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先行研究及其趋势

汉语学界戏曲跨文化研究的先行成果并不鲜见，大约可以分为三大类型，一类是对海外汉学界的传统戏剧研究进行梳理，第二类是以跨文化的视野，借鉴海外汉学的研究方法，对戏曲史研究、古典戏剧文学研究进行新的观照，这两类是目前成果较多、较为丰硕的。例如王丽娜编著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1988），张哲俊的《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三个母题与嬗变的研究》（2002），马祖毅、任荣珍的《汉籍外译史》（2003）等，主要涉及宋元明清几代的杂剧、传奇的文本传播、翻译、解读问题。这些成果中，已有不少成为今天进行跨文化戏曲研究领域的资料性文献。虽然本书讨论的范畴并非是这两个类型聚焦的戏剧典籍，但是它们也从戏曲整体的域外传播角度为本书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和脉络。

同类型成果中更令本文关注的是孙歌、李逸津等人的《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2000）、曹广涛的《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与翻译》（2009）、［新西兰］孙玫的《中国戏曲跨文化研究》（2006）等几部专著。孙书偏重日本、俄罗斯汉学界，曹书偏重欧美学界。前者虽然主要是以杂剧、传奇、诸宫调等研究为对象，但是从社会思想史角度用专章分析了以近代日本为代表的海外汉学界的文化思潮，其中就包含了本文所涉及的时间段，为本文研究此间戏曲演出交流活动中他者的对话立场与环境提供了重要参考。而曹广涛一书，主要集中于对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欧美关于中国古典戏剧较新的研究成果介绍，其中也有近年来对于京剧，特别是对京剧表演形态的研究概述。孙玫一书在分别对戏曲起源、古代戏曲史和经典文本进行了考察之后，以专编论述“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的国粹——传统戏曲现代历程多面观”，切入了西方戏剧与中国戏曲的交互影响这一问题，对相关历史线索进行了勾勒并作了颇具启发的论述。在着重论述西方影响与戏曲研究现代化之关系以及三个焦点时段（二十世纪之初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五十年代学习苏联，八十年代以来）的同时，也以梅兰芳访美、访苏为案例，提纲挈领，简明精要地谈到了二三十年代海外戏曲交流活动所显示的一些问题。

真正专门对戏曲艺术的对外传播与交流活动进行研究，也就是戏曲跨文化研究中的第三类型，相比较前两者，起步较晚。例如本文将作为重要有机组成予以论述的对外书刊中戏曲艺术的跨文化传播，鲜少有人给予过关注。在孙歌、陈燕谷、李逸津的《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一书中，认为此时期“相关书籍的作者并非职业汉学家，而是各类长期驻华人员”，“这类书籍的内容，多系当时上演的京昆剧及其表演规则，书中往往附有俞振飞、梅兰芳等名角的剧照，以显示作者交游广阔。战后新起的汉学家几乎从来不以任何方式（包括批评）征引这类书籍，足以说明它们完全不属于严肃的学术研究”[1]。但是，这些“非汉学”、“非学术”的对外读物，却恰恰因此显示出与当时的戏曲舞台和剧坛的近距离，体现出戏曲跨文化传播从古代典籍走向当下剧坛、走向舞台艺术的时代性转变，影响了戏曲艺术在国际上的认知，也影响了出国公演时的舆论生态。这正是本文所重视的方面之一。

就戏曲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而言，在现今所谓戏曲“跨文化”研究与比较戏剧研究中，处于中外对话关键点的近代戏曲海外公演等活动日益受到重视。对照而言，目前国内这方面较多的成果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简史的事件性勾勒，如林一、马萱的《中国戏曲的跨文化传播》（2009），再一是围绕梅兰芳海外演出经历的大量回忆、记录、整理、传记材料，以及对此时期梅兰芳、齐如山、张彭春等人的研究，代表有袁英明博士论文《民国时期梅兰芳访日公演之研究》（2009）等（2013年，该论文被整理为《东瀛品梅：民国时期梅兰芳访日公演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梁燕《齐如山剧学研究》（2008）等。近年来，傅谨、邹元江等学者，也各自发表了颇多在研究思路、切入点、跨学科方法运用等方面，与以往相关梅兰芳研究有所不同的成果（例如傅谨的《东方艺术的身份确认——梅兰芳1930年访美的文化阐释》、《梅兰芳与新文化》、《梅兰芳与齐如山之二三事》、《“三大戏剧体系”的政治与文化隐喻》等文章；邹元江的《中西戏剧审美陌生化思维研究》（2009），是一部从“陌生化”理论对戏剧审美作整体性思考的专著，但也集中体现了他对梅兰芳及其戏曲跨文化交流的研究心得，并在近年来他对于梅兰芳表演美学、历史身份和海外公演史迹的持续关注中得到延续），这些研究成果带来了“重释”或“解构”的新见与冲击，引发了学界较为热烈的关注、争鸣与讨论。此外，还有一批并不专述戏曲对外传播，而是从整体上作东西方戏剧通观勾勒和比较的研究成果，例如刘彦君的《东西方戏剧进程》（1997）、廖奔的《东西方戏剧的对峙和解构》（2007，其中附《文化互渗实例研究——东西方文化撞击中的梅兰芳》一文）等，虽然戏曲并不是其专论对象，其在讨论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之影响的问题上往往更侧重于话剧领域，但也反映出当前理论界涉及近代以来戏曲对外传播与交流问题时的理论思考与理论总结状况。客观言之，目前的研究在史料的挖掘运用和观照的视角等方面，还有开拓和深化的空间。我们一方面有些遗憾地发现，仅就本文选取的时间范围，诸如对熊式一欧美演剧、绿牡丹和韩世昌的访日、程砚秋欧洲游学等研究都比较欠缺，当然，梅兰芳的代表性毋庸置疑，但他的国际活动并非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有着具体丰富和延续的历史情境；另一方面，国内各种研究引用的当时海外评论、报道材料多重复已有翻译的较少部分，造成了研究对话却无“话”、或永远研究对话中的几句话的窘境，不仅仅存在着大量的断章取义，也使得一些实际上起着重要作用的人物、事件和评论在国内研究中被遗憾地忽视了，历史的丰富性还有待更充分地展现。近年来还有如都文伟《百老汇的中国题材与中国戏曲》（2002）、陈世雄《三角对话：斯坦尼、布莱希特与中国戏剧》（2003）、吴戈《中美戏剧交流的文化解读》（2006）等学者及其成果，在切入题材和对于历史文献材料的开掘上，体现出找寻戏曲“跨文化”研究学术生长点的努力。年轻学者周云龙在《越界的想象：跨文化戏剧研究》（2010）一书中对梅兰芳访美的专章文化解读，显示出在对欧美学界近年来理论资源和成果的吸收借鉴中，对这一事件的文化意义进行整体性理论把握和描述的意图，其对于引导了想象、对话和实践的话语权力关系图式及其内在动态的关注，在对“关系”的关注中拆解、超越“东西”二元思维和单向模式、揭示对话中的双方之历史主体性的努力，反映了比较文化视野下戏剧研究的集体性问题意识与有代表性的一种研究路径。在受到关注的演出活动之外，么书仪在《晚清戏曲的变革》（2008）中对清末和民国时期日本京剧爱好者及其团体、活动的研究，也从一个较新的角度对戏曲跨文化交流的历史补充了前人较少关注的环节。上述提到的成果都对本文启发颇多，有利于我们还原一个更接近当时历史真实性和丰富性的戏曲跨文化交流环境。当然，本文希望能够结合历史与文化的考察和相关成果，但并不仅仅将戏曲艺术作为文化研究的切入点，而是最核心的对象，在这一方面，除了当时诸多关于戏曲艺术层面的评论，也即本文探讨的“对话”之“话”本身，被梅兰芳之子梅绍武翻译过来的乔治·巴纽等的论文《梅兰芳：西方舞台的诉讼案与理想国》（Georges Banu, Ella L.Wiswell, June V,Gibson,Mei Lanfang: A Case against and a Model for the Occidental Stage，1986），可称得上是一个在国内已有研究中较有影响的文本，许多关于戏曲与西方戏剧舞台和表演美学差异比较的文章，都受到了此文的启发。此外，像叶秀山这样兼具中西深厚学养的“圈外”学人，对于戏曲艺术理论和美学充满真知灼见的长期探讨，也为戏曲圈中人提出了许多有意思、有价值的问题，值得深思。

从大文化的视角来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戏曲及其对外交流传播的环境，除了专注于“跨文化”的国际视野和对戏曲艺术形式的认知，还要求对于社会文化思想层面的地方性话语有所理解，毕竟，在那个时期，精神上对于“乡土”和“家园”的追寻，有着现实的社会载体和寄托。而这也是今天的比较戏剧研究中相对薄弱的。与本书涉及相关，除了《民国京昆史料》、《梨园外记》等戏曲文献中提供的社会与文化信息，诸如阿灵敦的《寻找老北京》（In Search of Old Peking，1935）、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的《北京社会调查》（Peking:A Social Survey，1921）、燕瑞博（Swallow.R.W）的《北京生活侧影》（Sidelights on Peking Life，1927）等一系列风物散记和调查文字，陈宗蕃编著的《燕都丛考》（1991）、邓云乡的《燕京乡土记》（2004）、《文化古城旧事》（2004）以及近年来在文化研究、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领域对于乡土、城市研究的相关成果如赵园的《北京：城与人》（2002）、陈平原、王德威编著的《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2005）等，其论据、观点和方法都有值得借鉴之处。

关于戏曲艺术海外交流课题的研究，近年来海外的学者也十分活跃，日本方面，学者吉田登志子曾撰写《京剧来日公演记录——大正八年（1919）至昭和三一年（1956）》，（见《京劇資料展図録》，2005）长文，较为详细整理、记载了梅兰芳访日期间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新演艺》等数十余家媒体的报刊评论文章以及《品梅记》等评论集文章，经翻译为中文后，已成为梅兰芳访日研究的基础性材料。中塚亮2007年发表的《韩世昌赴日公演昆曲及其背景——从与满铁宣传活动的关联说起》（韓世昌による昆曲来日公演とその背景について——満鉄の弘報活動との関係から）一文，利用满铁相关资料，分析了韩世昌1928年公演背后的政治运作。此外，同志社女子大学的仲万美子于《中国都市艺能研究》第五辑（2006）、第七辑（2008），《近现代华北地域传统艺术文化综合研究》（2008）等学术期刊和报告书中分别发表了《洋人如何观察“京剧”——从音乐文化学视点展开的考察》（洋人は「京劇」をどのように観察したか——音楽文化学の視点からの考察）、《大正时代京剧来日公演相关的知识分子网络》（大正時代の京劇来日公演に関わる知識人ネットワーク——異文化/自文化に通じた芸術文化の通訳者の果たす役割）等文章，主要是摘取了部分日文、英文报道和评论（尤其是侧重与音乐文化学相关部分），介绍在戏曲海外推广过程中起到文化中介作用的一些日本和美国的知识人及其观点。欧美方面成果更多，访美时期的梅兰芳及相关公演评论是较突出的讨论案例。除了已提到的乔治·巴纽的论文，特别需提到葛以嘉的专著《伶界大王：京剧革新中的演员与观众（1870——1937）》（Goldstein Joshua.Drama Kings: Players and Publics in the Recreation of Peking Opera，1870——1937，2007）和博士论文《剧场的民族想象：京剧和中国的文化危机（1890——1937）》（Theatrical Imaginations: Peking Opera and China's Cultural Crisis，1890——1937，2000）、论文《梅兰芳与京剧的国家化（1912——1930）》（Mei Lanfang and the Nationalization of Peking Opera，1912——1930，1999）等多项成果，在对晚清民国时期信息媒体、广告舆论、戏园或剧场、商业网络、都市公共空间、视觉文化、性别角色的论述中，葛以嘉着力描绘京剧之“国剧”身份的塑造与获得这一过程，及其中的一系列看似“悖论”之处（如京剧的传统定位与现代变革、集舞台上的传统化身与舞台下的现代公民于一身的国民偶像梅兰芳等），作者将京剧国家化的过程视为殖民现代性语境中知识生产的产物，关注“传统”和“国剧”的打造过程中呈现出的文化危机感与西方帝国主义影响，并以此来审视晚清民国近代国家塑型中的都市大众文化与性别观之构建，其讨论覆盖了较广阔背景与时空，对文化研究领域热点和重要问题有大量涉及，对近来欧美的戏曲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饶韵华的论文《民族要素与历史盲视：中国戏曲在纽约（1930）》（Nancy Yunhwa Rao,Racial Essences and Historical Invisibility: Chinese Opera in New York，1930，2000）也较有影响，她通过对比同一时期在美国演出的梅兰芳剧团和唐人街常驻粤剧班子的炎凉迥异遭遇，指出了梅兰芳之所以会受到那样多热情而又缺乏真正理解的赞美，是与美国人长期以来对于自身音乐文化形成历史中中国戏曲之存在的盲视而形成的预设与先入之见分不开的。本书内容虽主要考察当时较有代表性的活动和影响较大的对话，但亦认同饶文所力图指出的，不能因此便忽视在其之外一些历史盲视的长期存在，这些问题无疑有进一步钻研的必要。此外还有田民的专著《差异与置换的诗学：二十世纪中西跨文化戏剧》（Min Tian,The Poetics of Difference and Displacement: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Western Intercultural Theatre，2008）和论文《戈登·克雷、梅兰芳与中国戏剧》（Gordon Craig, Mei Lanfang and the Chinese Theatre，2007），叶凯蒂的论文《优雅之美，新的女性，戏剧女主角或民族战士？——梅兰芳在日本、美国和苏联演出程序中的中国感知》（Yeh Catherine Vance,Refined Beauty, New Woman, Dynamic Heroine or Fighter for the Nation? Perception of China in the Programme Selection for Mei Lanfang's performances in Japan（1919），the United States（1930）and the Soviet Union（1935），2007），庞·塞西里娅的论文《文化的回收与利用：中国戏曲在美国》（Cecilia J.Pang，（Re）cycling Culture: Chinese Opera in the United States，2005），詹姆斯·哈伯克的论文《古中国传统中的古雅与实用：〈黄马褂〉与〈王宝川〉》（James Harbeck,The Quaintness and Usefulness of the Old Chinese Traditions: The Yellow Jacket and Lady Precious Stream，1996），马克·科斯顿的论文《西方世界与异国艺术的绍介：梅兰芳在纽约》（Mark Cosdon,Introducing Occidentals to an Exotic Art: Mei Lanfang in New York，1995），等等。这些论文不少从后现代历史政治文化批判的角度入手，大量运用或依靠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身份认同、女性主义的话语系统对历史进行解读。这部分研究成果可以从方法论与视角的选择上给予我们有益的启迪和新鲜的刺激，特别是在历史文本的解读方法、对于话语中权力政治关系敏锐的理论思维方面，能补足国内研究中的某些不足。然而，我们也需认识到其中可能的过度阐释，以及因立场和身份关系对相关历史情境与具体艺术有所隔阂等问题。

注释

[1]孙歌、陈燕谷、李逸津：《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2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