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府将要遵循的只能是严格的法律

（摘自1907年3月6日杜马辩论后斯托雷平所作的解释）

我想要指出，政府的各项活动、自己对国家杜马的各个声明将要遵循的只能是严格的法律。政府应当努力寻找可能共同工作的土壤，找到我们同样都能理解的语言。我认为，仇恨和愤怒的语言不可能是这样的语言；我是不会用仇恨和愤怒的语言的……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按君主的意志赋予国家杜马的不是对政府表示不赞成、谴责及不信任的权利。这不意味着政府将逃避责任。我认为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在改变国家的各种立法支柱的时刻被授予权力的那些人，意识到了自己承担各种的重任，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承担的重大责任，这是极不理智的……我们也像你们一样，要为我们在这一历史关头的行为向历史负责，我们的行为应当使我们的祖国富强，而不是相互斗争。我确信国家杜马中想要工作、想要让人民受教育、想要解决农民土地需要的那部分人，是能够在这里提出自己的观点的，即使是与政府的观点相对立的观点也行。我要说的甚至更多。我要说的是，政府将欢迎对任何混乱现象、任何舞弊行为的各种公开揭露。在那些还没有制定明确的法规的国家，重心、权力的中心不在法，而在人。先生们，人总是要犯错误、兴奋、滥用权力的。但愿这些滥用权力的行为被揭露出来，受到审判和谴责，但政府应当以另外的方式对待各种导致情绪出现的攻击，在有情绪的气氛下应当有公开发表意见的准备。这些攻击有意要造成政府、政权的瘫痪，无论是要求还是思想观点，它们都可以归结为向当局提出的两个词：“缴械投降！”先生们，对这两个词，意识到自己正确性的政府也只能用两个词作出十分镇静的回答：“不要恫吓！”（右面响起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