玖拾柒
| 1868年（同治七年）五月初八日
与孝威
孝威览之：
闰月二十日辰刻一函由宛平转递夏三兄，计早已递到。顷周近帆兄至营，询及，据云似尚未接到。近帆又云，曾见尔写信寄营，亦并未到，不解其故。
前与尔信所属照办各事，非多钱不行，故作信与胡雪岩，由尔交其伙友汇银二千二百两。其同乡下第公车闻已大半南旋，或不须千两之多亦未可定。有馀，即存芝岑兄处可也。
近帆寒士有品，此来因中第后无钱开销，已送程仪二百两。同县士人得第，以古人助喜之谊言之，亦不为多耳。
五月初八日父字连镇行营写寄
资助贫困生，不要求回报
孝威应左宗棠考前动员的“送考词”，“如愿”落榜。
孝威落榜的原因有很多，母亲“脚气”病复发，父亲问责给他造成心理压力，是原因之一。文章水平尚有欠缺是实，但也不排除受了左宗棠信中“不中为宜”的影响——心理暗示的作用不可忽视。
作为父亲，左宗棠对儿子的爱，深沉又直白。作为剿捻的楚军统帅，没有接到儿子报平安的信，他居然接连数夜担忧失眠。其舐犊之情，非比寻常。
孝威当时在北京，左宗棠在河北连镇。连镇位于河北省东南部的吴桥、景县、东光县交界处，与北京距离不太远。因捻军阻隔，加上战事频繁，军行无定，左宗棠不敢接儿子来营，但也改变了原先不准来营探望的主意，要他等局势稳定后，由夏筱涛陪同来营。
儿子逗留在京，左宗棠利用这一空闲机会，安排他做一场善举。左宗棠亲自从胡雪岩的阜康钱庄里提取三千两白银，拿出一千两用于处理家事，一千五百两让孝威去资助无钱回家的落榜贫困考生。
处理家事有两笔开支，需要孝威当即办理，其中一件事是花五百两白银，以为二弟孝宽领回主事执照。主事属清朝品级中较小的底层办事官吏，属“捐纳”，也就是今天说的花钱买官。这在当时是一种公开正当行为。另一件事是花一百两白银，为母亲买高丽参[注]治病。
左宗棠在军营使用过的办公桌椅
划拨一千五百两白银做贫困生资助金，左宗棠始终惦记此事。他通过一个名叫近帆的湘阴籍考生了解到，当年湖南籍考生总数达四十多人，考试后不少人已经返湘。一个考生返回湖南的路费，往年只要二十两，但当年碰上战乱，车马公司发战争财，喊价八十两。北京物价本来就高，出门都要钱，考生哪里敢久待？多数考生看完榜后离京，仅数位考生未返。一千五百两周济这些考生后也许还有节余，左宗棠安排孝威将余钱存到楚军驻北京办事处。
考生近帆冒险潜过捻军防线，到军营拜见左宗棠。他因参加本届会试一举高中，成为新科进士，心理优越感强，所以开口向左宗棠借二百两白银。
中榜考生本不在左宗棠资助范围之内。但同乡既然找上门来，左宗棠对他第一印象也不错，于是以“助喜”的名义，送他二百两白银。
其他湖南籍贫困生资助后续如何，今天已无从查知。但从对近帆的资助中，可以看出左宗棠始终把握一点：既周济他人之困，又不让他人感到欠自己人情。
古人说：“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意思是说，帮助别人希望别人牵挂、惦记，这不是真正的善行。但这封家书里写出来，后人还是知道了，怎么解释？
只要不将做善事当作一个买卖、交易，收取现世回报，便是行真善。到了后世才被人知道，恰恰是真善的表现，因为不但救济了当事人，还可以唤起后世读者的善心，为世人树立榜样。
从历史来看，汉末时期，曹操将汉献帝迎到许昌，目的是“奉天子以令不臣”。汉献帝饥肠辘辘，能喝上热汤，吃上香米，对曹操自然感激有加，但曹操却说，许昌本就是皇帝本人的，我不过是帮您守好了，现在还给您罢了。这么一说，献帝不欠曹操人情了。
左宗棠资助贫困生与曹操对待汉献帝的手段与目的大相径庭，不具备可比性，但处理人情的技巧其实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