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复兴文化书院独缺大师之魂

访问：祝家华

北京学者汤一介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书院不易复兴，因为非得有大师级学者主持不可，而大陆没有自由的讲学，台湾又太重视功利，难以产生那种人物。

汤一介教授是中国大陆著名学者，重要编撰著作包括《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中国宗教：过去与现在》、《论传统与反传统》、《在非有非无之间》等，目前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任北大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民间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汤教授今年受邀到马来西亚出席由大马华社研究中心（华研）主办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不久前接受《亚洲周刊》专访，畅谈中国古代文化书院、中国文化复兴和中国文化书院新近发展等问题。汤一介认为，要复兴传统的文化书院不太容易，主要在于没有大师级的人物形成重要的学派，作为书院的灵魂人物，产生号召力，而当代大陆及台湾分别没有自由的讲学及太重视功利，难以产生大师级人物。以下是访谈摘要。

问：去年大陆宋代著名的岳麓书院举行了杜维明、余秋雨等著名学者讲学，引起轰动，有“千年书院开讲”的美谈，这是否是中国传统书院“一阳来复”的复兴景观呢？

汤一介：据我所知，是一位企业人士刘波以1200万元人民币（折合美元约144万）购买了岳麓书院，所以有经费来举办一些活动，杜维明、余秋雨等学者才有机会到岳麓书院开讲，但也仅是一次性的讲学，不是长期的讲学。

以现在来说，要复兴传统的文化书院，不太容易，也不太可能。过去岳麓书院能成名，主要靠有学问的大师级学者的主持，像朱熹、陆九渊等，他们真正形成了重要的学派，是当时的学习中心，来求学的人也是真正要学，不是求文凭或官位。现在的岳麓书院也想形成湖湘学派，但是这不太容易，没有那样的大师级人物可以形成一个学派。

问：但是“千年书院开讲”的确引起人们重新注意传统书院，这有怎样的意义呢？

汤一介：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不同，因此要复兴古代书院的院规制度不太可能。我们在80年代也开办中国文化书院讲学，引起很大反响，但是后来政府不让我们自由讲学。即使政府允许开办私人讲学的书院，也不能回到那个时代的讲学。当然，岳麓书院的重新讲学有其重要的意义，只是无法回到传统的书院。

问：古代的书院可追溯到汉唐的精舍、书院，但是真正的书院大盛是在宋代，为何书院大盛会在那个时代？后来又为何走向没落呢？

汤一介：宋代的确书院大盛，主要是有大师级的学者出现，学风很好。但是，到了元朝，那是异族统治，对汉人的书院及文化基本是打压，有很多限制。到了明代有些恢复，但是有很多困难，不容易。到了清朝又是异族统治，对汉人的文化、学术，并不太提倡，对四书五经的态度也不像宋朝那样。民国时代废科举改制，流行洋学堂，书院自然没落。

问：民国初年还有一些著名的书院，那是怎样的情况？

汤一介：的确，民国初期还有一些有名的书院，像南京的支那内学院，四川的勉仁书院，还有复性书院等。这些书院之所以能维持，主要是靠主持的著名学者，像马一浮、梁漱溟等。另外，清华的国学研究院也曾经开办了四年，主要靠几位大师级的学者，如王国维、赵元任和梁启超等，没有这些大师级的人物，书院是开办不成的。

问：近当代的中国没有出现大师级的人物，原因出在哪里呢？

汤一介：当代中国没有出现大师级的文化人，主要是因为政治的专制统治，思想的压迫，没有自由的讲学。没有政治的专制，政治的干预学术，情况也许会不同。

另外，中国大陆1949年之后，政治运动频繁，打击知识分子，他们根本没有条件及时间去做学问。台湾的情况是学术界太功利，许多学者拿了学位之后，就很少再做学问。

中国文化会复兴，但不会成为主导的文化。将来的世界将是一个四五个主要文化竞争互补的景观。

问：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会在二十年后复兴，这可能吗？到时是否有大师级的人物出现？

汤一介：短期内不会有大师级的人物，这需要时间的累积，而且过去的大师级人物只要是博古通今就可以，但是，现在的大师不只是博古通今，还要能融汇中西，这是不容易的。

中国文化会有一定的复兴，但是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可以成为主导的文化。将来的世界会是一个四五个主要文化竞争互补的景观，这些文化可能是西方、印度、中国、阿拉伯及犹太等文化。这些文化传统都有很深厚的资源，可以互相激荡、吸收及影响。

问：当代新儒学提出反本开新理论，认为中国的道统在开出西方的民主科学后，传统的东西可以和西方的民主科学并存，您认为可能吗？

汤一介：当然可能，但是不像当代新儒家所提出的那样，要引进西方的民主科学，不是从传统里头开出，而是要引进西学，引进西学并不会影响传统的保留，传统还是能流传，不会消灭。

问：您所主持的中国文化书院在过去作出很好的成绩，现在情况如何？

汤一介：中国文化书院在80年代开办，得到梁漱溟、冯友兰等学者支持讲学，收到很好反应。我们开办的二年制中外文化比较课堂，从1986到1989年，一共有12000人参加；另外环境保护课程也有3000人参加，法治、经济等课程，全部有30000人参加。但是1989年后，书院不能开办了。1993年我们重新获得民间机构的注册，现在也开办一些课程，如道家文化只有40人，藏语课只有20人。现在社会风气不一样，过去我们的中外文化比较课程，得到农民、干部、编辑和军人等参加，如今很难找到上千的学员，没有众多的学生就很难开课，没有经费。

问：中国文化书院有何新近发展？将来的出路在哪里？

汤一介：我们正在和卓达企业集团的卓达大学合作开创哲学人文学院，这是落实中国文化书院的办法，预定今年秋天开学。卓达有经费、硬件，我们能提供师资。我们的理念是大学一年级就教四书五经及西方的经典，还有研究所的课程，希望文化书院和企业集团的合作能成功。另外，中国文化书院也有三间分院，一是环境保护分院，由梁启超的孙子梁从诫主持，是著名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另外的分院是跨文化研究分院，由乐黛云主持，出版跨文化中文及法文的期刊、丛书。还有就是企业文化研究分院，作农业考察等。

原刊于《亚洲周刊》，2000-09-25，200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