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众声喧哗与殊途同归：时代大潮中的戏曲对外传播热及其推动者
第一节 主要事件与中心人物概述
十八世纪以来，《窦娥冤》、《赵氏孤儿》、《灰阑记》等戏曲经典在海外传播的辉煌早已人所共知，中国戏曲走出国门演出的历史亦可上溯至两三百年之前。不过，这些早期的译介主要集中于古典戏曲文本，且多为海外汉学界和热心人士单方行为，作为舞台呈现的演出也主要集中在华侨社团和区域内。虽然这些演出可能有着我们已难重见的精彩，虽然其中一些团体的行程可能比日后反响强烈的海外公演走得更远，但因为种种原因，早期的海外演出并未给后人留下足够动人的中外“对话”之声。应该说，1919年梅兰芳首次访日，标志着中国戏曲作为一种舞台艺术对外传播的自觉期、同时也是交流的高潮期的到来。从1919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二十年间，梅兰芳、韩世昌、熊式一、绿牡丹、小杨月楼等人，将戏曲带出国门，构成了最广为人知的戏曲跨文化交流的演出大事件；同时，在异文化圈的书籍和报刊媒介中，对于中国戏曲的介绍和讨论也蔚为壮观。历数这一时期主要的海外演出交流活动，大致有：
——梅兰芳的两次访日（1919、1924）、访美（1930）和访苏（1935）公演：
在同期戏曲海外交流活动中，关于这四次公演的记述和研究无疑是最多的。梅兰芳（1894——1961）的艺术成就早有公论，而这数次公演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他艺术生涯中的一个个标尺，在后人的言说中，一次次被引为例证，丈量着梅兰芳所达到的高度。
1919年，梅兰芳已在剧坛绽放异彩，其身边以缀玉轩为代表的文人团体一直在为梅兰芳、为中国戏曲寻求更广阔的舞台，“梅党”中冯耿光（中国银行总裁）等具有资本实力者的存在，也使得梅兰芳最有可能担当起被时人称为“发扬国剧先声”的重任。出于文化相似、易于接受的考虑，加之有日本帝国剧场的大仓喜八郎男爵、日本文学家兼园艺学家龙居松之助、日本地质学家兼新舞踊运动推进者福地信世等“梅迷”和“中国通”作为后盾，热心牵线，赴日公演终于以民间商演的形式成行。4月21日至5月27日，应日本帝国剧场邀请，梅兰芳带领“喜群社”访问日本东京、大阪、神户等地（其中在神户是为华侨学校募捐义演），梅本人出演了《天女散花》、《御碑亭》、《虹霓关》、《黛玉葬花》、《贵妃醉酒》、《琴挑》、《春香闹学》、《游园惊梦》、《游龙戏凤》、《嫦娥奔月》等剧目，除此之外，剧团姚玉芙、高庆奎、孟得禄、贯大元、姜妙香、赵醉秋等其他演员还演出了《思凡》、《空城计》、《乌龙院》、《鸿鸾禧》、《武家坡》、《洪羊洞》、《监酒令》、《乌盆记》、《举鼎观画》等剧目。
1924年10月9日至11月22日，在日本已颇具人气的梅兰芳，应日本帝国剧场邀请，以恭贺大仓男爵八十八岁米寿以及东京震灾之后帝国剧场重建开幕演出之名，第二次访问日本，携姚玉芙、姜妙香、罗文奎、陈喜星、陈喜奎、陈少五、札金奎、乔玉林、朱桂芳、李春林等人先后在东京、大阪、京都等地演出《麻姑献寿》、《廉锦枫》、《贵妃醉酒》、《红线传》、《奇双会》、《审头刺汤》、《御碑亭》、《洛神》、《黛玉葬花》、《头本虹霓关》（以上为梅本人出演），《连升三级》、《空城计》、《风云会》等剧目，其形式仍为与日本歌舞伎演员同台竞艺。
1930年，始终抱有“国剧发扬到国外”信念的齐如山，苦心准备数年，经李石曾提议，通过司徒雷登等在京美国人热心联络，冯耿光、周作民、钱新之、吴震修等人的积极筹款，终于在民间层面促成了梅兰芳访美之行。1月18日到7月，梅兰芳、齐如山等人率“承华社”剧团部分演员王少亭、刘连荣、朱桂芳、姚玉芙、李斐叔等经日本横滨、加拿大维多利亚赴美国演出，到美之后，又延请适逢在美讲学的戏剧专家、南开大学张彭春教授为导演。此行还有美人梅其驹（E.K.Moy）做翻译、评论集整理及协调事宜。剧团先后在西雅图、芝加哥、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圣迭戈、夏威夷檀香山等地演出72天。演出剧目有《汾河湾》、《贵妃醉酒》、《刺虎》、《霸王别姬》、《春香闹学》、《天女散花》以及《红线盗盒》等剧中舞蹈片断（以上为梅本人出演），还有《青石山》、《打城隍》、《空城计》等。演出受到美国政要、文艺界和一般民众的热烈欢迎。斯达克·扬、卓别林、玛丽·璧克馥和范朋克等戏剧家和演员，泰德·肖恩、露丝·丹尼斯等舞蹈家，均对梅兰芳和中国戏曲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称赏。美国波摩拿学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别授予其文学荣誉博士学位。此次访美之行堪称梅兰芳艺术生涯中的一个巅峰。
1935年，因之前苏联与伪满售受中东铁路，中国人民产生了一定的反苏情绪，“为联好于中国人民起见，不使双方感情过于冷淡”，且又因“在今日的中国，能应庶联之邀请而不致发生任何疑问的，恐怕要以梅兰芳是最适当的人”[1]，于是苏联方面由对外文化协会向梅兰芳发出了正式邀请，作为一次有外交意义的出访，中国驻苏使馆参赞吴南如、著名记者戈公振积极斡旋其间，成为双方沟通有效的中介。2月21日至4月21日，梅兰芳、张彭春率李斐叔、姚玉芙、杨盛春、朱桂芳、王少亭、刘连荣、吴玉铃、郭建英等人组团赴苏联访问演出。其中梅兰芳本人演出了《汾河湾》、《打渔杀家》、《宇宙锋》、《虹霓关》、《贵妃醉酒》、《刺虎》、《红线盗盒》（剑舞）、《西施》（羽舞）、《麻姑献寿》（袖舞）、《木兰从军》（戟舞）、《思凡》（拂舞）、《抗金兵》（戎装舞）；其他演员演出了《青石山》、《盗丹》、《盗仙草》、《夜奔》、《嫁妹》等。苏联方面十分看重这次演出，专门召开了研讨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丹钦科、爱森斯坦、泰依洛夫等艺术大师共聚一堂，布莱希特、戈登·克雷等世界闻名的戏剧家也在不同场合见识了东方戏剧的魅力，关于中国戏曲学理层面的中外对话达到了以往未有的深度，形成深远影响。此后，梅兰芳一行又于同年4月到8月赴波兰、德国、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国考察戏剧。
在梅兰芳的海外公演历程中，缀玉轩等文人团体的努力始终贯穿其间。缀玉轩创作的新编剧目《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黛玉葬花》、《麻姑献寿》、《红线盗盒》、《上元夫人》、《霸王别姬》、《西施》、《洛神》、《廉锦枫》等，成为了历次海外公演的主打剧目；而其中如齐如山、李释戡、吴震修、许伯明等人，皆有旅欧、留日经历，是在当时的中国、尤其是传统梨园界少有的富于世界眼光的知识人。在梅兰芳海外演出的成功背后，有两个人是尤为重要、不可不提的，那就是齐如山和张彭春。
齐如山（1875——1962），河北高阳人。家乡有着丰富的戏曲传统。其家族与李鸿藻（同治帝老师，李石曾之父）有亲戚关系，其曾祖为阮元门生，其父为翁同龢门生，可谓家学渊源深厚，在文化仕宦传统上有着深厚根基。他早年习八股，参加科考，后听从李鸿藻之劝，放弃科举，改入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附设之同文馆，习德文和法文。八国联军入京后，曾作过货栈生意。庚子后，因李石曾任命其兄齐竺山担任自己在巴黎开设豆腐公司的经理、厂长等职，齐如山有机会赴法国数次，为工厂送去从中国招到的工人，在旅欧的过程中，齐如山见识到了西方戏剧。辛亥后，因父亲去世，齐如山丁忧回到北京，与梅兰芳相识，此后二十多年间，与李释戡等为梅编创时装、古装戏及改编传统戏二十余出，同时毕生都在进行戏曲文物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主持《戏剧丛刊》、《国剧画报》等报刊，有《中国剧之组织》、《梅兰芳艺术一斑》、《观剧建言》、《戏剧脚色名词考》、《京剧之变迁》、《国剧身段谱》、《脸谱》、《脸谱图解》、《戏班》、《上下场》、《梅兰芳游美记》等著述，且领导筹建了北平国剧学会以及附设国剧传习所等专门的戏曲研究和教育机构。
齐如山对于梅兰芳个人和中国戏曲史都具有毋庸讳言的重要意义。这里要说的是他在中国戏曲走向更大舞台的历史关键期所扮演的角色。在梅兰芳的四次出访活动中，齐如山主要策划、主导了1919年访日公演和1930年访美公演，且与社会上大多数人，甚至梅兰芳本人的出发点有所不同，虽然梅兰芳是承载齐如山理想的最佳人选，但齐所想的不是梅兰芳出国演戏，而是“国剧发扬到海外”，因此他不主张“一切以梅兰芳为前提”，而是应“一切以国剧为前提”，这一思想贯穿于他动员梅兰芳克服出国演出的畏难情绪以及为其选取剧目、安排行程、组织文字准备工作和宣传的全部过程当中。从这个角度言之，梅兰芳的成功显然具有超越个体的意义，这种更深刻广阔意义的获得，离不开当时以齐如山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在“新旧”、“中西”的碰撞与缠绕中，必然生发出的集体性文化诉求。至于1924年的访日公演和1935年的访苏公演，前者齐如山认为“完全是演庆寿的堂会，与第一次之性质完全不同。兰芳自己也以为到日本去过两次，多数也如此说法，但论其精神价值，则差多了，所以第二次，我没肯同去。”[2]而1935年时，因时局原因，齐梅已分居京沪，自然难以相与谋事了。
张彭春（1892——1957），南开大学教授，著名教育家，早期话剧（新剧）活动家、导演。曾与赵元任、胡适一同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克拉克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他幼年受父（张云藻）、兄（张伯苓）影响，熟悉京剧，赴美后又得入西方戏剧堂奥，对于戏剧理论和编导艺术造诣深厚。1918年他回国为南开新剧团排演的《新村正》在中国话剧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在梅兰芳二三十年代的出访活动中，他主要担任了1930年访美和1935年访苏的艺术指导。在梅兰芳访美前长达七八年的准备工作中，齐如山就曾经就剧目的选择咨询过张彭春，但彼时张的身份还是梅兰芳策划团核心之外的专家友人。1930年，张彭春在梅访美时恰巧也在美讲学，因熟习美人欣赏习惯，给剧团提出了演出修正意见而“半途”加入，成为策划核心。到了访苏之时，身边没有了齐如山的梅兰芳对于张彭春的倚重之心更为强烈。在出访前得知张因南开教务繁忙难以脱身之后，梅兰芳急忙致函道“（苏俄）来约性质，纯系诚意对于我国戏剧之研究，关系我国对外文化非常重要……今接来示，说不能去，我真着急得寝食不安，感觉到失败即在目前，所以万分难过。因为此次赴俄，比游美更加严重。彼方既系研究性质，如果没有一位国际知名之学者同往指导，终觉毫无把握”[3]；而张彭春的最终加盟，也确实使得这场影响深远的中外对话有了一个具有分量的中方发言人。
梅兰芳海外演出的成功，离不开其青年时期即相熟的缀玉轩师友和一批梅迷，而三十年代初起，与张彭春、余上沅，田汉、洪深、熊佛西、夏衍等话剧、电影界人士的相识与交往，也使他得益颇多。虽然在梅兰芳的出访前后，其中一些人也发出过不同的声音，但毋庸置疑，新旧文化阵营对于梅兰芳无论褒贬的普遍关注，更增添了其海外公演事件的文化象征含义。
——绿牡丹赴日演出（1925）：
黄玉麟（1907——1966，艺名绿牡丹），京剧旦角演员。师从戚艳冰、王瑶卿，为“南方四大名旦”（赵君玉、刘筱衡、小杨月楼、绿牡丹）之一。早在梅兰芳二次访日之前，绿牡丹父子便以友人身份，向当时在上海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表达了赴日演出的愿望。1925年6月，经村松氏斡旋，日本东京帝国剧场许其赴日演出，自7月1日至8月11日，先后在东京、大阪、神户、京都等地公演25场，一月有余，绿牡丹上演剧目主要有《春香闹学》、《武家坡》、《龙女牧羊》、《虹霓关》、《游龙戏凤》、《穆天王》、《风尘三侠》、《宝蟾送酒》、《打渔杀家》、《查头关》、《乌龙院》等，筱鸿声、程桐春、沈玉山、赛三胜、小穆子、张少卿、张鑫龄、刘燕廷、小狸猫、黄寿麟等其他成员另还演出了《五台山》、《探阴山》、《打沙锅》、《捉放曹》、《双狮图》、《上天台》、《草桥关》、《李陵碑》、《卖马》、《拾黄金》等戏，剧团主要乐师有孙葵祥（琴师）、张国珍（鼓师）、黄小弟（弦子）、潘叟喜（大锣）、田文庆（小锣）、朱天宝（月琴）等。虽演出盈业状况不佳，但评论颇佳。日本各大报争记其事、刊登照片，还专门出版了《绿牡丹号》杂志，福地信世和学者宇野四郎特地编撰了《中国剧解说》一书。
——小杨月楼的衡兴班赴日演出（1926）：
小杨月楼（1900——1947），也是京剧“南方四大名旦”之一。1926年4月，上海天蟾戏院老板许少卿以小杨月楼挑头，组成衡兴班，含演员郑法祥、张玉峰、筱九霄、董志扬、蒋月楼、马进风等140人，东渡日本，先后在东京、大阪、神户等地演出数月。主要剧目有《虹霓关》、《大英杰烈》、《花木兰》、《芸娘》、《八宝公主》、《麻风女》、《昭君》、《李十娘》、《石头人招亲》等，有人认为是衡兴班首次把“悟空戏”带到了他国演出。这次海外演出虽行当齐全，剧目选择唱做念打技艺全面，但因剧团规模庞大，入不敷出，最终负债而归。
——韩世昌的赴日演出（1928）：
韩世昌（1897——1976），著名北方昆曲演员。1928年，为庆祝天皇加冕，京都举行大博览会，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情报课在盐谷温、狩野直喜等学者的支持下，邀请韩世昌率马凤彩等二十人东渡日本，作为大博览会“满蒙”展馆的演出节目，在东京、京都、大阪等地演出。主要剧目有《春香闹学》、《尼姑思凡》、《刺虎》、《佳期》、《拷红》、《游园惊梦》、《琴挑》等，引起强烈反响。此次海外之行主要的运作方是满铁，经办人为在日华人黄浩，字子明，日本庆应大学毕业，他熟习日本，精通日语，与日本政治家、实业家、文人、画家多有交游，1928年（昭和三年）时任驻北京的满铁情报课特约工作人员，此后曾担任满洲国协和会宣传部长，参与满洲国独立承认运动。[4]不过，也有些人对黄氏颇有微词，如傅芸子就认为他“不学无术，所定戏码，虽为韩之拿手好戏，然非为完全有学术上价值的戏剧也。”[5]另外除了京都一批知名学者，平津等地以醉韶社傅芸子、宗澹云、唐君陶、傅惜华、徐凌霄、王小隐等为代表的曲界学人和著名报人，在《北京画报》、《北洋画报》等媒体中皆对此事表示了热切关注和热心支持。
——熊式一根据京剧《红鬃烈马》翻译制作《王宝川》在欧美巡演（自1934年始）：
熊式一（1902——1991），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毕业于清华与北京高等师范（即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后，任教国内各院校，此间致力翻译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巴里（James Matthew Barrie）及王尔德（Oscar Wilde）等剧作，受赏于郑振铎、徐志摩、罗隆基、陈源（时为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但因缺少留学资历，虽经彼等力荐仍无法担任武汉大学英文正教授，于是决议出国，入英国伦敦大学修英国戏剧博士学位，得英国近代文学四巨擘中之威尔斯（H.G.Wells）、萧伯纳及巴里等人提携。1932年，他将中国传统京剧《红鬃烈马》编译成Lady Precious Stream（中文译名《王宝川》或《宝川夫人》），此书1934年出版并在伦敦上演，一时风靡英国，排成戏剧后保留了一些中国戏曲的舞台表现法，但主要形式是由英国演员以话剧出演，三年间先后演出九百余场，英皇室成员也前来观剧，当时评论甚至将熊式一与莎士比亚并提。此剧后又在美国、爱尔兰、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国演出，在国际上掀起一股风潮，较深较久地影响了世界对中国戏剧的认识和理解。在《王宝川》之后，熊式一还翻译了《西厢记》等戏曲经典，但没有取得《王宝川》那般的轰动。
——程砚秋的欧洲戏曲音乐考察（1932——1933）：
1932年1月13日到1933年4月7日间，著名京剧演员、时任中华戏曲音乐院副院长的程砚秋（1904——1958）赴欧洲游学，主要考察了法、德两国戏剧、音乐，也曾访问瑞士、苏联、意大利等国。这次考察活动得到了国际联盟派至中国的教育考察团团长裴开尔（C.H.Becker，德国前教育部长兼艺术部长）、成员郎之万（Paul Langevin，法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以及赖鲁雅（Louis Laloy，法国著名汉学家、巴黎著名教授、兼任巴黎国立大剧院总干事）的大力帮助。他们之前应“中华民国”教育部邀请考察中国教育，在北平招待演出中看过程砚秋的《荒山泪》等剧目，与程结下友谊，提议其赴欧并提供了诸多便利。中国方面，与梨园界关系甚深的国民党元老、著名教育家、中华戏曲音乐院院长李石曾亦鼎力支持。一年较为深入的考察、语言学习以及在法国参加国际教育会议、在日内瓦世界学校任教的经历，丰富了程砚秋的认识，他观摩了大量的戏剧表演和剧场建筑，收集了大量戏剧资料，也对西方戏剧和中国戏曲有了更独立更自觉的思考，写出了《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于1933年8月由世界编译馆北平分馆出版单行本。在报告中，他不仅叙述了考察的经历和感想，更依据自身对于戏剧原理和发展趋势的理解，为中国戏曲提出了十九条建议。
当然，上述所记只是此时期内相对较具影响、较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戏曲海外演出交流活动。在这段时间内，还存在大量其他相关活动。如京剧演员唐景云、唐韵笙父子，高百岁、李多奎、高庆奎、周信芳等人分别于1920年和1923年赴海参崴演出；1925年2月，满蒙文化协会在大连举办欧阳予倩观剧会，向日本人士介绍中国戏剧；京剧女伶十三旦1926年赴日公演；自清代以来始终存在的高甲戏、琼剧、粤剧、潮州戏、莆仙戏、梨园戏、闽剧、闽西汉剧、歌仔戏等东南沿海剧种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的演出，唐人街常年演出的华人戏曲（尤其是粤剧）等。每个剧种都有其自身的独特与绚烂，或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与省略总是令人遗憾的，笔者虽可想见其精彩，但因时空限制，以及所能看到这些活动引发和留存下来的中外“对话”较为有限，只有暂不对这部分海外演出活动作重点论述了。
上述二三十年代较重大的戏曲海外公演都留下了相关宣传、报道和评论的资料。如《品梅记》（京都汇文堂书店，1919），福地信世撰、宇野四郎编《中国剧解说并梗概》、宝塚少女歌剧团著《绿牡丹中国剧解说并筋书》（两书内容一致，为绿牡丹访日专辑，1925），内山完造编《中国剧研究·第4辑》（含绿牡丹日本演出评论选，1925），梁社乾（Leung George Kin）的《梅兰芳美国之行及演剧》（Special Plays and Scenes to be Presented by Mei Lan-fang on His American Tour，1929），《梅兰芳，中国顶级演员》（Mei Lan-fang,Formost Actor of China，1930），美国人梅其驹（Ernest K.Moy）辑录的《梅兰芳：纽约对其之评论》（Mei Lan-fang: What New York Thinks of Him，1930），《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The Pacific Coast Tour of Mei Lan-fang，1930），《美国戏剧界对于梅兰芳剧艺之批评》（Mei Lan-fang in America: Reviews and Criticisms），《梅兰芳在苏联所表演之六种戏及六种舞之说明》（Performances of Mei-Lanfang in Soviet Russia，1935），石田贞藏的《昆曲与韩世昌》（1928）等，此外，在演出前后，欧美日本各大媒体如《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世界报》、《洛杉矶审查报》、《纽约晚报》、《纽约太阳报》、《新共和》、《泰晤士报》、《旁观者》、《新政治家与国家》、《备忘和查询》、《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京都日出新闻》、《莫斯科日报》、《红报夕刊》、《消息报》、《戏剧艺术月刊》、《新演艺》、《新共和》、《亚洲艺术》等报纸杂志还有大量报刊散见评论报道。近年来日本学者吉田登志子曾整理《京剧来日公演记录——大正八年（1919）至昭和三一年（1956）》（京劇来日公演の記録——大正八年（1919）より昭和三一年（1956）まで，2005）长文，详细整理、记载了两次访日期间日本各大媒体、学者的评论文章。在海外对这些演出活动作报道的同时，国内的《新闻报》、《民国日报》、《时报》、《春柳》、《顺天时报》、《北洋画报》、《北京画报》等报纸杂志也有相对集中的报道。除了报刊媒体，还有一些做于当时，后收于作者个人文集选集的相关评论文章，如梅兰芳首次访日时，日本“戏剧之父”坪内逍遥的相关论述等，这一类型文献也是我们不应遗忘的。
这一时期，除了较为引人注目的演出之外，还有大量面向海外的报刊书籍的宣传介绍。十九世纪中期之前，海外接触的中国戏剧多为文学剧本，缺少对舞台表演这种戏剧活态形式的近距离观察，因此译介主体主要是汉学界人士，重心在元杂剧，兼有少量的明代传奇。随着近代中国国门的被迫打开，十九世纪后期，尤其是二十世纪之后，无论是来华的欧美人士（其中大量并非汉学界学者），还是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日益增多，他们有机会直接接触中国戏曲的表演艺术并介绍给海外，再加之戏曲走出国门的影响力日益增大，海外的中国戏剧译介出现转向，剧目译介与当下舞台的联系日益紧密。此外，还产生了一批关注舞台，进行普及介绍的专著，如：村田乌江的《中国剧与梅兰芳》（1919）；弗莱明·约翰斯顿（Johnston Reginald Fleming）的《中国戏剧》（The Chinese Drama，1921）；井上红梅的《中国风俗》（中卷有戏曲专述，1921）；凯蒂·芭丝（Buss Kate）的《中国戏剧研究》（Studies in the Chinese Drama，1922）；朱家健（Chu Chia Chien）的《中国戏剧》（the Chinese theatre，1922，为从朱家健1900年在巴黎发行的法文本转译而来）；辻武雄的《中国剧》日文版（1923——1924）；祖克（A.E.Zucker）的《中国戏剧》（The Chinese Theatre，1925）；波多野乾一的《中国剧及其名伶》（1925）、《中国剧五百出》（1927）；陈绵（Tcheng Mien）的《中国近代戏剧分类注解》（1929）；阿灵敦（L.C.Arlington）的《从古至今的中国戏剧》（The Chinese Drama: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until Today，1930）；蒋恩凯（Tsiang Un-kai）的《昆曲：关于中国古典戏剧》（K'ouen K'iu, Le Theatre Chinois Ancien，1932）；卡米尔·普佩（Camille Poupeye）的《中国戏剧》（Le Theatre Chiois，1933）；阿灵敦与哈罗德·艾克敦（Harold Acton）的京剧译本《中国戏剧之精华》（Famous Chinese Plays，1937）；程修龄（Zung Cecilia S.L）的《中国戏剧之秘密》（Secrets of the Chinese Drama，1937）等。尤以英文和日文著述为多。这些作者中，有的是醉心于中国文化的“中国通”（如辻武雄、阿灵敦、哈罗德·艾克敦、波多野乾一），有些是在异乡治学的中国人（如陈绵、蒋恩凯），还有的则是以英语写作的本土作者（如苏州大学毕业的律师与作家程修龄女士）。虽然有不少中外学者都认为这一批著作以普及性为主，往往插入大量演员照片以示其交游广泛，学术价值不高，但客观言之，这批著述作为中外戏曲对话高峰到来前期的一种集体性存在，自有其历史意义，它客观反映出当时的世界对于中国戏曲认知的普遍状态，且其中不乏精当认识。虽然难以避免那种一厢情愿的东方想象，但无论偏见也好，成见也罢，这些书籍中相关观点的流布与影响不可小觑，它们实际上成为了更广泛的“他者”在从真正意义上接触到中国戏曲之前，所已经接受的、甚至坚信不疑的“事实”。换言之，它们构成了戏曲中外对话过程中一种思维和认识的“底色”。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以梁社乾（Leung George Kin）为代表的一些具有侨民或留学生身份的华裔作者，开始大量在外文报刊上宣传中国戏曲的舞台艺术。梁社乾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持续在中国境内发行的外文报刊《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中国科学美术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由在华欧美学者为主体创立的中国科学美术学会主办，1927年后更名为《中国杂志》）上，发表中国戏曲相关文章二三十余篇，同时他的文章还见于美国《文摘》杂志（The Literary Digest）、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机关刊物《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美国《亚洲》杂志（Asia）等，他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被认为受到国外学术界认可的戏曲学界权威，他也是梅兰芳访美访苏前后大量宣传评论文章和专辑的作者、翻译和编辑。相比较更多被论及的名伶及其“智囊团”，梁社乾无疑是一个以往被忽视的关键性的对话“中介者”，他的位置、作用和由他连带而出的一系列问题涉及了名伶周边团体一个更大范围的网络。另外，以归国留学生为编辑主体的英文刊物《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中，也登载了姚莘农、钱锺书、林语堂等人的戏曲论文、译作与评论，留下了当时中国双语知识分子群体参与戏曲跨文化传播与对话这一历史进程的一份代表性档案。
注释
[1]戈公振：《从东北到庶联》，212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2]陈纪滢：《齐如老与梅兰芳》，115页，合肥，黄山书社，2008。
[3]梅兰芳：《1935年1月25日致张彭春函》，见崔国良，崔红编：《张彭春论教育与戏剧艺术》，560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4]参见中塚亮：《韓世昌による崑曲来日公演とその背景について満鉄の弘報活動との関係から》，载《名古屋大学附属図書館研究年報》（6），名古屋大学附属図書館研究開発室，2007，22页。
[5]芸子：《韩世昌东游获最大荣誉之故》，载《北京画报》，1928-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