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形而上学批判与哲学的历史实现
对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抛开各种各样的理由不论，大家恐怕都不会否定这一点：马克思的理想是将哲学在历史中实现出来。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维度上，马克思实现了与传统思想的对话，并在哲学的历史实现中，颠覆了传统的理性形而上学。
按照阿伦特的看法，哲学的历史实现这一问题，在思想史上体现为一次事件，即苏格拉底之死。作为一个哲学家，苏格拉底由于不断地提问，在追求真理的同时打破了建构城邦生活所需要的惯性思维，因而受到审判。虽然在苏格拉底自己的申辩中，他对自己成为被告的两个论据都进行了批驳，并且根据当时城邦法律的规定，只要苏格拉底能当庭承认错误，或者交纳一定的罚金，或者越狱逃跑，都可以逃脱惩罚。但是作为公民的苏格拉底选择了死亡。对于这个事件，阿伦特通过讨论苏格拉底的申辩，认为这是哲学与政治的冲突，体现为一种双重的相互离弃，即“城邦不需要哲学家，而朋友们则不需要政治争论”。[1]城邦的政治生活就是公共生活，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认为，公共生活不需要哲学，哲学也无法在公共性的政治生活中实现，这正是政治与哲学的分离过程。
大约正是看到了这样的结局，作为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的理想就体现为哲学的政治实现这一主题，而这个主题在柏拉图那里，又是一个悖论，即哲学的政治实现最终表现为哲学与政治的分离，这是阿伦特关于柏拉图洞穴隐喻的分析所关注的问题。住在洞中的人，也就是生活在城邦中的人，手脚被牢牢捆住，只能看到洞壁上的影像。而哲学家摆脱了枷锁，实现了第一个转向，看到了洞穴后面那堆燃烧的火光，相对于影像而言，这更为真实。而当他走出洞穴，看到了外面的阳光时，才发现这是最为真实的，伴随着这个看见的过程的，是“转向”带来的艰难。这里的阳光也就是柏拉图所谓的理念，这是一切存在的理性之光。“它的确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任何人凡能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的，必定是看见了善的理念的。”[2]如果善是一切行事的标准，那么政治就应该以合乎善的理念为准绳。也正是在这里，柏拉图对苏格拉底事件进行了嘲弄：“如果有人从神圣的观察再回到人事；他在还看不见东西还没有变得足够地习惯于黑暗环境时，就被迫在法庭上或其他什么地方同人家争讼关于正义的影子或产生影子的偶像，辩论从未见过正义本身的人头脑中关于正义的观念。如果他在这样做时显得样子很难看举止极可笑，你认为值得奇怪吗？”[3]这里哲学家再次遇到了问题，看到了阳光的人极力想对洞穴中的人揭示影像是一种假象，但一方面哲学家受到了众人的嘲弄，另一方面哲学家对洞穴曾经有的熟知感，也随着两次“转向”而陌生化了。哲学的实现仍然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按照阿伦特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已经失效，作为朋友间谈话的辩证法，并不能起到法庭上的说服作用。“说服与辩证法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总是在向一群人说话，但只有两人之间的对话才有可能成为辩证法。苏格拉底的错误就在于是用辩证法向审判官们说话，这使得他无法说服他们。另一方面，由于他要顾及劝说这种方式所固有的种种局限，他的真理也就变成了诸多意见中的一种，也就和审判官们对真理的视而不见同样一钱不值。”[4]哲学要实现自己，就必须使哲学家成为王者，这是哲学的实现途径。也正是在这里，以哲学的理念作为最高的现实原则，是柏拉图哲学的理想。“这样的开始，是由柏拉图在政治与哲学之间划开的一条很深的鸿沟。”[5]对于柏拉图的这一意图，阿伦特做了这样的评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发展出了新的类型的哲学家。这种新的哲学家只是由于非政治的因素，对人类事项世界不关心；也正是由于轻视人类事项世界，所以，面对着共同的世界能保护自己。”[6]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打破了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这是马克思哲学中历史关怀的维度。相对于过去那种游离于历史之外的永恒理念而言，黑格尔的伟大功绩在于，通过精神现象学的游历，揭示出理性的历史性规定，应该说这是从一种抽象的哲学走向具体历史的一次尝试，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体现为对抽象理性的超越，将黑格尔的历史性原则彻底化为理性的历史性定位，并从社会生活中去理解理性的现实抽象过程，这才是马克思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原理中呈现出来的真实意蕴。在这个问题上，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阿伦特倒是看到了问题的关键：“马克思的从理论到行动、从沉思到劳动的跨跃，源于黑格尔，后者完成了将形而上学转变为历史哲学、将哲学家转变为历史学家的工作，在一个时代终结的时候，历史学家临别时的回眸一瞥，他所看到的不是存在与真理的意义，而是生成与运动的意义，后者才揭示了时代的本质。”[7]所以对于马克思来说，哲学的现实实现，首先要摆脱的是永恒理念的幻觉，以及在这种幻觉中所体现出的“革命”呓语，这是他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立足点。
在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中，哲学的历史实现首先是打破了哲学的理性自律的神话，这是一个双重的批判过程：一是对哲学自身的批判，这是在传统哲学内部对哲学进行解构，将哲学置于历史情境之中进行分析；二是对历史过程进行批判分析，这是处于传统形而上学之外的论题，而只有进入对具体历史进程的分析，才有可能获得现实的政治经验。这一双重过程实际上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将哲学从天上拉回到地面，并对地面王国进行批判。没有这个过程，哲学家就会像柏拉图洞穴中的那个看见光明者，在脱离了洞穴之后，他携带着的理性之光使他无法再熟悉那个曾经生活的世界。要真实地熟悉这个地上王国，对于19世纪的马克思来说，就必须进入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政治化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中介才有可能。这时，对哲学的透视来自于哲学之外，这是一种传统哲学界外的思考，我们可以称之为“非哲学”的哲学。正是由于马克思哲学的这一特征，所以在阅读马克思的文献时，如果我们拘泥于传统哲学的理性规定和形而上的思辨，马克思就真的没有了哲学。
可见，在马克思那里，哲学不再只是停留于空中的思辨，而是现实的实现，这两者具有相同的意义，哲学的历史实现体现为一个双重的过程：一是对哲学本身进行历史性的反思，使之摆脱形而上学的永恒规定；二是对历史本身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批判。在这种规定上，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呈现出来，这是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根本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德国无产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哲学历史关怀的真实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