将历年积累清零？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是大笔捐款做慈善。
时年湖南又遭遇特大水灾，左宗棠拿出一万两养廉银捐上。这事他也不上报朝廷，避免有“以善邀功”的嫌疑。
对于早年丧父、孤苦伶仃的长侄左世延，以及总不争气且自身坏毛病一堆的外甥和哥，左宗棠也宽容待之，送他们一千两白银。毕竟，两人已经成家立业，都有老婆孩子需要养活。
自己的四个儿子呢？则依然守着每年二百两的银子，清水寡淡过日子。
儿子们靠着父亲给的一点基本生活费养家，常年在拮据中度日，愁眉苦脸。无计可施之际，一个不期而降的发财的好机会扑面而来。
三、商人可以多读书，士人不要做商人
在左宗棠去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左宗棠后人缅怀先祖
伴随着当时政策的适度调整，湖南兴起一门发财的新门路：贩卖食盐。
盐、铁是特殊商品，清朝早中期食盐市场实行“纲盐”制度，严禁私人买卖。“纲盐”制度弊端巨大，导致食盐价格畸高，贪腐滋生，地下私贩私卖猖獗，老百姓怨声载道。1826年，两江总督陶澍发起盐政改革，首次改“纲盐”为“票盐”，将食盐推向市场，即实行“国有民营”：只要手持政府发放的盐票，都可以参与食盐自由买卖。市场化消解掉了垄断的痼疾，食盐市场变得阳光健康，欣欣向荣。这一政策后来又几经反复。左宗棠写这封信时，朝廷已经恢复“票盐”制度，只要有本钱、有关系，谁都可以贩盐。
食盐暴利，扬州盐商暴发者多。湖南食盐市场刚刚放开，左宗棠的家人及亲戚都跃跃欲试。他们想利用左宗棠的声望、关系、资源，去湖南省政府打通关系，弄几张盐票。
对大权在握的左宗棠来说，为家人多弄一些盐票只是举手之劳，但他严词拒绝了。理由是，左家后代的主业是学习文化、弘扬道义，商人的主业是流通经济，赚钱富己；这两个职业桥归桥，路归路。士人变商人，弊多利少。因为士人专注的是“义”，关心的是社会公共事务与社会公共利益；变身为商人，则“义”与“利”搅和，一不留心，会失去士人的风骨与气节。
左宗棠的这个观点有问题吗？我们今天会问：商学院、工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不做商人干什么？
古代私塾没有商学院，当代工商学校培养的人才，本来就是预备商人。而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指士人。左宗棠只是不赞成士人经商，但并不反对商人读书。所以他说：“然我为大局计，为吾湘久远计，不乐为此也。”
为什么左宗棠专门跟儿子写信说起这事？他担心儿子们艳羡有钱人家，也纷纷改行做商人。左宗棠告诫儿子，要稳得住心，不要从商。
在左宗棠看来，每个人术业有专攻，儿子能做个称职的士人已经十分不容易，哪里还有多余的精力去做个“冒牌商人”？何况“变士为商，人心习尚”。如果读书人的心思不在天下大义、社会和国家正义，却透过钱眼去看待天下万事万物，最后因得了一点利益而损失了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道德与正义，那才叫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