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符号与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的话语表征
文化符号是表征文化内容、文化价值以及用来简化交流程序的一种表述形式，是在社会变迁和人们的需要中逐步形成的。人们总是在既定的语言符号中交流着，又在生活中不断地创造出新的语言符号。作为一种思想寄托或价值表达，文化符号经常受到“物质”的纠缠，“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33]。从功用上看，文化符号给交流和表达带来了便利，但它一经产生就为所代表的内容设定了边界。
一、文化符号的学理意蕴及社会功能
早期文化符号的产生，大体上是为了计数或记事，其形式也很简单。但是，从没有符号到使用符号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因为从那以后，符号极其普遍地得以发展，为人们表意和抒情、记载和述说、创造社会和了解社会，提供了线索和启示。杨朱曰：“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当身之事，或闻或见，万不识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废，千不识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数固不可胜纪。但伏羲已来三十余万岁，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消灭，但迟速之间耳。”[34]为什么会出现“亿不识一”“万不识一”“千不识一”的现象，寻其根源，大抵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早期无文字之证据，多数是口传言说，以至于舛误多生，不足为信；其二，早期无器物之证据，缺少科学考究，以至于主观猜度，不足为凭。随着认识的开化和理解的加深，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接近事实，对事物的解读也逐步显示出科学特征，其所以能言之凿凿，皆因记载之功，因此符号意义功不可没。随着符号的流衍和传播，符号意义会有变化，“地球不过微小之物，各时代之人，常有迁徙，无可置疑；而人之信史、讹言、秘传医方、宗教表记、装饰题旨以及巧妙事物等，传播之速且远，谅尚甚于游牧部落或民族之移居”。文化符号或纯为记事，或纯为娱乐，或纯为想象，或为抒情，或为表意，或时而有之，站在今天的视野上，我们不难感受到拨云见日的豁然意向，或者是隐微闪烁的意义之光。古代文化符号所蕴含的信仰、故事，在现代文明的视角中，颇有幼稚感、愚妄感、荒唐感、矛盾感，但其中蕴含的经验颇为丰富，具有启迪和传承意义。符号之中寄托着理想色彩，寄托着对未来的渴慕，通过历史过滤留下许多值得记忆的思想内涵。通过符号意义追忆古代创造的美妙事物，会有一种自豪感和自信心；通过符号想象把遥远的事物作为眼前的镜像，会有一种期待感和制造力。
从考古历史看，最早的符号大约是和石器的使用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石器时代工具的形状代表着不同的符号内容，洞穴和石壁上的绘画也可以看成是符号的汇集与组合。图腾崇拜、生殖崇拜、自然崇拜、神灵崇拜，都有其符号特征，在不同民族或部落中代表不同意义。严如煜《苗疆风俗考》云：“苗民不知文字，父子传递，以鼠牛虎马记年月，暗与历书合。有所控告，必请世人代书。性善记，惧有遗忘，则结于绳。为契券，刻木以为信。”《周易》的卦爻辞是由不同符号构成的，代表不同的意义，其《序卦》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35]这是一种意义表达。语言、音乐、舞蹈分别是有形符号和无形符号，“字性之别，在今世数种言语中，似只累人记忆，并无何用；然考其由来，实为初民所留贻；盖昔尝有一时期，其时初民之宣扬巫术及信奉拜生教（animism），均着重在男女两性之辩，至少亦着重在有生物与无生物之分类，遂觉取各种食物之名，加以详细之辨别，为大有益于实用也”[36]。音乐作为文化符号，不一定与经济发展同步或一致，一些发展缓慢的民族反而在音乐方面能表现出很强的领悟力，这与恩格斯所讲的“第一提琴手”相似，在“余音绕梁”“三月不知肉味”的音乐符号中，意境只宜想象。个人修饰及美术也可以看成符号表现，其历时最长、迁流最多，纵使最贫困最落后的部落，犹有专心致志于此者。体现拜生教及拜物教的符号，其寓意往往由简单而至复杂，由原始而至现代，其心灵慰藉、愿望寄托、精神期待甚至民族象征，也是很明确的。巫术、禁术、邪术、先知术、占星术的符号尤为神秘，其符咒、图谶大多是想象的产物，在生活中并无确证或实据，或谓文化出于巫术，或谓医术出于巫术，或谓宗教出于巫术，皆显示出巫术的神秘与久远。“我们之所以相信它们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活得长久些，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受到饥饿的威胁，还因为我们希望生活安全、食物有保障。”[37]至于禁术又被称为反巫术，是生活、行为、语言方面的禁忌，如不得看视之物体，不得触犯之物体，不得言说之物事，“此种思想，似与视神道为庄严隐秘之思想相连，盖初民以为庄严之物，不可手触；隐秘之事，不可纵任好奇之心，窥求底细也”[38]。最具历史意义的当属文字与算符的产生和运用，古代埃及文字及图符，象形文字从自画式符号到记录符号，均偏重事物描写而缺少抽象词汇，这是一个特色。这些符号常常是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的独创，由于所处的环境、生活状况、理解程度有差别，导致符号起源和意义亦有很大差别，不能随意猜度或联想。没有证据表明，八卦与楔形字同出一源，比而观之，年代不合，形式不合，不宜妄作牵连。但有一点不容否认，在人类最早的面对面口口相传的直接形式中，符号起着传递信息的作用，纸张的发明使符号便于固定和流传，而报纸开启了认识的图文形式传播的新时代，后来的信息媒介、网络技术又将符号表达推向新高。如果说，中世纪的文明主要是靠口头传承的，近代文明是通过书面语言以知性达到意识形态的虚构，那么，后现代的信息社会中是通过“虚拟实在”表达世界图像的。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对文化符号的功能做以下总结：其一，文化符号是知识沉积的象征，是一种知识体系。符号体系即知识体系，一方面，人们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和认识，才有了创造符号的可能；另一方面，有了符号观念和符号表征，才能更好地表达知识体系。如果说，古代文字、巫术、图腾等是最早的符号形式，代表着比较简单的知识形式，那么，在今天，形形色色的符号形式、符号体系构成了复杂学科知识体系。现代学科的每一个门类都有自己的表记和符号意义，以至于要了解其中的一部分所代表的意义，都很困难。从这个意义上，文化符号多姿多彩，文化含义博大精深，此所谓生有涯知无涯。其二，文化符号代表一种秩序规定，是一套秩序体系。中国古代“衣裳之治”包含着礼仪观念，象征着地位尊卑和等级差别。祭祀仪式上，天子、公侯、大夫的服饰是不一样的，连行为方式都有差异，所谓“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大夫济济，士跄跄，庶人僬僬”[39]，在古代的思想界中就形成了天地人一体基础上的价值观念、价值秩序和价值样式。因此，古代冠服进化及设计的变化，有不同的符号意义。在《尚书·益稷》中有“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孔颖达疏曰：“五服，侯﹑甸﹑绥﹑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为方五千里。”这就有了五种界限，“服”有了服侍天子的含意，以五百里为一区划，其文化含义较之“衣裳之治”已有差别。又有《尚书·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从畿服重地到藩属下国逐层管理，兼举文教武卫，声教讫于蛮荒，这体现了华夏王朝历来治国思想的渊源。第三，文化符号代表一种能量积蓄，是一种力量表达。古代人类认为有一种神秘力量存在于事物之中，如果能掌握这种神秘力量的法则或密码，就能开启神秘之门，通过法术利用积极力量或通过禁术克服消极力量。不论是联想中的力量，还是占有性的力量，都与当事人的心灵感应有关，因此大多是暗示性的，是由某种因果联系所决定的事物关系。当这种思维的话语权力由多数人转向少数人时，一些精英垄断了对现象世界和神秘力量的解释权，并进一步上升为思想主导力。于是，神秘的力量就转化为现实的力量，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工具。近代社会中，符号力量的神秘色彩被淡化，代之而起的是现实的政治符号、经济符号、文化符号和社会符号，它以具体的而不是隐匿的方式控制社会的运行，其世俗性极其明显。第四，符号是一种社会意象表达，是一个意义体系。社会意象是对特定文化的自我意识，是社会的集体意识状况，与它相联系的文化符号是关于社会空间的图谱。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情、关系、面子就是一种隐形的符号集合，是中国道德磁场中具有强大力量的形式。生活于其中的中国人，对熟人关系的期待、对人情要求的尊重和对面子的敏感，是外国人难以理解的天方奇谭。泰勒认为，西方社会的集体意象的变化也能对符号变迁做出诠释，在神秘观念的引领下，遍布山川的精灵，来势凶猛的洪水，难以预测的日食，都被认定为一种力量，相对应的符号常常链接这种意义。现代社会中符号的祛魅和解蔽功能，是以理性解读自然和科学认识社会意向为基础的，现实的社会道德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对象。
二、文化符号的话语选择及逻辑关联
一般而言，思想和知识是通过一系列语言符号进入人们的认知系统的，当人们用语言符号传递一种思想时，这种思想就进入了生活。“我们的语言承载着符号，这些符号使得我们去面对我们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使得我们去面对那些我们不能够控制的内在和外在的一些方式，使得我们很大程度上认识到导致世界反抗的真理和我们各种各样超越自我的召唤。”[40]当我们要设定某一符号时，总希望它能够比较清晰地界定范围、表达内涵和体现特色。在理想的情况下，语言符号所表达的内容与其内在含义是一致的，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语言是一个自足的、创造性的符号组织，它不仅指无需借助语言而获得的经验，而且实际上界定我们的经验；凭借其结构、凭借我们接受语言影响我们的经验的能力，语言为我们形塑符号的意义。”[41]就是说，语言符号和生活实践有密切关联。在沟通中使用文化符号时，人们总希望占据尽可能多的语言共相，以便获得更多的拥趸。这种共相化的目标与一般的结构主义纲要也是琴瑟和谐的，它们同处在自然与文化的交界处。因此，对语言符号的归纳，就是通过逻辑结构和实际内容提升它的分辨力和解释力。“人利用语言、符号、仪式的方式无穷无尽。耐人寻味的结果是，他是民族、阶级、部族或种族的一员，或这个那个群体的一员；然而，人没有共同的语言，且罕有共同的符号，根本就没有普世同一的仪式；吊诡的是，他竟然是人类这个物种的一员。”[42]如果话语或符号选择不当，会成为攻击或质疑的把柄，如质疑文化话语或符号中某一概念的适当性，质疑某一文化话语或符号所体现的重要结论的有效性，质疑某一文化话语或符号所表达的原理的实用性，都会对已经形成的文化符号或话语造成威胁，促使它改变原来的形式。这是文化符号变迁的一种动力。质疑的结果，引起概念内涵或外延的变化，经常性地发生如下的情况：“用一个相等的概念置换，用一个较不普遍的概念去替代（特殊化），或用一个更为普遍的概念去取代（普遍化）。”[43]在这里，语境构成叙事的氛围，不论是描述性的语言，还是解释性语言，都以提高话语免疫力、说服力和适应力为目标。因此，话语和符号的选择取舍，不是一个直线演进的路径，而是一个复杂的选择过程，“各种话语通过一系列的分支发展起来，其中选择进步的各种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被遗忘的方式（‘逝去的分支’）在这里可以被重新引入，迄今相互分离的平行线在这里可以结合起来”[44]。在任何环境中都不存在可以普遍接受、能够强制决定一种话语的正确和错误的真理标准，为了提高文化认同，话语符号的选择必须在使用者心中没有矛盾，必须是在接近客观事实基础上的逻辑一致。语言差异和符号差异代表的意义和逻辑与生活环境的关系很密切，现代社会中多样化的词汇和语义，它的分层和象征作用，体现着语言之外的力量。现代景观社会中，各种标志都有自己的意义表达，商品符号、行业符号、阶层符号、流行符号、性别符号都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表面上看，语言本身没有权力，但实质上它们所象征的群体却掌握着权力。
语言在本质上是一个参与复杂表意过程的符号系统，随着语言游戏规则的变化，所表达的事物及语言的意义也会变化。在文化史中，一种或另一种经验模式总是作为观念源泉而处于主导地位的。利奥塔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当维特根斯坦（wittgensbein）重新回过头来做语言研究时，他将研究焦点集中在游戏规则说法模式的效果上；按照这种方式（有些我在上面已经提及），他区分各种说法的不同形式，并称之为语言游戏规则（Language games）。他启用这一术语所要表示的是，在各种不同性质的说法中，都可用说明其特质和用处的规则来定义。”[45]按照利奥塔的说法，游戏规则是一种元叙事，所有的话语和符号都是元叙事之下的表达，以后的话语延续则是对元叙事的破除。但是，他把语言符号的选择看成游戏规则影响下的游戏活动，既包含着对学术的亵渎和轻视，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语系及其合理性的裂解和否定。“对于利奥塔来说，那些我们矢志不渝为之奋斗的革命目标不过是一种语言游戏规则下的元叙事，而共产主义之类的许诺始终是这种元叙事营造出来的美丽的幻影，在这个美丽的肥皂泡下，人们如同飞蛾扑火般地扑向这个幻影，而他们最终只能得到幻象的破灭。”[46]果真如此的话，那么，革命有什么意义？创造有什么意义？未来有什么意义？
通常情况下，文化符号的选择要注重简化文本和转化文本，以便使不同阶层的人获得大体一致的解读效果。其方法主要是借用历史人物、古典思想、历史口号、社会标志等，使用的策略有“建构”或“解构”。“解构”是将整体分解成不同的要件，然后用通俗化的符号连接起来，这意味着分离或割裂；“建构”是采取预设的方式将不同的模块以符号形式结合起来，但可能出现意义散落。就是说，不论是“建构”还是“解构”，经过多次处理后，文化含义都会发生很大变化。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的重点，就是辨明文化中类似语言的成分（符号、概念），并研究它们组织起来的传递信息的方式。“我们通过行动，以及根据符号和召唤所做出的回应来建构自身和世界，而不仅仅依靠自然的力量——信念也是一样，都属于认识论的范畴。”[47]符号又是历史地生成和传承的，那些积淀下来的传统和知识经常在现实需要和活动中再现出来。人们“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48]在中外革命史上都有事例，西方资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时，时而模仿1789年的革命传统，时而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而在1789—1814年革命时，又穿上了罗马共和国的服装，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群众都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但是，“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新语言翻译成本国语言，能够忘掉本国语言而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49]。符号和话语的构建不应是拙劣的模仿，“召唤亡灵”或使“死人复生”可以找到某种精神，但不是让这种精神归于幽灵，在实际活动中，内容比辞藻更重要。
很多时候，人们追求的是符号背后的意义和方法，但官方需要的符号意义和民间使用的符号意义并不完全一致。民间形式依附官方形式是常见的现象，官方也会经常从民间意义中汲取营养。拿文字在文学中的寄托与应用来说，可以用于吟诗作赋、记述事实等，但对统治阶级来说，政治表述功能是第一位的。这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表现也非常明显。“唐代科举，所重者专在一种文字的考验。其先亦曾注重考验其对于实际政治问题之理论方面，亦曾考验其对于古代经籍之义解方面，但这两种考验，皆易陈腐落套，皆易抄袭雷同，因此以后考试，遂专偏重于‘诗赋’一项。一则诗赋可以层出无穷。杏花柳叶，酒楼旅店，凡天地间形形色色，事事物物，皆可命题。二则诗赋可以薄物短篇，又规定为种种韵律上的限制，而应试者可以不即不离的将其胸襟抱负，理解趣味，运用古书成语及古史成典，婉转曲折在毫不相干的题目下表达。无论国家大政事人生大理论，一样在风花雪月的吐属中逗露宣洩。因此有才必兼有情，有学必兼有品。否则才尽高，学尽博，而情不深，品不洁的，依然不能成为诗赋之上乘。唐代以诗赋取士，正符合于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注重的几点，并非漫然的。”[50]因此，文化符号作为观念系统的转换形式，每一种语言文字都以独特的方式描述和划分宇宙，使生活在这个话语体系中的人能在学会这些语言文字时自然地接受它所表达的意义。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创造性活动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符号，各阶层、各行业也充斥着不同类型的文化符号。文化模式最早是国外文化人类学家提出的，国内学者的研究多以此为基础。有学者在结合国内外有关研究的基础上把文化模式描述为：“若干变体文化中所共同具有的那些稳定的构成要素和稳定的结构方式，它应该在变体文化中保持着某种大体相同的特征和功能，以维持一个民族或群族的绵延不断的基本的文化传统，凭此传统应足以认定不同民族或群族的不同特征。”[51]这些变体是通过符号显示出来的，不同符号具有不同的含义和特征。文化模式通过文化符号的表达代表着民族活动和生活特征。尽管研究者对文化模式、文化符号、民族特征有不同的解说，却都是表达文化应寄托民族情感和心理因素的。理解一种文化及其模式，要考虑历史因素、民族特征、个体和群体活动方式、文化内容等。文化模式表达了特定形式的信仰、习俗和文化实践，也包含着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当不同文化接触时，新的因素会被吸收改造而适应时变的要求。
文化符号和文化话语是互为表里互为注释的方面，二者的发生和功能都受到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何构建、如何使用、如何发展文化符号和文化话语，与主客观因素有很大联系，不能把它看成主观的自发的起作用的因素，也不能静态地片面地看待文化符号和文化话语。在这方面，要注意以下关系及影响。
一是文化符号涉及的主客体关系及其影响。主体的思想影响着符号的选择方式，在寻找符号的过程中，他不能脱离价值内涵。符号选择意味着思想模式的定格，每一个叙述都反映了作者的知识结构、环境和兴趣，并被他生活和行动于其中的世界的观念和目标所塑造。当主体的价值意向变迁时，“一个长期以来被尊重的、广泛共享的合理性观念开始被取代；一种组织社会生活的传统方式不再具有信服力。共同的实践——对传统领袖的忠或对宗教信仰的追求——不再是不可抗拒的了”[52]。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及其关系是当时社会的基本关系，雇佣劳动是这种关系的基本表现形式，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展开的基础，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构成马克思主义文化叙事的基础。尽管当今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立场有不少异议，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生产形式强化了作为生产力语言的革命话语。“没有任何革命能够以其他符号代替生产力的革命。生产的话语成为普遍的公式。”[53]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方向，使无产阶级这个革命主体在资产阶级社会客体中发生了历史性作用。“共产主义的话语支配一切，不管这种生产力具有客观目的还是为了自身而发展，它都构成了自身的价值形式。”[54]文化符号和文化话语的选择，在马克思那里没有离开市民社会及其主体，在葛兰西那里指向有机知识分子，在毛泽东那里服务于劳苦大众，在拉克劳那里是理解社会的关键，他们都没有脱离社会的主体力量和客体环境。同样，在这些主体力量及客体环境的影响下，文化符号也在不断地变化着。
二是文化符号的价值寄托及其影响。符号的价值是在符号差异中凸显出来的，不同符号之间经常存在着对比和交换。恰当的文化符号有助于价值观的维护和宣传，它以严肃的语言为价值观辩护，显示出明确的思想意向。不同文化符号也提供了具有不同价值内涵的工具材料，而价值观提供了符号表达所需要的修辞材料，人们在这种双向选择中构建着文化的意义系统。现代社会中，广告已经成为一大景观，社会对这种文化符号评说不一，有人认为，广告婉说强劝，无异于恶魔迷人，“时时投人所好，其流毒所及，则道德戒律，为之破坏；令人失本来刚健笃实卓然独立之意想，天性日漓，所思所行，悉受其指使；惟知尽力享受，尽力浪费矣”[55]。有人认为，广告不仅是一种无序的符号表现，它更有助于降低报纸杂志的价格，使更多的民众享受社会信息，使人脱开心境，得益不浅。“顾报纸虽日日有史事，然谁肯研究无间；其经过寻常读者目中，亦正如水珠泻下鸭背耳。惟报纸记载之中，人固各有笃嗜之处，阅览之时，如鸭入春水，其乐无涯？”[56]因此，报纸在刊登广告的同时，也在传播文化和知识方面大有裨益。符号可以比较深奥，也可以比较浅显，那些以小见大、以近明远、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的符号体系往往具有较强的辐射功能。正如一些数字符号一样，“那种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意识，并非单纯的游戏设计者意识，而是玩家与设计者视阈融合的结果，它隐藏于游戏文本并在游戏角色的激发中逐渐生成”[57]。《圣经》和《论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话语系统，前者表现为超自然性和比喻性特征，其长期性影响表现在地中海文明中神话学传统的持续性；后者是东方区域的日常经验和话语体系，其持久性作用表现在儒学秉持的不变信仰。相比之下，《论语》中的文化取向和伦理要求更直观，它用古今一体的语言系统表达可以直接感受的生活经验，而《圣经》的天国意念却极为虚妄。文化符号在现实生活中影响很大，现代消费主义的崛起有不少是符号价值影响的结果，因为一定程度上符号就是品牌，就是地位和象征，符号消费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潮流，人们不再全力倾注于商品的价值，而是把目光放在能够体现自身地位和尊严的事项上。从价值之物到符号之物，标志着人们审美观念和消费意志的变迁，对社会价值观构成不小的冲击，甚至一些虚妄的价值想象也寄寓其中。生活中，利用各种记号手段来表情传意是一回事，对记号表达及其效果进行系统的反思和考察则是另一回事。选择一种符号并不意味着一定能顺利表达某种思想，还要有一系列的配套解释工作。语言是最常见的符号形式，很多文化内容是借助语言来表现的，但是，如果仅仅靠术语兜圈子，是难以完全表达文化的真意的。马克思在批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时，曾说他使用了“一种经典的、美文学式的、意识形态语言”，而这种语言符号的价值寄托却很少。中国早期儒学价值观具有明显的经验化生活化特征，后来被注入较多的哲理内容，在经历儒学家改造后，深入政治生活并发生广泛影响，这也是运用语言符号来表达价值内涵的过程。
三是文化符号的环境依赖及其影响。就语符产生的共性看，“语言不是一个社会内部这一种或那一种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全部进程和基础历史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全社会、社会所有各个阶级、几百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的创造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全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所有各个阶级的需要”[58]。但是，语言所联系的文化形式，有其特定的社会特征及阶级属性，恩格斯在论及英国状况时指出，工人说一套方言，资本家说一套方言，它们是有本质区别的。因此，尽管处在同一个社会中，不同主体的文化语汇是不完全一样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俄罗斯语言的词汇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变化，这就是说，由于发生了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出现了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新的社会精神、新的道德，以及由于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添加了一大批新的词和语；许多词和语的意思改变了，获得了新的意思；有一些陈旧了的词在词汇中看不见了”[59]。在那时，标志新社会制度的新词汇是很多的，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文化革命、星期六义务劳动等。但是，语言的传统性和继承性也是不能忽视的。“至于说到组成语言基础的俄罗斯语言基本词汇和文法构造，那末在资本主义基础消灭后，不仅没有被消灭和被新的基本词汇和新的文法构造所代替，相反地，它们是完全保存下来了，没有什么严重的变化，这就是说，保存下来成了现代俄罗斯语言。”[60]斯大林认为，这里的关键是看语言符号为哪一个阶级服务，十月革命以前，俄语为资产阶级服务得很好，十月革命后，它为无产阶级也服务得很好，不能简单地以阶级性质划分语言性质。但是，在同样的语言素材被不同阶级使用时，却可以形成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因为文化和语言是两回事。现代社会中景观表象和文化橱窗，展示出一系列的消费文化符号，肯德基、阿迪达斯、可口可乐、好莱坞、摇滚夜、星巴克、牛仔裤等，差不多都是西方文化符号的象征，展示了消费文化的现代欲望。网络符号也不甘寂寞，“网红”“粉丝”“微信”“微博”“追星族”之类的词语，也希望成为流行的话语符号并进入现实社会。这些内容受到社会发展程度、人类交往方式的影响以及人的心理状况的影响。
三、文化符号的意义链接和内容承载
“文字之功用有二，通今及传后也。草昧之世，交通不广，应求之际，专恃口语，固无需乎文字。其后部落渐多，范围渐广，传说易歧，且难及远，则必思有一法，以通遐迩之情，为后先之证，而文字之需要，乃随世运而生。”[61]符号意义也在不断因需要而进化发展，结绳是以绳结记事，无绳时或未携带绳时便无法记事，于是又有画图记事，可以画于地，可以画于石，可以蘸水，可以涂色，免去了携持之累。符号起源之理路，大抵如此，且各地依循类似道理。但是，“以一地一族表示语言之符号，行千百里外，必致辗转淆讹，不若形象之易于辨识，虽极东西南朔之异音，仍可按形而知义”[62]。因此，指事、形声、会意都是为了表达一定思想内涵，文化符号和话语总是要代表一定的意义。起源于基督教思想的神学语言深深浸透着象征，如十字架、主显节、圣餐礼等，而且这种语言强调神秘、仁慈、激情或痛苦、仪式。其实，这只是一种文化意义和价值的显现，在很多时候，那些“存在之巨链”上的文化符号均有其象征和指证。文化符号的想象力是在现实社会里表现出来的，语言符号在现实世界中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在此，以卜辞中所体现的殷人的观念体系为例做一些说明。首先，它把神秘力量神格化并形成有秩序的神谱，如甲骨文中的令风、令雨、降祸、受年等，皇帝就成了主宰一切的权威，成为超自然和超人间的力量。殷人敬鬼神所使用的符号系统也是一种观念表达，并延伸到日月星辰、山川木石等，于是有了“祭日东方，祭月西方”以及“宁于四方”等卦辞符号。其次，卜辞表达了对祖灵观念和王权观念的认同和结合。其中，对祖先的重视和对后代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亲属联络、血缘凝聚和文化认同，其载体或活动方式是墓葬、宗庙、祠堂和祭祀。再次，卜辞的文字符号中包含着秩序化的仪式和祭祀方式，是沟通天地、对话先人的话语要求和活动规范，周代残存的文献以及考古中发现的器物，对上述符号系统提供了一些佐证而且进一步明确化，在文化上他们属于殷商一系。“当这些祭祀仪式与宗教制度渐渐被政治的权威与普通的民众确认之后，在这些仪式和制度中包含的一套技术，就可能被当做是很实用的生活策略而普遍适用，而背后隐含的一套观念就被当做是天经地义的东西而不必加以追问，人们在这些仪式中获得生活的安定，也从这套制度中获得秩序的感觉。”[63]但是，周代文化具有明显的西部特征，王国维曾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指的就是这一事实。殷商时代“残民事神”，西周时代“敬天保民”，那时的文化符号所包含的意义也有很大差别。记载思想史的汉字符号，是中华民族深层的思维和意识结构的体现，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形成了一套象形符号，更在于绵延不绝的思想脉络。汉字符号系统中，“各种纷纭复杂的现象世界在思想上的分类，在古代中国不仅常常可以通过联想、借助隐喻，然后由表示同类意义的意符系连起一批汉字，也常常可以由一个汉字内涵延伸贯穿起一连串的意义，使它们之间似乎也有某种神秘的联系”[64]。甲骨文中有许多和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但是，汉字作为思维的产物以及思维运算的符号，其最明显的变化趋势体现在语法规范程度上，这方面的规范和修补受到共同的生活习惯、心理习惯的影响。可见，当文字的图像意义比较浓厚、文字的独立表意功能很明显时，凭着语言发出者和接受者的文化习惯，就能表达很复杂的意义。
语言代码作为一种常见的符号形式在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它能将遥远的古代转换成寄托丰厚理想的时代，能在想象中寄托丰富的语言色彩，能把眼前现实的心情转化为遥远的渴慕，能把幻想中的内容转化为眼前的造物。“商业纽带和文化纽带既不是毫无关联，也不是完全相互依赖。希腊文化传遍整个东方，主要是靠追随亚历山大军队东进的希腊商人完成的。同样，印度佛教传播到中国的历程也可以沿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追寻到。不过各种文化交往也有其内在的动力，并非完全依靠商人和商路的推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后期发明的简单的字母文字，就是影响除中国以外整个古典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此之前，只有少数书吏能够阅读和书写结构复杂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65]语言代码可以为文化传播提供支撑，表征着人们感知的现实，“语言是人类独有的能力。其他任何物种都没有真正表征性的交流手段；无论物质文化多么简陋，没有任何人类社会缺乏发达的语言遗产。语言是其他文化特质积累和传输的先决条件”[66]。在一个民族或国度里，语言的共同现象是其符号意义，是在一定的心理、一定的习惯和一定活动环境中起作用的桥梁，它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着自己的文化特征和价值内涵。在技术交流中，符号中介更是不可缺少，不仅代表古典文化的各类学科需要符号表达，显示现代技术发展潮流的现代科学成果更需要一系列的符号来显示文化发展动态。考茨基认为，人“借语言的发展与不断丰富而得到了异常坚强的社会的结合力，及社会本能（行动）以得到极大的增进与更加自觉。语言的放大又造成另外一种结果：促进人更容易地获得知识，并将其传给后代；促成便于思考的科学概念的形成。语言的放大引起了科学的发达，以科学的发达而征服自然界。这样就使得人类开始能战胜自然界，才能骄然独立，不为外事例所牵制而发生自由意志的观念”[67]。生活中流淌着多种形式的语言和符码，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字形式和数字代表不同类型的字母，它分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意义链接上，语言的追忆与怀旧功能给往事赋予未来的憧憬和希望，留下值得留恋的内容，滤出不愿回想的东西，然后依照过去的经验建立一个未来的意义系统。
按照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符号意义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是符号的外在形式，“所指”是符号的内在结构；“能指”的形式很具体，“所指”的内涵很抽象。文化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有着固定的关联或约定的关系，“能指”与“所指”基本对应才是较好的表现或表达。人们交往中的符号构建和意义表达，是周围物事的应激产物，这使得符号具有连接主体、作用客体的功能，沿着价值符号的“能指”目标和“所指”方向，文化内涵得以展现，意义链条得以延伸。符号语境中，“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使这符号之网更为精巧和牢固”[68]。鲍德里亚研究了符号的“暗指”和“意指”作用，他认为，意指是在传统交换逻辑层面上运用的“价值的语言和符号的确定性的语言”，暗指是用一种“隐喻”式的语言或话语来传达意义。丹尼尔·贝尔认为：“希腊的宇宙起源说给了我们最基本的抽象概念词汇。前苏格拉底哲学引入了隐喻；柏拉图以蒂迈欧的观念引入了象征；而亚里士多德引入了类比观念。”[69]因此，文化符号具有表达和传递功能，它在符号表达上的隐喻性，是使价值意义拓展增值为社会的精神支柱。
话语符号的意义链接与物体及环境有关。在意义选择上，符号使用者会基于不同的要求而使用不同的符码。符号的意义链接可以存在于鄙俗之间，女子裹足是中国古代的文化符号之一，非洲一些部族的割礼也是一种陋俗符号。然而，处于传统的认识或者是对畸形之美的追求，这种陋俗影响深远，积习染成符号。“一尖生色合欢鞋”；“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皆将陋俗赋予诗意。也有对这种陋俗符号坚不认同的，《湛渊静语》云：“伊川先生后人居池阳，其族妇人皆不缠足。盖言其族女子不随流俗也。”《野获编》云：“明时浙东丐户，男不许读书，女不许裹足。”隋唐时期，蒙古风俗之陋，为汉人所鄙，蒙古人视“杂坐喧溷，上下同食，举杯互饮，不耻残秽”为豪爽慷慨，汉人则认为龌龊不洁，这是由于对行为符号的理解不同。然而，马可波罗对元代物事却大为赞叹，草昧之风亦被视佳境，此中原因，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指出：“当时汉族文教制度远轶鞑靼，故深恶其野蛮；欧洲文教制度不及中国，故大惊其宏伟。”话语具有普遍性特征，自然事实就是话语事实，因为世界上不存在独立的自然事实，一切皆为话语场景的产物或建构，人类智力和思维所及都是话语的领地。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都处在话语视域中，由此，话语内涵与场景存在就有了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话语场景并不是其他对象中的一个对象，而是一种理论视域。所以有关话语观点的某些问题是无意义的，因为只能在视域范围内提出有关对象问题，而非视域本身。”[70]拉克劳、墨菲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叙事，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不是唯心主义的代名词，它有明确的对象实存和总体性特征。所谓话语，是由言语及行为构成的整体，不能仅从字面上将其理解为语言或言说，更不能从观念论的角度将其理解为唯心主义。但是，他们的话语理论存在着先验论的哲学立场，他们主张话语决定对象存在而不是客体决定话语，是话语构建主体而不是主体构建话语。不仅如此，这些话语理论在一些方面存在着否定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文化向度的倾向，如拉克劳认为，“我相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并不是进入了一个重复和空虚的世界，而是一个古典的解放话语所固有的全面性世界的瓦解”，“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话语的基础主义主张日益不断‘虚弱’的第二个结果，就是它承认社会要求更为民主的观点”。[71]在他看来，在当今西方社会，继续宣扬马克思主义文化话语，无异于空谈，因为这种“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已经没有市场。对这种观点要进行批判地分析，他看到的只是西方社会的局部表象，没有深刻认识这种表象背后的实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因为个别表象问题而失去其活力。
四、文化符号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话语
丹尼尔·贝尔断言：“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最大弱点在于没有文化理论。对马克思来说，文化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他从来没有详细说明——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明过——经济基础（主导的生产方式）到底是如何产生出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的。”[72]这显然是一种武断的片面的观点。不论是从狭义的文化还是从广义的文化内容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纵观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特征，“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话语的叙事基础。马克思认为，家庭是国家的天然基础，市民社会是国家的人为基础，它不仅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钥匙，也是思想、意识、文化得以形成的依据，法的关系和国家关系都是用这种话语叙事来诠释的。这样的语境中，他提出了“关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文化取向，提出了关于人类解放的文化追求。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文化话语的另一种叙事，因为异化不仅表现在物质上，也表现在精神上，论证人的文化水平提高与消除社会异化的关系是马克思关注的一个重点。这个文化体系的基本逻辑是：劳动体现人的类本质，但是劳动在其发展中逐步被异化了，消除这种异化的文化形态是共产主义文化。那时候，“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73]。如果将这种文化语系的物质基础再向前推，就是物质生产和社会实践，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它要求思维的真理性、表述的科学性，要求在方法论上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及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叙事策略和话语特征。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构建的方法论原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达得很清楚：“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释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74]沿着这一思路，马克思赋予无产阶级文化以革命本质，“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75]。人们的认识和语言行为是在具体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而多元性差异话语构建了政治模型，因为社会不是由统一的逻辑构建起来的。现实社会就是一个广阔的思想场域，“那里有非常广阔的意见空间，亦即密尔所说的尝试‘各种生活之试验’的自由，那里有思考和表达的自由，各种观念和看法会彼此冲突、摩擦，甚至冲突也得到容许，虽然也有相应规则对此加以限制，以免酿成破坏和暴力行为；臣服于一种唯一的意识形态，无论那是多么理性，多么有想象力的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对人们的自由和活力的剥夺”[76]。对一个社会来说，选择一元文化无疑有利于思想统一，能够增强文化符号的一致性；认同多元文化则有利于思想的更张，能够提高文化符号的创新性。在这里，用马克思主义话语提高社会的价值认同极其重要。
一是在社会发展中提高价值认同。社会活动以不同主体的交往为前提，是由交往手段、交往对象、交往时空等构成的交往模式。社会提供了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环境以及价值沟通的平台，符号又把这种沟通简约化，人们通过价值符号显示了相互协作的愿望和能力。在不同的利益关怀中，有一个能够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和符号体系，不管是客体主体化还是主体客体化，都受到这种价值观的影响，社会主流文化的认同实际上是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二是在日常生活中提高价值认同。人们通过创造和使用符号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认识。社会生活表现为“为我的存在”和“为他的存在”，这是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的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语言符号就是高度简化的思维替代品，不仅表达人的生活意愿，也体现价值追求上的差异。如何找出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体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关注的事情。三是在思想调节中提高价值认同。思想调节与利益调节具有互补性，认同不过是认同者从别人或社会那里折射出来的自我而已。价值认同依靠语码变更和创新实现，它通过对符号理解产生心理上的共鸣，取得对价值内涵理解的一致性。四是在技术发展中提高价值认同。“在更为普遍的知识扫荡中，如今知识语言的主导模式是数学语言，特别是在我们新的‘知识技术’（线性规划、决策理论、模拟）中，我们有了一套由变量、参数、模型、随机过程、计算法、探索法、最小最大化及其他被社会科学采用的术语构成的‘新’语言。”[77]技术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符号空间”，人们所思、所想、所为都可以通过符号体现出来。符号观念的变化，使得“生活是场‘游戏’——跟自然的游戏，跟人的游戏——而且，人遵循着冒最大风险得最高回报、最小风险得最少回报的理性策略，或者用实用优先理论中最可爱的词汇来说，就是以‘懊悔标准’提供报酬”[78]。高度数字化、符号化的空间里，人们的价值观出现多种变异，各种行为成了以影像理解为基础的符号运动。这样的环境中，追踪技术进步潮流，把握符号发展方向，坚持主流价值观更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