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汤一介：给百年思想方程一个新解

祖慰

“该听自己的了”

有人问过，在中国，同是为政治服务的原子弹专家和哲学家，为什么前者能制造出举世瞩目的氢弹、中子弹，而后者却造不出一个让世界同行刮目相看的哲学观念来？其原因是，中国政治家们，让造原子弹的人用自己的产品间接烘托、炫耀政治产品；而要所有弄哲学的人用指定的“包装纸张”（从意识形态话语到观点）直接包装现行政治。前者是以实体产品宣传“公司”，后者则是为在位“老板”做虚拟的广告。广告中当然不可能出哲学。然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汤一介，似乎是个例外。近年来，他频频被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同行请去讲学和当客座教授，应邀参加世界哲学会议，发表令同行振奋的论文，出版了十一本研究中国哲学的著作，还曾被选为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等。何故？

前不久，72岁的汤教授来巴黎参加法国Desclée de Brouwer出版社的新书发行仪式，因为其中有他的新著《生死》。他平平淡淡对我说了一句却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话：“毛去世时，我自问：过去我都得听毛的话，他不在了，以后听谁的呢？我内省后自答：以后该听我自己的了。”

“该听我自己的了”，这个经历了阿·托尔斯泰说的“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盐水里煮三次”之后的顿悟，成了他自救、自拔、真正展开自己哲学生涯的驱动程序。他毅然决然“炒”掉了“政治包装工”。这时已是五十岁了，比孔子的“三十而立”晚了二十年。

那么，听自己什么呢？他想起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的一句话：“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哲学上的区别更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自1951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他一直按照各个时期的政治需要，将中国历代哲学家和他们的著作，二分为唯心及唯物两类，唯物褒为进步，唯心贬为反动。到“文化大革命”更是“政治工具”化，政治人物为了打倒对手，先把对手戴上个儒家意识形态“铁面罩”，然后把历史上作古的儒家开棺鞭尸，从死人“横扫”过去，再扫倒活人。什么都是二分法，就像单细胞生物只能把世界分成营养和废物两类一样。他想，如果真要对中国五千年的思想史做一点能称之为哲学研究的研究的话，如果真要将中国思想史和世界上其他思想史作一点区分的话，只有摒弃“二分法单细胞思维模式”，回到黑格尔，进入中国哲学史未开垦过的但肯定是十分肥沃的荒原——思想范畴。

他有得天独厚的一面。父亲汤用彤是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教史的大学者。当年胡适离开北大时，就把北大交给汤用彤了，可见其学术地位之尊崇。汤一介自1956年开始就做父亲的助手了。那就像牛顿说的，获得了站在父亲肩膀上“看”的幸运。他凭借着两代人加起来的学术视野高度，将西方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范畴作为比较系，在中国浩瀚的儒道释（中国化的佛教）思想库中，梳理出了“天人、无有、道器、体用、理气、心物、静动、常变、正反、神形、性情、知行”等二十对范畴，从存在的本源、存在的样式、人们对存在的认识三个方面建构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套概念体系。他于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震动了中外学术界。接着，他又从天人合一（真）、知行合一（善）、情景合一（美）的架构上，建构了一个更能凸显出中国思想史特色的概念（范畴）体系。

真被黑格尔说对了，一旦确立起思想范畴体系，东西方哲学的分水岭就显现了。罗素从西方范畴体系，归纳出了西方文化的三元素：古希腊的哲学、艺术和纯数学；从犹太教派生出来的宗教和伦理；由伽利略和牛顿开创的近代科学工业主义。罗素说：“这三种元素，无一曾在中国的发展上占过一席地位”。汤一介从自己建构的中国思想范畴也结晶出了三元素——普遍和谐体系（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内在超越体系，内圣外王体系。这三元素也无一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上占过一席之地。两个“无一”构成了鲜明的区分。

像碳原子的特殊结晶能产生钻石一样，他根据自己建构的思想“结晶”，也得到了“钻石”：中国三元素和西方三元素完全不同，因此在中国传统哲学资源中，不可能如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近代新儒学家所说的，能够灵根再植出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来。我们要实现民主，只有向具有西方三元素的西方引进。

他发现中国文化的灵根是“做人之道”。他讲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北大的一个细节。大学者冯友兰挨造反派批斗，他是陪斗者之一。年高的冯友兰，挂着个大牌子，站在高凳上，低头弯腰，一斗就是数小时，怎么挺过来的？冯友兰回答汤一介说：“每次挨斗时，我都在不断地念禅宗六祖慧能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念就听不见批判的人在吼叫什么了……”汤一介接着进行了极有说服力的论证：我们传统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等真善美灵根，虽然再植不出民主来，但是能再植出乱了做人方寸的现代人所渴求的为人之道来。

和而不同的双向选择

“该听自己的了”——这个内在的命令，十多年来使他结晶出许多“钻石”。他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在非有非无之间》、《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非实非虚集》、《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等引起海内外瞩目的学术著作。他在梳理中国数千年注释经典的学术史之后，还提出了创建中国解释学的不同凡响的构思。

我当然对他的学术成就表示敬佩，但也提出了我对哲学和所有人文学科甚至社会学科的学理性的质疑。我采访过许多人文学者和参加过人文、社会学科讨论会，发现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在内）和社会学科，所使用的符号体系都是自然语言（即日常语言），而所有日常语言中的概念，都因为漫长历史的不断引申、转义，充满着多定义的歧义。既然任何概念的外延和内涵都是不确定的，那么，所有的逻辑推理是没有学理性的。因此，人文学科不能提供可重复的真理，不能指导人们一定能成功地做成什么。它的功能是两个：第一是对人文现象提供解释，满足人类特有的属于精神消费的解释欲；第二个更重要，对社会已经发生的人文时弊提供先觉性的批判，能引发社会的大变革，例如欧洲启蒙运动的批判，中国五四运动的批判等。人文学者要能做到先觉性的社会批判，必须具有独立人格和独到见地，换成汤先生的话就是“要听自己的”。

他想了想说，人文可能还有第三个功能，譬如陶渊明，没有解释、没有批判，他的人文学问，显示了一种与自然和谐、与人和谐和自己身心内外和谐的精神境界。

在他看来，今天的人类，还应该有一种与其他文化相和谐的人文精神。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西方文明同儒家及伊斯兰文明联合的冲突。汤一介研究了中国文化如何吸收和融合印度佛教文化的千年过程，提出了与亨廷顿不同的“文化双向选择”的命题。佛教大约在公元1世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先是依附于中国原有的“道术”，到魏晋又依附于玄学而流传，是佛教在选择中国文化阶段。到东晋以后，由于佛教经典翻译日多，对佛教经典的原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呈现出了两种文化的冲突，例如，中国文化提倡“忠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佛教要求“出家”、不拜君王和“无后”，两者发生了思想冲突。但是，思想冲突恰恰是双向选择的必要程序。到隋唐，就形成了双向选择的成果——吸收了儒家和道家思想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相继诞生。到宋朝，儒家的理学大量吸收了佛教思想，使中国的儒学得到了重大发展。

汤教授紧接着讲到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相遇过程。16世纪，西方文化通过传教士输入中国。那时也是依附中国文化在传播。到了19世纪，西方以大炮的方式再度传入西方文化，那就不是思想冲突了。从救亡情结出发，中国知识界展开了一个世纪的“古今中外不共戴天”之争，直到今天。这不是正常的双向选择，而是非此即彼的排斥。他引用哲学家罗素的一段话，证明西方的整个文化史，便是不同文化间的双向选择史：“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汤一介在给中国知识界也给亨廷顿提出了一个文化冲突的新解：和而不同的双向选择。

他告诉我，为了推行“和而不同的双向选择”，从1984年开始，就创办了独立的中国文化书院，聘请世界各国的负载多元文明的学者当客座教授。为了孔子说的“和而不同”，他正在筹办一所有国学院、跨文化学院、环保学院、法商学院、科技学院、艺术学院组成的私立大学。他把七十岁在当三十岁用着，让人感到在白发之下正在涌动着富有青春气息的“而立之年”的活力。

原刊于巴黎《欧洲日报》，1999-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