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导读·世纪之交的思想激荡

郭春生

一

公元1500年前后，人类历史拉开了近代社会的大幕。以此时出现的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为标志，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在尼德兰、英、法等国展开，18世纪后期又出现了产业革命的滚滚浪潮。到19世纪后半期，英、法、美等国已成为现代宪政国家，经济上也已完成工业革命而成为初步工业化国家。但是，在通往现代国家之路的洪流之中，地跨欧亚两大洲的俄国这个世界大国却远远地被甩在了后面。

俄国的落后主要体现在农奴制度、沙皇专制制度和东正教三个方面。进入19世纪，俄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仍然盛行农奴制的世界大国。在农奴制下，农奴主不仅享有对农奴财产的支配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支配农奴的人身。就是这样一种严重违反平等原则的落后制度，却堂而皇之地存在于俄国近代社会。俄国落后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它的沙皇专制制度，当时统治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从17世纪开始即统治着俄罗斯，到19世纪末，罗曼诺夫王朝的封建统治已经延续了三百多年。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专制沙皇利用东正教牢牢地控制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垄断着文化与教育，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861年俄国进行的废除农奴制改革是其步入现代社会的重要步骤。但是，俄国之所以能够迈出这一步，并不是凭借社会的自身变化来完成的，而是在外力的强烈刺激下才实现的。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在俄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使得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认识到，如果统治者不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度，农民就会自下而上地推翻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起，沙皇政府进行了以废除农奴制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从而也拉开了俄国社会现代变革的序幕。

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全方位的，它不仅废除了农奴制，而且同时进行了相应的军事改革、司法改革，甚至还进行了对之后俄国政治影响深远的地方自治改革。这些改革虽然没有一劳永逸地消灭农奴制造成的弊端，也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沙皇专制制度，但它们均对俄国社会的现代变革具有深远的影响，如司法改革在俄国社会中培养了民众的法律意识，而法律意识正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现代性因素；地方自治改革则培养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到20世纪初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大多来自地方自治机构的积极参与者。

大变革时代往往也是社会分裂的时代。大多数处在大变革时代的社会，都会出现力量的分野，一般都会存在三种力量：一是守旧力量，二是渐进变革力量，三是激进变革力量。守旧力量主要来自传统社会中占优势地位的社会阶层，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往往反对变革。如果进行更细致的划分，在守旧力量的队伍中还可以区分顽固守旧派和一般保守派，顽固守旧派是指固守旧传统而一味拒绝变革的势力，他们惧怕新事物，千方百计地对新事物进行攻击。在守旧力量中也有少数人意识到变革是大势所趋，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提出十分保守的变革方案。但是，他们提出的变革方案又往往沦为空谈，因为他们的方案上不能见容于庞大的顽固守旧力量，下又不能满足改革力量的要求，所以总是遭受到上下夹击而失败。总的来看，随着社会的激烈变化，特别是社会不断遭受外来的冲击，守旧力量就会逐渐趋弱。

渐进变革力量任何时代都是社会中积极的社会力量。渐进变革力量的社会来源比较广泛，由社会中的各个阶层的精英组成。这种社会力量是一个具有充分理智和智慧的群体，他们置身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对自己所生存的社会具有充分的理解和认知；而且，这部分人对社会的变化十分敏感，他们既能感受社会新生力量的出现，体会新生力量的要求，又对外部世界有充分的了解，认识到世界发展大势。所以，他们往往能提出稳妥的、建立在他们生活的社会现实基础上的社会改革方案。在不受外力冲击或微弱的外力冲击的社会正常发展状态下，渐进变革力量是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力量，对社会的不断进步有重大贡献。但是，从近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大多数国家的发展进程都受到巨大的外力冲击，使社会发展不能维持一个渐进的发展状态。这时，渐进改革派就要承受多方压力，特别是来自激进力量的压力，而渐进改革的路线也往往难以为继。

激进变革力量是大变革时代的产物。在社会缓慢发展的时期，亦会有少数人提出激进的变革方案，但这种方案往往是虚幻空想的，不是社会发展现实的反映。当然，这少数人也往往被看作异端，其激进社会方案也不可能实现。但是，在社会变革时代，尤其是在整个世界发展不平衡的大变革时代，对一个社会来说，激进改革便会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其拥护者也会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这是因为，在大变革时代，变革是大势所趋，要求社会变革的人群会空前壮大，这就使得变革具有雄厚的社会基础；变革时代人们的变革要求会日益高涨，提出的社会变革目标往往会超越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所主张的社会变革的方式方法往往是激烈的，目标是远大的；最主要的是，在一个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年代，相对于一个落后的社会来说，先进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变革的样板，具有忧患意识的社会精英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快速地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他们提出的变革方案也是以先进国家为目标的，不过，这样的方案对于自己的国家而言往往是超越社会现实的激进方案；更有甚者，西方国家虽然是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先行者，它们的社会也存在许许多多的问题，社会矛盾也十分激烈，在它们的社会中也存在一批仁人志士提出激进的社会改革方案，而这些方案也为东方国家的社会精英们吸收借鉴，对落后的东方社会而言，这些方案无疑是更为激进的。由此来看，对于落后的东方社会来说，激进变革力量特别容易形成和积聚，成为强大的社会力量，引导社会走向激进变革的道路。

俄国的各种政治力量就是在废除农奴制改革之后形成的。

二

沙皇俄国只是在废除农奴制改革之后，才真正形成了近代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同时这些政治力量也开始明确表达其政治意愿，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19世纪60年代末民粹派的形成。

农民问题是19世纪中叶俄国最根本的社会问题，废除农奴制改革名义上解放了农民，实际上却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自然会引起农民的激烈反抗，民粹派的出现就是农民反抗情绪的典型表现。19世纪60年代末，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深切感受到俄国农民的苦难，对农民抱有深深的同情。他们从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体系中汲取营养，形成民粹社会主义思想。民粹派认为，俄国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具有天生的革命倾向；俄国应该走依靠农民、以农民“村社”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他们自称人民的精粹，所以被称为“民粹派”，他们所发起的行动被称为“民粹派运动”。民粹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群体，它是近代俄国第一个在政府之外既有力量采取政治行动，又有能力表达自己政治愿望的社会政治群体。在民粹主义的旗帜下有许多思想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拉甫罗夫、特卡乔夫和巴枯宁。

彼得·拉甫洛维奇·拉甫罗夫（Пётр Лаврович Лавров，1823—1900年）在民粹派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位出生于陆军上校家庭的知识分子在19世纪60年代末成为一位具有明显民粹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者，他因参与民粹派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活动而被放逐到沃洛格达。在这个具有标志性的放逐地，他写出了《论史信札》这一名著。1870年拉甫罗夫逃亡国外，在法国参加了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运动，因被公社派到布鲁塞尔和伦敦组织支援工作，他侥幸躲过了法国政府的迫害。1873年他在巴黎创办了《前进》杂志，成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主张进化的社会主义，认为要经过长期的教育和伦理宣传来为新社会的建设铺平道路，反对立即进行革命。因此，他拒绝同涅恰耶夫、巴枯宁及特卡切夫等激烈的民粹主义者交往。不过拉甫罗夫的观点在不断变化，后来他对密谋、暗杀等活动也逐渐持同情态度，1884—1886年，他在伦敦与吉霍米洛夫合编了《民意》杂志。

拉甫罗夫认为，人类在基本需要的驱使下，一开始都是单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但在人类共同社会生活中，在利己主义行为以外，也发展了利他主义的行为，于是产生了正义感，产生了慈善和互相友爱的意识。此外，智力的成长带来了批判的能力，使冲动理性化，成为伦理上必须遵循的原则。理智的运用改变了完全由习惯支配一切的做法，人类形成了理想，并作出合乎道德的抉择。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始终是某些个人起着带头作用，并且通过教诲和示范逐渐赢得皈依者。因此，文明的发展始终是少数天资过人而又富有正义感的人的成就，他们领导人民走向更好的生活方式，不过，少数的这部分人完成自己使命的方式不是立即发动革命，“这一小部分开明的人肩负的责任，不是为了施恩于大多数人而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人民，而是要向人民讲清楚他们的真正需要、满足这些需要的最好办法以及人民中蕴藏着的力量”。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以全部精力为人民工作，因为是人民给了他们优越的机会。

拉甫罗夫认为，“为了胜利，必须组织政党”。政党是由“具有思想和信念的，坚毅的盟员组成的；他们清楚地懂得，他们为何聚集在一起；他们非常珍视自己的独立信念；他们下定决心，为了这些信念的胜利而全力以赴。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才有希望避免威胁他们的两种危险：不瓦解，也不陷于停滞”。政党由“具有批判思维能力和强烈愿望的个人联合起来”，它的“核心是为数不多的经过锻炼的、深思熟虑的、具有坚强毅力的和把批判思维与事业紧密联系起来的人，在他们周围，是受过较少锻炼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政党自身的目的，必须使政党更有力地组织起来，更具有战斗力，“党经常集中也必须集中自己组织的一切力量，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来反对这些敌人，采取一切手段进行斗争，集中打击敌人”。在关键的时刻，哪个政党组织得更好，哪个政党就能够更好地利用各种机会，哪个政党就能够获得胜利。

民粹派社会主义另一派别的代表人物是特卡乔夫（Петр Никитич Ткачев，1844—1886年）。特卡乔夫1844年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1861年进入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学习，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866年，发生了卡拉克佐夫小组刺杀沙皇未遂事件，特卡乔夫与该小组有密切联系。1868年特卡乔夫发表了《未来的人们和少数英雄》一文，指出大多数的人是无知的，他们只能跟在少数知识分子身后才能前进。就在这一年，他和另一位极端革命家涅恰耶夫一道，积极组织参加学生运动，力图将1868—1869年的学潮引向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1869年特卡乔夫被逮捕，审讯两年后被流放。1873年，特卡乔夫逃亡到日内瓦，之后与拉甫罗夫一起编辑《前进》杂志。不久，他与拉甫罗夫出现分歧，另组秘密团体，1874年他还专门写了《俄国革命宣传的任务》一文，表达与拉甫罗夫的分歧。他认为，革命的时机不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一个革命者永远认为而且应该认为自己有权在任何时候号召人民举行起义；他与庸俗哲学家的区别，就在于他不是等待历史事件的进程本身指出变革的时刻，而是自己选择这个时刻，就在于他承认人民随时都准备起来革命……谁不相信当前有发生革命的可能，谁就是不相信人民，谁就是不相信人民随时都准备起来革命……”

1875年起，特卡乔夫参与《警钟》杂志的编辑出版，这时他的民粹主义观点更加鲜明，特别强调“村社原则应当成为我们大家梦寐以求的未来社会的基石”。1880年起，他开始为布朗基派报纸撰稿，同时他的政治主张也越来越接近法国的布朗基主义，主张由革命的少数人组织密谋团体，运用密谋、暗杀等恐怖手段夺取政权，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而人民群众在此只是被动地充当看客，等待这些革命家给他们带来幸福。他还错误地认为，专制在俄国是“悬在空中的”，没有社会基础，也不代表任何阶级的利益。本书摘译了特卡乔夫1881年9月发表在《警钟》上的文章《恐怖主义是俄罗斯道德和社会复兴的唯一手段》，充分地显示了他的布朗基主义的观点和倾向。

特卡乔夫的观点在民粹派社会主义者中引发了激烈争论。拉甫罗夫专门写了《俄国社会革命青年》一文，指出少数革命者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人民大会、人民公社的“专制制度”，而不是革命者的少数人的专政。特卡乔夫为了引起恩格斯的注意，在1874年特别在《哨兵报》上发表《彼得·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李卜克内西的建议下特意进行了答复。恩格斯批评特卡乔夫是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并且针对他必须立即进行革命的主张讽刺说：“那么你就干你所不能拒绝的事情吧，今天就立刻去干革命并把俄罗斯国家彻底摧毁吧，不然的话，末了你会酿成更大的灾祸！”恩格斯还专门写了一篇概括论述俄国问题的文章，对1861年废除农奴制改革之后俄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针对俄国民粹派的在俄国不需要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恩格斯明确指出，要实现社会主义，不仅仅需要革命的无产阶级，而且需要资产阶级，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绝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会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能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1814—1876年）是俄国著名的民粹派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巴枯宁1814年5月出生于特维尔省一个贵族家庭，1833年毕业于彼得堡炮兵学校，1836年开始研究哲学问题，1840年他在赫尔岑等人的帮助下侨居西欧，接触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尤其受到普鲁东主义和魏特林主义的思想影响。1848年革命期间，他支持波兰人民反对沙皇统治的斗争，鼓吹泛斯拉夫主义，主张建立斯拉夫联邦。因为参加布拉格人民起义和德累斯顿起义，他被逮捕并于1851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监狱中，他给沙皇尼古拉一世写了长篇《忏悔录》，1857年被判终身流放西伯利亚。1861年6月他从流放地外逃，从日本、美国到达英国和西欧，开始更积极地参与反沙皇专制的斗争。在19世纪60年代他与俄国境内的民粹派取得联系，其思想在民粹派中产生很大影响。巴枯宁反对其他形式的政治斗争，主张通过暴力行动立即消灭国家，建立自下而上的自由公社联邦，公社的个人和团体都享有绝对的自由。巴枯宁反对私有制，主张消灭国家、废除继承权进而废除私有制，将生产资料交给各个工农生产组织支配。巴枯宁将人性的完善作为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的目标，认为当人获得绝对自由时人性才能获得完美的实现。1864年11月，巴枯宁在伦敦见到了马克思，1968年加入了第一国际，1871年因搞分裂活动被开除出第一国际。1873年他出版了《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集中阐述了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1876年7月他在伯尔尼病逝。

1873年，在拉甫罗夫、巴枯宁等民粹派领袖的号召下，民粹派发起了“到民间去”运动，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号召农民起来反抗沙皇专制统治，形成了很大的声势。但是农民并不理解民粹派的主张，他们以迷茫的眼神和麻木的态度对待那些前来启发他们“共产主义本能”的民粹派青年，更有甚者竟向沙皇政府的保安机构告发。沙皇政府于是在1874年底加强了对民粹派的镇压，使民粹派遭受沉重打击。因此，到1875年，“到民间去”运动基本上销声匿迹了。运动的失败使一部分民粹派分子认为，目前俄国农民还是落后和保守的，他们需要先进分子以革命行动进行启发和震动，这正是俄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在此之后，民粹派的活动开始更具有组织性。1876年，遍布各地的民粹派小组在彼得堡组织成立了“土地与自由社”，其斗争纲领主要包括争取将全部土地平分给农民，争取村社完全的自主权等。因为斗争策略上的分歧，“土地与自由社”很快分裂，在1879年分裂为“土地平分社”和“民意党”两个组织，其中“土地平分社”坚持原来的纲领，“民意党”人则将对反动首领进行恐怖暗杀看作最重要的策略。1881年，民意党人成功策划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结果招致沙皇政府新一轮的残酷镇压，使民粹派运动陷入低谷。此后，逐渐兴起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打破了民粹主义在俄国非官方的政治思想界绝对优势的影响和地位。不过，民粹派延续了他们对广大农民阶级的影响，许多民粹派分子继续留在农村为农民工作，有的则进入地方自治局成为农民的代表，留在城市的民粹派分子有的坚持宣传工作，有的固守恐怖暗杀策略。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民粹派逐渐承认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事实，进而出现了从革命民粹主义向自由民粹主义的转变，一些民粹派思想家吸收了自由主义的思想成分，逐渐拉近了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距离。进入19世纪90年代，俄国出现了许多新的民粹派组织，其中一些组织以“社会革命党”自称，如“民权派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北方联盟”、“南方社会革命党”等。1901年底，“社会革命党北方联盟”等几个组织的代表在柏林聚会商议，达成建立统一的社会革命党的协议。人们一般认为社会革命党由此形成。1902年1月，《革命俄罗斯》报第3期上通告了社会革命党成立的消息。不过，在此之后，组成社会革命党的诸多团体仍然各自行动，并没有实质的联合。维克多·切尔诺夫等人致力于党的联合并开始起草党的纲领，这一纲领正式发表在1904年5月的《革命俄国报》上。直至1905年12月底到1906年1月初，社会革命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该党组建的任务才真正完成。当时在党内享有巨大威望的切尔诺夫是党纲的报告人，而且是大会通过的大部分决议的作者。本书摘译了社会革命党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这个纲领，虽然该党内部分裂严重，但在建立民主共和国、土地社会化等问题上各派的主张是一致的，在党纲中也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在这一纲领中，社会革命党承认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同时指出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重大弊端。社会革命党的目标是消灭阶级，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将所有社会机构从剥削阶级的权力下解放出来，使它们成为有计划地组织社会劳动的机关。

维克多·米哈伊洛夫斯基·切尔诺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1873—1952年）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重要领导人和理论家，他1873年11月出生在萨马拉省，中学期间就因参加民粹主义运动被学校开除，1892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站在民粹派立场同马克思主义论战。1901年底他加入社会革命党，逐渐成为党内的活跃人物，尤其是在1905年底俄国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充分体现了他在党内的重要地位，他所起草的文件长期作为社会革命党的指导思想。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曾担任临时政府的农业部部长，十月革命胜利后持反对革命的立场，流亡国外一直到1952年4月在美国去世。

但是，统一的社会革命党成立之时，也正是该党内部分裂的开始。主要围绕党纲问题，在社会革命党内部出现巨大分歧，明显存在着左、中、右三派，其中左派以М．И．萨科洛夫和Е．乌斯季诺夫为首，该派又称“最高纲领派”。他们摒弃一切合法斗争形式，将恐怖行动视为唯一的准则。1906年10月，该派组建了“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主义者同盟”。右翼以В．А．米亚科京等人为代表，他们又被称为自由民粹派。这部分人反对社会革命党的秘密活动、恐怖手段、暂时革命专政等原则，1906年9月另建了“人民社会主义党”。以切尔诺夫等人为首的中间派别是社会革命党的主流，他们不仅在社会革命党的纲领制定中起了关键作用，而且是党的一大之后最主要的一个派别。

从1905年革命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社会革命党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该党在俄国社会中的影响也持续增强，在1917年二月革命前后曾经是俄国第一大党。在十月革命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并肩作战，赢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随着革命的胜利，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也越来越严重，直至最后被取缔。

本书还摘译了民粹派兴起时期一个典型的政治恐怖主义者涅恰耶夫（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иевич Нечаев，1847—1882年）的代表作《革命者教义问答》。涅恰耶夫1847年10月生于俄罗斯符拉基米尔斯克省一个经营旅店的小市民家庭，他自学了中学课程，1867年到彼得堡大学医学院做旁听生，开始参加大学生的政治活动。1869年因参加大学生运动被沙皇政府追捕，逃亡西欧，在日内瓦与巴枯宁交往甚密，他的思想也深受巴枯宁、特卡乔夫思想的影响，同时他的思想也感染着巴枯宁、特卡乔夫等人。他的《革命者教义问答》就是产生于1869年。同时，他还与巴枯宁一起出版了《革命问题方法》、《革命原则》等文章。1869年8月，涅恰耶夫曾潜回俄国，在莫斯科组织大学生参加的“人民审判团”，但很快又因枪杀不接受其领导的大学生伊万诺夫事件逃亡西欧，曾在伦敦创办了《村社》杂志，大肆宣扬他的“兵营社会主义”思想。1872年他在瑞士被捕，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关押。1882年12月他病死狱中。

人们一般不把涅恰耶夫划归于民粹派，但他确与民粹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思想也对民粹派有重大影响。《革命者教义问答》是涅恰耶夫革命恐怖主义思想的最重要著作，共分为4个部分，分别回答了对革命者自身的要求、革命者与革命同志的关系、革命者与社会的关系以及革命组织与人民大众的关系等问题。涅恰耶夫认为，为了摧毁旧世界，革命者应该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建立严密的革命家组织，通过成功的密谋暴动夺取政权，使革命获得成功。他的思想属于极端的革命恐怖主义，对此后的俄国革命运动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涅恰耶夫主义也反映了俄国下层社会政治发展的现实，反映了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已近穷途的实际情况。”

就是在民粹派的队伍中，分裂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的大量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已广为人知，在此不多赘述。在此需要提到的是列宁，他是读着普列汉诺夫的书走上马克思主义革命家道路的。

随着19世纪末俄国工业革命的高涨，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迅速发展，民粹派主张的俄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的思想在现实中逐渐落空。此时俄国的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都迅速壮大起来，代表着两个阶级的政治力量也日趋成熟。19世纪90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共同驳斥民粹派的观点，使民粹主义遭受沉重打击。在与民粹派的论战中，自由主义思想家斯图卢威（Пе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Струве，1870—1944年）特别引人瞩目，他1895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在1897年即发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述评》一书，与列宁在同一年发表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相映成辉，他在书中批评民粹主义，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1896年，他出席了第二国际世界社会主义者在伦敦召开的代表大会。1898年他成为新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员。然而，在经历了短暂的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之后，斯图卢威迅即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1902年任《解放》杂志编辑，成为自由主义的重要喉舌。1905年他成为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领袖。十月革命后他反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流亡国外，最终病逝于巴黎。国内对斯图卢威的作品已经有很多翻译和介绍，本书只选择没有见诸国内的两篇著作进行翻译和介绍，其中《什么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从哲学和历史的高度对民族主义进行了阐释，同时为自由主义做了充分的辩护，认为自由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唯一形式，真正的民族主义就是对人的绝对尊重。

除了斯图卢威的自由主义思想外，本书还选择了曾担任大臣会议主席的斯托雷平（Пётр Аркад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1862—1911年）的多篇讲话。斯托雷平于1906年担任大臣会议主席。1907年他策动“六三政变”镇压了革命。从思想源流上说，斯托雷平属于官方自由主义的范畴，他在担任大臣会议主席期间，大力推行解散村社的措施，试图以此让农民脱离村社，提供更多自由土地和自由劳动力，从而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新的条件。面对1905年革命后的社会动荡，斯托雷平坦言：“他们需要大动荡，我们需要伟大的俄罗斯！”1911年，斯托雷平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本书摘译了斯托雷平1907—1910年在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上的几段讲话，集中体现了斯托雷平的自由主义思想。虽然受命于沙皇专制君主，斯托雷平却能够以法治精神治理国家。在这些讲话中，斯托雷平表达了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法治原则，“个别的法案按一般的立法程序来看是新的已经成熟的要求的自然反映，在国家管理的总系统中能够找到自己的现成位置。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了自然成熟的各个阶段的法律，就是为社会的自我意识所接受的，它的各个细节都为人民所理解，审议、通过或不通过它都不是复杂的事，政府的辩护任务非常简单。”使俄国成为法治国家是斯托雷平的执政理念。斯托雷平认为应尊重俄罗斯的历史传统，他特别强调东正教在俄国历史和现实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确立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时，承认东正教在俄国社会中的独特地位。

此外，本书还摘译了20世纪初另一位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米留科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1943年）的两篇讲话。米留科夫出身贵族，有条件接受良好的初等教育，又于1877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历史哲学系学习。1886年他成为莫斯科大学编外副教授，同时开始参与政治社会活动。1895年他因思想不可靠被开除大学教授职位后，考察了英、法、德、意等西方国家，倾心于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提出俄国“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由君主专制政体过渡到君主立宪政体，建立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1902年他便开始参与斯图卢威主编的自由主义杂志《解放》的写作和出版工作。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成立后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国家杜马时期，米留科夫力主立宪民主党参加国家杜马，他则担任了第三、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始终坚持立宪民主的政治目标。本书摘译的1909年11月在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客观分析了俄罗斯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各种政治力量，指出了立宪民主党的斗争策略。1916年他在国家杜马中的讲话则是俄国战争失败所导致的混乱局势在政治领域中的客观反映。1917年二月革命后，米留科夫担任临时政府第一任外交部长，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十月革命后他流亡国家外，反对苏维埃政权。1943年3月他在法国病逝。

三

本书着重选择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思想领域中的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著作进行译介。之所以重点选择保守主义思潮的著作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其一，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革命激进主义的著作，已经大量地出现在中文文献中，为国人所熟知，所以，在这里就不再重点选择这种类型的著作进行译介；其二，保守主义对俄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影响之大，是其他思想流派所无法比拟的。在沙皇专制制度下，保守主义属于为专制制度辩护的思想流派，自然也就受到专制制度的庇护，二者相辅相成，力量强大。从十二月党人武装起义开始，俄国的专制制度开始受到质疑，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专制制度从来也没有遭受到重大冲击；哪怕是进入20世纪之后，1905年革命也并没有否定沙皇专制制度，沙皇政府只是颁布了一纸准备召开国家杜马的宣言，就轻而易举地扑灭了革命的火焰，沙皇的权力没有受到多大损害。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专制沙皇仍然牢牢地把握着国家政权。正因如此，整个19世纪一直延续到“一战”前，作为专制权力保卫者和辩护者的保守主义也一直占有优势。对于这样一支占有优势的思想流派，如果我们缺乏了解和认识的话，那么对这一时期俄国的思想全貌的理解，就肯定是残缺不全的；其三，保守主义并非是完全固守传统，它往往也是主张变革的，只不过其主张变革的程度较低罢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是俄国的大变革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几乎没有什么人会固守残缺。同样作为思想精英的保守主义者，自然也并非对周围快速变化的世界无动于衷，他们也会适时地提出自己的变革主张，来迎合时代变革造成的挑战。本书重点选择的两位保守主义的思想家莫不是这样的代表人物。读者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时定会体会出变革的滋味；其四，历史是不可割断的，保守主义的思想主张哪怕是在革命后的苏联时期也有重大影响，在今天的俄罗斯也处处可以见到它的影子。一般认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总是导致翻天覆地的变化，更何况是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迥异于革命前的沙皇俄国。但是，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它具有发展的连续性特征，即便是摧枯拉朽式的革命，也不能像快刀断绳一样将社会断成截然分开的前后两段，所以，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仍然存在着许多沙皇俄国时期的政治的、社会的因素，从思想上说，帝俄时期保守主义的不少思想要素在苏联时期改头换面地表现出来。所以说，对帝俄时期保守主义思想的全面和深刻的理解，也有助于加深对苏维埃国家的认识。

本书摘译的第一部保守主义的思想家的作品出自列夫·吉霍米洛夫。令人惊奇的是，前面提到普列汉诺夫、列宁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深受民粹派思想的影响甚至是从民粹派转变而来，而像吉霍米洛夫这样的保守主义者也是从民粹派转变而来。

吉霍米洛夫（Ле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Тихомиров，1852—1923年）1852年1月19日出生在高加索的一个军医家庭。1864年进入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学，他在那里接受了革命思想，这时他最喜欢的功课是俄罗斯文学，最喜欢的作家是皮萨列夫（Писалев）。他以优异的成绩中学毕业，1870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1971年转入医学系。1871年秋，吉霍米洛夫参加了著名的革命青年组织“柴科夫派”，在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873年夏天吉霍米洛夫迁居彼得堡，在那里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873年11月他被沙皇政府逮捕，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达4年多时间。1877年他被列入著名的民粹派宣传分子“193号案件”。1878年1月，吉霍米洛夫获释，但仍处在监视下，被遣往家乡新罗西斯克。从1878年10月到1881年4月他用化名秘密居住在圣彼得堡，从事革命活动，成为民粹派“土地与自由社”中心成员，是革命民粹主义者中重要的领导人。在“土地与自由社”、“黑土平分社”与“民意党”公开分裂后，吉霍米洛夫加入了“民意党”，成为民意党执行委员会成员，在民意党党纲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并主持编辑《人民意志报》。1881年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吉霍米洛夫没有直接参与此事，但此后他以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起草《民意党执委会致亚历山大三世书》。1882年，为了逃避抓捕，他流亡国外，先到了瑞士，此后在法国居住。在巴黎，他与民粹派“宣传派”领袖拉甫罗夫（П．Л．Лавров）一起编辑《民意通报》。

从加入“民意党”开始，吉霍米洛夫就是民意党的重要理论家。与民意党其他理论家一样，他认为俄国的问题只有通过革命的道路才能解决，但与众不同的是，他认为马克思没有研究俄国，因此不懂得俄国的历史特性，所以俄国的革命者绝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不能到马克思那里寻求俄国革命的纲领；马克思在欧洲（主要是西欧）是伟大的理论家和政治领袖，而在俄国他没有这种作用。吉霍米洛夫主张以革命的暴力推翻君主专制统治，以“社会主义”的“人民专制”取代沙皇专制主义；俄国社会主义者不能等待资本主义关系成熟后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要土地和政权过渡到人民手中，社会主义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俄国确立。但是，在西欧居住期间，通过观察西方国家议会的争论，他熟悉了党派政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尤其厌倦了“民意党”的恐怖主义的纲领和路线，认为恐怖主义的危害极大，它会使蔑视社会、人民、国家的情绪滋长，并助长与任何社会制度都不相融的专横心理；同时它会使党失去创造力，不利于党发展为普遍的群众运动。在比较了党派争吵下孱弱的法兰西和亚历山大三世强有力统治下的稳定的俄罗斯帝国之后，吉霍米洛夫开始倾向于后者。与此同时，他也将俄罗斯东正教和俄罗斯沙皇政治联系起来，认为二者都是俄罗斯帝国稳定的基础。1888年，吉霍米洛夫做出了惊人之举，他在巴黎发表《我为何不再当革命家？》（Почему я перестал быть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м），公开宣告自己的思想转变：思想和生活是不断变化的，我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各个民族的发展要建立在一定的原则基础上，这种原则就是该民族生长过程中所依赖的那些原则。俄罗斯民族也不例外，君主制是历史形成的，俄国革命者应该正视俄罗斯历史原则和现实，承认君主制对俄罗斯国家的重要性。吉霍米洛夫的所作所为在革命队伍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他受到来自多方的质疑和压力。本书摘译了他的这篇文章，让读者看一看吉霍米洛夫是怎样为自己辩护的。

1888年12月9日，吉霍米洛夫致书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请求宽恕，他反思了自己的思想历程，否定了人民专制的可行性，并对君主制最高权威表示了忠心。吉霍米洛夫得到了亚历山大三世的宽恕，允许他返回俄国，但需要在5年内处于监视之下。1890年6月，内务大臣杜尔诺沃向亚历山大三世建议减轻对吉霍米洛夫的惩罚，沙皇政府给予吉霍米洛夫完全的自由，允许他在帝国各地自由居住。1890年他来到莫斯科，开始为《莫斯科观察》（Рус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和《莫斯科通报》（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撰稿，从当年9月起担任《莫斯科通报》的撰稿人。1895年，他被选为宗教教育爱好者协会会员；1896年，他成为纪念亚历山大三世皇帝俄罗斯历史教育协会成员。

回到莫斯科后，吉霍米洛夫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包括《开始与结束：自由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1890年）、《当代社会幻景》（1891年）、《斗争的世纪》（1895年）、《时间的征兆·理想的载体》（1895年）、《作为国家组织原则的个人权利》（1897年）等。进入20世纪后，吉霍米洛夫还发表了《工人问题：实际的解决方法》（1909年）等一系列关于工人问题的著作。他认为，工人问题的延迟解决导致了两种错误的趋向，那就是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种思想被革命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到工人中间。所以，解决工人问题是政府和社会面临的非常紧迫的任务。俄国工人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国家公民，是社会组织的成员，它应该思考整个社会的利益。

吉霍米洛夫的一系列著作确立了他作为保守派思想家的地位，使他成为维护君主制的赫赫有名的人物，成为保守派的旗帜。尤其是他关于工人问题的言论显示了他的保守观点，进而使他受到政府的赏识。1905年，应斯托雷平的邀请，他来到彼得堡担任斯托雷平的顾问。他起草了《关于通缉工人职业联合会的咨询申请书的报告》，他认为工人组织是自然现象，对此不必害怕，可以利用它来为国家和君主制政府服务。1907年他担任出版事务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负责向担任总理大臣的斯托雷平提供工人运动方面的咨询意见，特别是在劳动立法方面向总理大臣提供咨询。他主张政府应担任工人和雇主之间冲突的调解人，应加快建立在疾病、意外伤害以及养老等领域的国家保险立法。他的建议在1913年关于工人的疾病及意外伤害保险立法中部分得到实现。

1905年前后，俄国政治面临着巨大转折，沙皇专制制度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冲击。有鉴于此，从1903年开始，吉霍米洛夫专心致力于研究君主制问题，并于1904年底形成了他的重要代表性著作《君主制国家体制》。以后，面对俄国向议会君主制的转变，吉霍米洛夫开始研究杜马君主制问题。他认为，代议制只能在公民组织的社会中应用，公民组织不是反对国家的因素。

1909年吉霍米洛夫返回莫斯科。作为奖赏，斯托雷平让他负责出版《莫斯科通报》，他担任该报主编一直到1913年。1911年9月，总理大臣斯托雷平遇刺身亡。这件事对吉霍米洛夫来说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使他对当时俄国高层政治中的尔虞我诈十分失望。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暗示，这一事件的根源是彼得堡上流社会对斯托雷平的憎恨。1913年，他辞去《俄罗斯通报》主编职务，脱离了政治评论活动。

1917年俄国政局动荡，二月革命结束了俄罗斯的君主专制制度。面对自己殚精竭虑为之服务的君主制度的覆灭，已经是垂暮之年的吉霍米洛夫也无可奈何，这时他已经移居到莫斯科附近的“谢尔基城郊”，直到1923年10月去世。

19世纪是俄国各种思想异常活跃的世纪。世纪之初即有贵族革命家及其知识分子对农奴制和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强烈质疑，接踵而至的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激烈争论，同时出现了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活跃期，在50年代前后还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到六七十年代，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异军突起，形成十分重要的社会思潮，同时，俄国马克思主义也在酝酿之中，并于80年代形成潮流。在这一波一波的思想潮流之中，俄罗斯思想界群星璀璨，思想家们探讨的首要课题当然是俄罗斯向何处去的问题，其涉及问题之广泛、探讨问题之深入，在俄罗斯历史上从未有之。不过，正应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名言，在浩如烟海的思想卷宗之中，思想家们却忽视了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对他们身在其中的君主制度，没有把它作为国家现象去考察和研究。只是到了19世纪的末尾，从民粹派思想家中走出来的吉霍米洛夫，才开始真正重视和研究这一重大问题。所以，吉霍米洛夫被誉为第一个研究俄罗斯国家、它的本质及其行动条件理论的思想家，他第一次将俄罗斯君主制度作为一种国家现象进行认真研究。

吉霍米洛夫的思想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19世纪俄国思想剧烈变化的产物。他的思想与此前的俄罗斯思想有不可割断的联系，尤其是继承了斯拉夫派的许多思想因素。斯拉夫派珍视俄罗斯历史文化遗产，认为现代俄国必须建立在这种文化的基础之上，不能盲目吸收西方文化；如果对来自西方的各种因素进行生搬硬套，只能导致社会不适症，给俄罗斯国家和社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在吉霍米洛夫的思想体系中，尤其可以看到斯拉夫派思想家的思想痕迹，而“斯拉夫派把专制制度看成是超阶层的、代表所有各阶层人民利益的一种现象”，这正是《君主制国家体制》中的思想之一。此外，斯拉夫派将东正教、贵族制度和等级制度视为俄罗斯社会的基础，认为如果历史形成的社会基础遭到动摇，俄罗斯社会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灾难。这也成为吉霍米洛夫的重要思想因素。在继承许多斯拉夫派思想因素的同时，在吉霍米洛夫的著作中，还可以看到俄罗斯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许多思想要素，尤其是自由主义思想家鲍利斯·齐切林的思想，在《君主制国家体制》中，吉霍米洛夫援引了大量的齐切林的文献，用以证明自己的观点。

当然，曾经作为民粹主义思想家的吉霍米洛夫，尽管后来告别了革命民粹主义，可他的思想深处到处都是民粹主义的影子，民粹主义的“村社集体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独特发展道路论等思想是吉霍米洛夫思想体系中挥之不去的观念，他自己也承认，他转向君主主义实际上是当年投身民意党人革命时愿望的发展，并没有因此抛弃社会正义的理想。

1897年，吉霍米洛夫发表了《独裁政权是国家建设的信念》，标志着他对君主制体制研究的展开。到1903年，他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君主制体制的研究上。1904年12月18日，在即将进入1905年这一动荡之年的时候，他终于完成了《君主国家体制》（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第二年，这部书就在革命的炮火声中出版了。

1908年，吉霍米洛夫又出版了他的《工人阶级和国家》，进一步阐释了他的国家本质观。他确信，社会性是人类的本能，而国家是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社会组织是从家庭和氏族联合向等级制的进化，人类需求和利益的提高导致了最高力量——国家的产生，它是所有社会组织的联合，也是民族的自然联盟。政权和社会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政权作为社会关系的自然调节者产生于社会之中。对社会来说它和政权是附属关系，因为任何社会系统都充满了或强或弱的斗争，而政权成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君主制国家体制》全书共分为四部，第一部：君主制原则的起源和内容；第二部：罗马——拜占庭国家体制；第三部：俄罗斯国家体制；第四部：君主制政治。在此简要介绍一下选译的内容。首先是关于权力的理论。权力理论是每一个政治学家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关于权力产生的理论则是权力理论的首要问题。吉霍米洛夫考察了政权在社会中起源的必然性，尤其是从社会心理基础的角度论述了政权的产生，并由此指出了公共权力的目的。他认为，社会、国家和最高权力虽然共同存在于一个人类共同体之中，但三者是彼此独立的三个要素，是不能混同在一起的。社会是在国家以前很早就出现的，社会不断分化成越来越多的群体和阶层，这些阶层和群体的关系错综复杂，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中的一切个人、群体和阶层都有存在的权力，但他们又都不能单独存在，由此，为了规范个人、群体、阶层之间斗争的界限，就产生了国家。国家是权力的组织，超越于一切社会力量之上，并对各种社会力量加以规范，但是它不能替代更不能脱离社会，要符合社会发展的状况。国家是作为社会存在和个人自由保护者而存在的，如果没有国家的存在，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就会因失去规范而失控，其结果将导致社会的毁灭。吉霍米洛夫还就此分析了社会进化问题，他认为社会生活的主要条件是个性独立，创造自由，这种创造是社会进化中的必要因素。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社会组织越复杂，民族的创造力就越强大，因为每个人都能在不同群体和组织中找到最适宜的创造环境。国家的生活条件主要是责任，即维护社会的统一。国家和社会必须限定自己的责任，不能相互超越，一旦社会推翻了国家取而代之，社会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和暴乱；而当国家取代了社会之时，就会出现专制主义，国家自身陷入瘫痪，最终必然覆亡。国家和社会既不相互排斥，也不互相替代，而是处在一个统一体中。而在国家的构成要素和组织结构中，最高政权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最高政权并非孤立于社会与管理权力之外，它是与管理权分立的原则一致的，不过它是管理权中的最高权力。最高权力以符合最高权力原则的方式运行，它是国家和社会这一统一体的代表者和守护者，决定着国家行为的方向，而君主制政治也就是君主制最高权力达到国家政治的所有目标。由此，吉霍米洛夫进入了他的思想主题——君主制国家体制。

吉霍米洛夫认为，君主制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现代国家制度中，吉霍米洛夫否定了议会制度，认为这种制度到20世纪初已经对政治活动家失去了吸引力。同时，他承认社会主义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但又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合俄罗斯。吉霍米洛夫认为只有君主制才适合俄罗斯，他从多个方面论证了君主制对俄罗斯的适应性和必要性。

吉霍米洛夫认为君主制是整个国家的思想观念的体现。他认为，与宗教、道德等密切相连的民族精神是君主制的基础，因此君主制必须将捍卫民族精神作为首要任务和责任。在他看来，宗教因素是俄罗斯民族的心理基础，与宗教相连的民族道德体现在俄罗斯民族性格之中。

吉霍米洛夫同时强调，君主专制制度并不是一个人的独裁专制，也不是官僚寡头的意志体现。他特别否定了官僚制度，认为最高权力和人民之间的最紧密联系正是被官僚制度和官僚政府割断了。

总体而言，《君主制国家体制》为君主制进行辩护的基本立场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这是吉霍米洛夫在对民粹派及其社会主义失望之后一个反动的价值取向。作为一个思想者和革命者，却落入君主制度卫道士的窠臼，实在是令人唏嘘！不过，在否定《君主制国家体制》思想主体的同时，我们还要对该书的内容进行客观分析。对于一个深受斯拉夫派影响的思想家来说，吉霍米洛夫对俄罗斯独特的历史文化因素给予了高度重视，包括宗教、道德、多民族、村社制度等，对这些因素的综合分析使吉霍米洛夫相信，俄罗斯民族不能走与西方一样的道路。从这一点上说，吉霍米洛夫显示了哲人的本色。在《君主制国家体制》中，他对国家、社会、官僚制等政治现象的分析可以说是入情入理，其一系列结论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他所主张的君主制也已经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为所欲为的专制君主，吉霍米洛夫给予作为最高权力的君主诸多的限定，使君主更具有现代社会的政治理性，更符合人们对他们的政治期望。然而，吉霍米洛夫大概也没有意识到，正是这许多使君主制近乎完美的限定，更使人们相信，任何君主制已经不能达到这些要求，也就是说君主制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它已经失去了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合理性。

本书重点译介的另一位保守主义思想家是波别多诺斯采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1827—1907年）。波别多诺斯采夫出生于莫斯科，他的父亲是莫斯科大学的一位教授。1841年他在圣彼得堡学习法律，1846年大学法学院毕业并进入帝国参议院工作。1860年他被选为帝国莫斯科大学民事权利系教授，1862—1865年在该校任教。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他是帝国司法改革准备委员会的成员，1861年12月向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民事诉讼法》的文件，对关于这项法案的多项建议进行了评估。1861年起他受邀担任教师，教授了几位重要人物，其中包括未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1868年他任参议员，1872年成为国务会议成员。从1880年起，波别多诺斯采夫成为帝国科学院成员，当年4月他被任命为宗教会议检察长和部长会议成员。当时，波别多诺斯采夫在俄国法律界有非常重大的影响。1881年4月亚历山大三世颁布了《永恒的专制制度》的宣言，波别多诺斯采夫是宣言的起草人，他也是亚历山大三世时期政府中保守力量的领导人，在政府国民教育、民族问题甚至外交政策的制定方面，都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向自由主义让步的1905年，波别多诺斯采夫认为这种让步和改革有损于君主制国家，于是辞去职务。

年轻时代的波别多诺斯采夫曾经是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但他很快就与自由主义思想决裂，后来则成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坚定反对者。

1896年出版的《莫斯科文集》集中地体现了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思想，本书摘译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旧制度、旧传统、旧风俗”，这可以概括为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思想核心。他坚决反对社会生活民主化和议会制度，是贵族制度的坚定支持者。在他看来，西欧的议会民主、选举制等制度导致官僚的腐败和管理上的道德与智力倒退。他试图抵制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认为教会和信仰是国家的基础，国家不能作为某些物质利益的代表，必须重视国家的精神力量。总之，在他看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特别是俄国具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历史特征，因此，国家所有事务的出发点都应从自己的历史传统出发，而绝对不能照搬外国的东西。他分析道：“从天性来讲，我们异常贪恋的首先是各种事情美丽的形式、组织和外部结构。因此，我们会渴望去模仿并将国外那些因外表严谨而震惊我们的机关和形式搬到自己国家来。但同时我们忘记了或太晚才想起，历史形成的任何形式，都是源于历史条件并在历史中发展起来的，是对过去必须作出的逻辑总结。谁也不能改变或回避自己的历史；历史本身及其由社会日常生活方式形成的所有现象、活动都是民族精神的产物，就像个人的历史其实也是他本人具有的精神产物一样。”

作为一位法律和宗教界人士，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宗教思想和法律思想尤其引人瞩目。首先，即便是宗教受到来自多方面冲击而日趋衰落的19世纪末，他仍然是俄罗斯东正教的辩护士。波别多诺斯采夫认为，无信仰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而基督教是国家和公民日常生活中一切权利和一切真理文化的精神基础。他歌颂俄国人的宗教精神，“我们的人民在一切逆境和苦难中至今坚守着信仰，如果有什么是可以鼓励人民、在将来的历史中使其更加坚定并恢复活力的事物，那就是信仰，也只有宗教信仰。”他批评天主教和新教，认为只有俄罗斯东正教才是真正顺应了人性需求的宗教，甚至于东正教的教堂都更为华丽和人性化：当你走进东正教堂时，“会感觉里面的一切都是统一的，一切都为人民所理解、所支持。而到天主教堂去，会觉得里面的一切都显得比东正教堂空洞、冷漠和虚伪”。而且，东正教的教堂是真正平等的象征，在这里，无论贵族与贫民，富人与穷人，都有同样的地位。其次，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法律思想也具有更多的宗教意味，他认为法律制裁不在于因违法而受到的物质惩罚，而在于违犯戒律会立刻使违犯者良心不安。他讽刺现行法律体系的杂乱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条文，认为它只能使普通人既不可能懂得法律，也不可能请求捍卫自己的权利，更不可能驳斥攻击和责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注定落入操纵司法的诉讼代理人和机械的陪审员手中而任其摆布。这种情况大大弱化了法律的道德意义。

如果说吉霍米洛夫还是从时代发展的角度阐释当代问题的话，那么波别多诺斯采夫则是否定近代社会发展潮流的“反动”思潮的代表。按照我们的划分，吉霍米洛夫当属一般保守派，波别多诺斯采夫则属于顽固保守派。波别多诺斯采夫因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而感受到一系列的“时代病”：所有人都不满意，对什么都愤怒；在信贷制度下暂时的、意外的利益；常见的自杀现象等。他意识到变革时代的到来，但所看到的只是因变革带来的灾难。因此，他对社会变化越来越失望，最后以辞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1907年3月，波别多诺斯采夫在彼得堡病逝。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我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感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思想震荡。

四

本书着重选译的是俄国政治思想的两端——极端激进主义者和极端保守主义者的相关文献，这也实际体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变革时代俄国的政治状况，即要么极端激进，要么极端保守，中间路线在现实政治中没有出路。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在中国已多有译介，因此本书没有涉及，这当然不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政治流派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本书翻译的各种资料大多来自网络版。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本着让读者了解作品中心思想的原则，删减了原文中一些不影响中心内容的部分。如果读者需要了解所选作品的全部内容，则需要查阅作品的纸质版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