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期与流变

由于研究视角和侧重点的不同，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期法不下近百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分期法。“三段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梁启超提出的分期法。他将中国传统文化分为：“中国之中国”（秦统一以前）、“亚洲之中国”（秦统一至乾隆末年）、“世界之中国”（乾隆末年至今日）三个递进段落⁽²⁷⁾。“四段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金元浦提出的分期法。他把中国传统文化划分为：中国文化的萌发与争鸣阶段（先秦）、中国文化的一统与多元阶段（汉魏六朝）、中国文化的成熟与辉煌阶段（唐宋）、中国文化的继往与开来阶段（明清）⁽²⁸⁾。这种分期法在“三段说”的基础上，对唐宋中国文化发展的“黄金期”给予了相应的重视，把明清视为“继往开来”阶段，提法也很有新意。“五段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宗桂提出的分期法。他把中国传统文化分为：孕育期（殷周时期），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雏形期（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鲜明的人文意识；定型期（秦汉时期），带有制度化、模式化和程序化的特征；强化期（宋明时期），带有不同于以往的哲理性和思辨性，以及为封建政治服务的自觉性等特点；转型期（从清朝到“五四运动”），带有新旧杂陈，“死的要拖住活的，新的要突破旧的”的特征⁽²⁹⁾。“六段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冯天瑜等人提出的分期法。冯天瑜等人将中国传统文化划分为：前文明期（猿人到大禹传子），文明奠基及元典创制期（夏商周至春秋战国），一统帝国文化探索、定格期（秦汉），胡汉、中印文化融合期（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叶），近古文化定型期（唐中叶至明中叶），东西文化交汇及现代化转型期（明末迄今）⁽³⁰⁾。“八段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岱年、方克立提出的分期法。具体分期是：上古时期（使用文字以前的历史阶段），中国文化的发生；殷商西周时期，从神本走向人本；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秦汉时期，一统帝国与文化一统；魏晋南北朝时期，乱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隋唐时期，隆盛时代；两宋和辽夏金元时期，内省、精致趋向与市井文化勃兴，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会；明清时期，沉暮与开新⁽³¹⁾。

总结借鉴前人成果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大走向，从中国传统文化总体特点和主流文化发展形态上看，大致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变分为四个阶段：①远古时期多元多姿的文化源头（孕育期）；②百家争鸣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产生（发展期）；③有容乃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昌盛（繁荣期）；④闭关锁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转型期）。

一、远古时期多元多姿的文化源头（孕育期）

中国传统文化正是起源于我们现代人看来极为遥远的远古时期。夏之前至远古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期，主要标志就是远古时期多元多姿的文化源头。关于中华文化的起源，以前一直是视黄河流域为发祥的摇篮，然后向四周辐射。然而，大量的考古和文献资料证明，不但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甚至东北等北方地区以及青藏高原，都有旧石器及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广泛发现。

北京猿人文化遗址内已发现灰烬，出土了大量因烧灼而变色破裂的石块、骨骼，甚至还有木炭。这一切确凿地证明了，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已能熟练地使用火，并能有效地保存从自然界取来的火种。火的使用是旧石器时代先民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创造⁽³²⁾。在仰韶文化⁽³³⁾遗址中诸多考古发现，如陶器制造、纺织做衣、绘画雕塑、文字、历法、宫室营建等，同文献记载中炎帝黄帝时代的创造发明相吻合。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如栽培水稻、居住“干栏式”房子、驾驭舟楫、信奉崇尚凤鸟、掌握髹漆、挖凿水井等都有力地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珠江流域奇特的葬式、独特的南方建筑形式、完整的陶器、层次清楚的文化序列，令中外考古专家为之迷醉。

与物质文化的发展相适应，远古时期的观念文化也呈繁花初绽的现象，而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便是其主要的存在形态。中华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³⁴⁾、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在封建社会，祭祀是非常隆重的仪式，这种对自然的崇拜演化到最后，从最早的祭天演化到后来的封禅⁽³⁵⁾。与自然崇拜和生殖—祖先崇拜相比，图腾崇拜则是较为高级的宗教形式。部落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相互融合，推动了多元文化的融汇，使文化向心力不断加大，融铸成以华夏为代表的多元向心的文化形态。而龙这个不同部落图腾的混合物，也就升格成为华夏族共同的图腾。当初形象各异的龙，最终汇成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龟、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的完整形象，而且还被神化成能幽能明、能巨能细、能短能长、春分登天、秋分潜渊的神龙，赋予其超人的神力。这一形象改造的过程，也就是多元文化趋于融合的过程。

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中华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多元共存的。

【知识小贴士】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群，因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于余杭市（现变更为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而命名，距今约四五千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画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出现的前奏。“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表明，良渚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及强大的动员能力，说明距今5200年到4500年期间，中国的长江下游地区已经出现初期的国家，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

二、百家争鸣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产生（发展期）

中国文化在走过了远古的萌生时期之后，至夏、商、周开始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发生期。这是中国文化第一次巨大的变化。王国维说：“商周间大变革，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这个时期的主要标志就是“礼乐文化”的形成，确立了中国以人伦为本位的政治伦理型文化的基本走向。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进入了古史传说中“三皇五帝”⁽³⁶⁾的“圣人时代”，相当于西方人讲的“英雄时代”，经历了华夏集团战胜东夷、苗蛮集团取得中华民族主导地位的历史，历经夏、商、周三代终于形成“华夏”或“诸夏”族系。夏商时，据考古证明，中国有了城市，创制了文字、青铜器，并建立了国家，开始迈入文明时代。殷周时，形成了国家所有的公田制度“井田制”，西周建立后，又以血缘为纽带实行领主分封制，并形成家国同构的宗法制社会。在文化形态的发展上，“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³⁷⁾，“神巫文化”居主导地位。至西周时，周人已认识到“天命靡常”，注重“敬天保民”，周公开始“制礼作乐”以维护统治秩序。文化形态由“神本”转向“人本”，开始实现“求善”与“求治”的统一，标志着以人伦为本位的伦理政治型文化初步形成，而与之相适应的“华夏”或“诸夏”逐渐成为周边部族认同向往的“礼仪之邦”⁽³⁸⁾。

春秋以来，由于社会发展和人口增加，私田大量开垦，“井田制”遭到破坏，诸侯争夺土地，人口日盛，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世卿世禄制和分土封侯制瓦解，开始出现“礼崩乐坏”⁽³⁹⁾的局面。这不仅标志着周天子权威的失落，而且意味着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诸侯纷争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中国逐渐形成三晋、齐鲁、燕赵、楚、吴越、巴蜀等几个文化圈，经历了春秋时代的民族融合，形成“内诸夏”“夷夏大防”的传统民族意识，战国以后，韩、赵、魏、齐、燕、秦、楚七雄都成为“冠带”之国，形成文化认同。然而就在这战乱纷飞的动荡时代，中国文化进入了自己的第一个辉煌时期——百家争鸣时期。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探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才大致确定。因此，春秋战国被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⁴⁰⁾。

三、有容乃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昌盛（繁荣期）

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期包括三个分段：秦汉、隋唐和宋元。这一阶段的主要标志就是先形成了“经学独尊”局面，开启了“经典文化”时代，进而形成经、玄、佛、道兼容并包和“胡汉融合”局面，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全面走向昌盛的伟大时期。秦以变法而强，吞并六国，统一华夏，实行“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从政治和制度层面实现了“大一统”。汉承秦制，但以秦亡为鉴，由崇法转而尊黄老，实行休养生息，并“制礼”以整合统治秩序。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董仲舒倡导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学上升为“经”，并定为“名教”，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主要内容的“经学文化”基本定格，从此确立了中国文化以儒家经学为主导的基本走向。由于汉的统一和影响，“华夏”之称也逐渐被“汉人”之名替代，两汉“经学”也因之常被后人称为“汉学”。在汉以前，中国文化总体上尚处于域内自身体系发展阶段，相当于梁启超所讲的“中国之中国”的时代。自汉末以来，世族豪族拥兵割据，北方游牧民族乘虚而入，开启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中央集权削弱和长期的封建割据，客观上削弱了政治对学术的干预和对思想的禁锢。先秦游说天下之“士”，在汉魏时与“宗族”逐渐结合起来，形成了许多世家大族。西晋时颁布占田荫客制，从法律上肯定士族的经济特权，门阀士族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主要角色，中国进入世族统治时代。门阀士族的文化品格，表现出强烈的身份意识，注重家讳家谱、门第声望，讲求文化修养、仪表风雅，追求超达清贵、不尚事功等文化取向，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文化风气。有人讲，“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智慧、最具热情的一个时代”⁽⁴¹⁾。其主要标志就是经学和名教的衰颓，代之而起的是玄学兴起、佛教输入和道教勃兴，尽管经学仍占据主导地位，但已打破独尊优势，形成儒、玄、佛、道多元并存交融，呈现出兼容并包的气象和格局。这一时期也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冲突与整合的时代。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的五胡入华和胡汉融合（有人称之为胡化与汉化的较量时期）⁽⁴²⁾，隋唐形成“华胡一体”的汉族（唐人）。隋唐王朝统治核心的关陇集团，本身就是一个胡汉合流的统治集团，难怪鲁迅先生讲唐人“大有胡气”⁽⁴³⁾。传统的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⁴⁴⁾，强调“夷夏大防”的歧视和戒备心理淡化了，有的是优越的民族自信与平和心态，自然也产生了“怀柔远人”“爱之如一”的民族开明政策。这“给温文儒雅却受缚于礼教而显得冷淡僵硬的汉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⁴⁵⁾，不仅有“胡气”，也融“佛气”，更现“大气”。国力强盛是文化繁荣的基础，在隋唐大统一、经济社会繁荣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基础上，这种基于民族融合和对外开放而产生的文化融合效应，在隋唐时得到了充分释放，呈现出自信恢宏的“盛唐气象”。唐代中叶以来，领主庄园经济向地主—自耕农经济转型，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征税从以人丁为主向土地为主转变。

在唐以后，因科举盛行，门阀世族淡出政治；官僚政治转向“崇文抑武”，形成文官政治，开启士大夫政治先河。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兴起。伴随着这些社会变革，唐中叶以来中国文化开始转折。始自中唐韩愈复兴儒学“道统”、李翱提倡“复性说”，到宋明时，由儒、道、释三教合流走向三教合一，产生了思辨儒学体系——理学，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理念逐步得到士大夫的广泛认同，以儒为本位、儒道释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最终形成。文化也开始分野，除了士大夫的雅文化，市井俗文化渐趋兴盛。从总体特征上看，“民族文化的气质从汉唐的雄强外拓转向精致内敛”⁽⁴⁶⁾。与唐代相比，不仅文化的“气度”“格调”不同，其国力与相适应的文化“吞吐力”也难与盛唐时相比。

自唐至清，也是“近古民族同化、民族融合加快、加深的时代”⁽⁴⁷⁾，这一时期契丹、女真、蒙古相继争夺入主中原，仿照中原王朝模式建立政权，拥有国号、年号、政权机构和相关的礼仪制度，汉化程度至深，这与魏晋南北朝时的“汉化”与“胡化”交融有很大的不同，同时区域内的民族融合也在发展，由民族融合带来的文化融合出现了全面“汉化”的态势⁽⁴⁸⁾。

四、闭关锁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转型期）

明清两代进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性和反思时代，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了其盛极而衰的最后阶段。这种总结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日趋滋长的反传统思想，如王守仁的心学思想、李贽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进步思想，以及清初三大杰出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的文化反思。明清之际会产生日趋滋长的反传统思想，最根本原因在于空前严厉的文化专制。明清文化专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兴“文字狱”。其次，从明代的复古浪潮到清代的“考据学”⁽⁴⁹⁾。文字狱的残酷及血腥，使明清文化人士把眼光越来越避开现世，而把目光投入了古代，把精力投入了“考据学”。“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⁵⁰⁾便是这种情形的真实反映。明清统治者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几千年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进行收集、钩沉、考证、考辨，编纂了大型类书《永乐大典》⁽⁵¹⁾《古今图书集成》、大型字典《康熙字典》、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等。最后，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发展变化的市民文学逐渐发展起来，小说、戏曲应运而生，成了明清时代文学的主流。小说有明清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戏曲有《牡丹亭》影响最大。

早期启蒙思想的勃兴，理学走向衰微，并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历程，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步入向近代文化转型的历程。清中叶以来，英国等西方列强用炮舰加商品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行将中国纳入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体系，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也带来了中西文化的强烈碰撞冲突，以“救亡图存”“变法自强”为主题，中国文化进入了反思自觉时期。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终于使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把中国推向了衰落与耻辱的时代，面对列强瓜分、民族危亡的局面，中国人逐渐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自觉意识。在文化反思上，经历了“文化自卑”向“文化自强”的转变，从认为“技不如人”，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搞“洋务运动”，到认为“制不如人”，搞“戊戌变法”，再到认为“文化不如人”，开启“新文化运动”，“古今”“中西”之争异常激烈，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由此进入了一个衰落、蜕变与新生并存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