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背景

我国档案信息化实践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应用是建立机读档案目录，方便实体查询。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快速普及，网络应用高速推进，电子文件大量出现，我国档案信息化也进入了快速成长阶段。21世纪，信息化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档案信息化也从个别单位的实验性探索变为所有单位档案管理的必由之路。电子文件管理、馆藏数字化、档案信息网络服务成为三大发展主线。[1]在这三条主线不断发展、彼此交融的过程中，地方档案主管部门始终是一股积极的力量。2004年起，江苏、安徽等地陆续开展了电子文件中心建设，开启了地方政府集中管理电子文件的实践。然而，其功能定位并不一致，从电子文件的集中利用[2]，到半现行电子文件的集中保管[3]，到数字遗产的长久保存[4]，再到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集中建设[5]，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多元的特征。这些多元的特征说明数字档案的集中管理可能存在多种模式。

自20世纪末开始，电子文件管理、档案数字化成为我国档案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中国期刊网（www.cnki.net）的数据表明，1998—2015年间发表的、题名严格包含电子文件或电子档案或数字文件或数字档案的文章就达到7011篇，且非常明显地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这些研究对于数字信息记录管理的基础理论和技术方法进行了广泛和较为深入的探讨，不过其中大多数研究的视角乃基于基层单位或档案馆的内部管理。国家层面的研究自2006年之后开始出现，相关成果指出，我国电子文件管理普遍存在失真、失存、失控现象，需要从国家层面上进行全面规划、整体设计。[6]而中观层面的研究，则在“十五”期间深圳、杭州、青岛等5家数字档案馆示范项目的带动下，以及2007年4月全国电子文件中心经验交流会的推动下，围绕着地方综合档案馆档案信息化项目（如电子文件中心或数字档案馆等）的功能、定位、建设内容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7]这些研究大多针对某一个具体问题，如电子文件中心、数字档案馆或是一个地方的具体项目或举措展开，鲜有研究立足于数字档案集中管理的基本原理，去全面思考在一个地方政府的层面上，哪些档案管理业务可以集中去做，哪些业务集中做比由各政府机关分头去做效果可能更好，从而去勾勒地方政府数字档案集中管理的模式，更未揭示地方政府数字档案集中管理的发展路径。

与此同时，信息系统建设历程中涌现出来的数据大集中、主机托管等多种信息集中管理模式也展现出数字世界里信息管理从分散走向集中的图景，云计算的出现代表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由各单位自行建设到由云服务商集中建设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按需提供服务的根本性突破，以邦联式搜索（federate search）、知识发现系统（knowledge discovery system）为代表的多资源共享利用工具也在很多领域应用普及。这些资源整合的技术、工具、方法、管理、服务的推陈出新，也为我们超越“各单位的档案集中到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的单一路径，从更多层次、更广维度思考数字档案资源管理工作及其集中的可能性，从而以相对较少的专业技能、管理资源满足普遍的档案管理需求，拓展档案工作的范围、空间和能力。这样的思考如果定位在地方层次，对于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就会显得特别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在我国，地方政府向上传递地方情况，向下传达国家意志，既是上传下达的关键层次，也是创新实验的重要基地。

注释

[1]参见陈智为、邓绍兴、刘越男主编：《档案管理学》，512~51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参见张照余：《电子文件中心引论》，载《档案学研究》，2005（4）。

[3]参见曹书芝：《电子政务环境下电子文件中心归属及角色定位的思考》，载《档案》，2006（2）。

[4]参见黄玉明：《电子文件中心的定位与核心取向》，载《档案学研究》，2010（2）。

[5]参见梁凯：《杭州市电子文件中心建设思路与实现》，载《电子政务》，2012（1）。

[6]参见冯惠玲等：《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刍议》，载《档案学通讯》，2006（3）。

[7]参见刘越男：《数字时代地方政府档案集中管理内容和方式的探索——我国电子文件中心问题的实质》，载《档案学通讯》，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