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生产逻辑的局限与资本逻辑的凸显
在“导言”中，马克思写下了第一句话后，紧接着对物质生产做了一个限定性的说明：“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25]这句话使我们想起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强调的，整个研究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个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26]“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27]因此，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的生产，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对这个“一定的”社会进行分析，而不是停留于一般的物质生产逻辑。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个一定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28]。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地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9]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般物质生产逻辑已经不够了，正如马克思从一般物质生产逻辑视角讨论使用价值的生产时所指出的：“只要谈到资本主义生产，生产劳动的这个定义就完全不够了。”[30]这也意味着，传统教科书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与推广这个论断是需要再反思的。在这一问题上，学界的研究还没有进行深层的探索。当然，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割裂开来，把它们看作两个不同的领域，那么也无法在这一问题上迈开探索的步伐。
虽然物质生产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前提，但将物质生产抽象出来作为解释人类历史的基础，这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的事情。这种抽象能够产生，得益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马克思关于劳动范畴的分析就解释了这一点。“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31]斯密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在历史的意义上意味着现代工业劳动普遍性地位的确立，这时工业劳动才能被抽象为一般劳动，有了一般劳动的抽象才能提出劳动价值论。这种抽象的劳动一般，也就是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正是在“劳动一般”的基础上，才能提出“生产一般”的概念。虽然物质资料的生产在历史上早已存在，但以生产逻辑来反思历史，却是当代历史与思想的结果。
由于在反思历史时是以当下的历史情境为平台的，这使得在理论的说明中容易忘却理论所产生的特定情境而将之普遍化，这正是政治经济学生产理论中出现的问题，也是我们停留于一般生产逻辑时容易出现的问题。这一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总是现实的人的生产，但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个人在表象层面都是自由活动者，他们也是作为自由人进入到生产劳动过程中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体现为两个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当这种表象上的自由主体被抽象出来时，生产中的人也就成为孤立的个体，这正是政治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的理念，而且这种理念也被投射到原始社会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马克思在对这种生产的个人进行了特定社会形式的界定之后，立刻批判了斯密、李嘉图在经济学中的想象，即将孤立的个体看作社会生产的主体，这种孤立的现代主体在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接着马克思又批判了卢梭社会契约论中关于个体的想象。马克思指出：（1）早期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对孤立的个体的想象，是对16世纪以来兴起的市民社会的预感。这种市民社会，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就是原子式的个体的社会，他们组成一种外在的关系。这种市民社会到18世纪之后，得到了长足发展。（2）在早期社会中，生产的个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隶属于扩大为氏族的家庭以及后来的公社中，他们从属于一个整体，只是到18世纪之后，这种孤立的个人才真正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关于这一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二篇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进行了具体的讨论。（3）这种关于孤立的个人的想象，是现代发达生产关系的结果。这也就意味着，关于一般生产逻辑中劳动主体的分析必须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如果仅从孤立的个体出发，我们根本无法认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真实关系。根据一般生产逻辑，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两个孤立的个体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是平等的，而且他们之间进行的交换也是自由而平等的，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假象，而在真实的物质生产过程中，他们之间恰恰是一种非平等、不自由的关系。要理解生产过程中主体间的关系，就必须进入特定的社会形式规定中，这种特定的社会形式，就是资本逻辑所要揭示的问题。
第二，一般物质生产逻辑抽离了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体现的是劳动生产过程的一般要素及其技术结合。在前面关于生产要素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般生产逻辑的物质规定性，这种一般生产逻辑也是政治经济学家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视野，这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特殊规定性不见了，人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等同于一般生产方式，资本与劳动都被简化为物质生产过程的要素，并获得了永恒存在的形式。“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32]这时，人们只能看到资本的内容，即作为存在物的资本，这种物质意义上的资本构成了生产的工具。“这无非是说，资本就是生产工具，因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任何东西，甚至纯粹由自然提供的对象，例如石头，也必须先通过某种活动被占有，然后才能用作工具，用作生产资料。按照这种说法，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33]这正是斯密将原始社会的劳作工具也看作资本的重要原因。当把资本还原为物质内容，并进而理解为生产工具时，资本也就成为现实物质生产过程中无法消除的对象，从而获得永恒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随之成为最合乎自然法则的生产方式。
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一定形式，只强调内容，而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要害在于：如果说一切资本都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那么，并非所有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都是资本。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34]
这种要素式的思维构成了政治经济学家看待利润形成的观念基础。从要素思维出发，生产过程中的每一部分，除了劳动力而外，都能创造利润，而劳动力反而没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作为自由而平等的交换者，其劳动已经由工资得到了补偿。不仅如此，从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出发，那么资本就是人类生活中无法根除的存在，因为没有了资本，我们也就无法进行生产。比如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勃雷认为，个人与国家的繁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必须劳动。2.必须要有过去劳动的积累，或资本。3.必须要有交换。”[35]为什么要有资本呢？勃雷说：“我们都知道积累就是过去劳动的产物而尚未消费掉的——无论房屋，机器，船舶，以及其他任何有用的东西，凡是能够帮助我们产生更多财富的都是。一切这些东西都是资本。”[36]只不过勃雷认为，在现代社会，资本都归资本家了，社会变革就是要让所有人都拥有资本。这正是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来加以思考。这种面对资本的方式，是当时许多社会主义者所共有的。在这种要素式的思维过程中，经过了双重的倒置：先是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还原为一般物质生产，然后又从这种还原了的生产逻辑出发来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时一般生产逻辑也就成为评价的尺度。
第三，如果从一般生产逻辑出发，就无法真正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内在关系。如果资本主义生产等同于一般人类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那么，当下社会的问题不在生产领域，而在分配领域。这就正如马克思在论述上述四者关系时所说的：“肤浅的表象是：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这时，上述四者关系之间的联系就变成一种三段论：“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这当然是一种联系，然而是一种肤浅的联系。”[37]在这种理解中，对政治经济学的责备就是认为政治经济学家太过于重视生产，而忽视了分配的重要性。一些社会主义者正是从这里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的。汤普逊认为：
没有比财富的分配这个问题再使人感觉兴趣的了，如果研究得正确，也没有比这个问题再有用的了；因为不仅每一个社会的物质享受被发现直接依存于财富的公平而明智的分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道德和同情、谨慎、宽仁之乐以及它力能取得的知识享受的多寡也算不间接地与财富分配有依存关系。[38]
同样，还可以认为交换是非常重要的，并从交换手段出发来解决现实问题。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关于达里蒙的理论的评论中就可以看出来。正是通过对此的反思，马克思认为，在当下的经济过程中，交换、分配等只是表象，只有从生产出发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特性，而要揭示这种生产方式，又必须走出一般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进入资本逻辑。
实际上，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他最先确立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逻辑，这一逻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得到了集中的表达。但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意识到，仅从一般抽象的视角来阐释生产逻辑，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揭示的恰恰是特定社会形式中的生产逻辑，这正是蒲鲁东的问题所在。“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发展，既然我们只希望在这些范畴中看到观念、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末，我们就只得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39]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形成了“历史性”的观念，并由此进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分析中。也正是在这一批判中，资本逻辑成为马克思的思想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