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生产逻辑的哲学分析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4]这句话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人类历史前提的描述是一致的。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就是前提，这正是生产逻辑所具有的人类学意义。物质生产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对自然与对人的双重改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称之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自然必然性，因此与它的任何社会形式无关，倒不如说是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5]要理解一般的物质生产，就需要理解其基本的构成要素以及促进物质生产发展的条件。

既然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是物质生产，那么生产的一般规定就适用于所有的社会阶段，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如果将生产的共同规定抽象出来，就可以得出“生产一般”的概念。“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某些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6]这种生产一般有其必要的要素，在《资本论》法文版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七章“使用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中^[7]，马克思先撇开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阶段以及某一具体阶段给经济运动打上的各种特殊的印记，以使用价值的生产为例进一步分析了一般物质生产的要素与构成。作为一般物质生产过程的劳动具有以下要素：人本身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就是广义的土地，这是未经人的影响就已经存在在那里的劳动的一般对象。“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自然赋予的劳动对象。”^[8]劳动资料则是指人置于自身与其劳动对象之间作为自己的活动的传导者的物或物的综合体，正是通过劳动资料，人才能将自己的目的实施到对象身上。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于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按照自己的意图发生变化，生产出供自己需要的产品，这时劳动与劳动对象统一起来。马克思进一步概述说：“如果整个运动从其结果即产品的角度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都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9]

促进一般物质生产的条件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是劳动资料，劳动的任何一点发展，都离不开没有经过加工的资料。在马克思的时代，这被看作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马克思甚至认为，劳动资料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物质生产，而且成为区别社会经济时代的标志。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劳动者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0]

从这一维度出发，生产资料的革新本身就是推进社会生产发展的条件。也正是在这样的维度上，如果撇开资本主义的形式规定，协作、分工、机器生产自有其人类学的意义。比如协作，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过程越来越需要协作，如修筑道路、铺设铁路等。通过这些协作，一方面“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另一方面，协作在发展生产规模的同时也可以缩小劳动过程进行的空间。这种双重作用，节约非生产费用方面的非常有效的杠杆，仅仅是由于劳动者的集结、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操作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造成的”^[11]。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视角来说，协作的意义在于：通过共同劳动，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作为集体力的新生产力。这是生产逻辑意义上的协作问题，虽然这个过程在资本主义产生初期有其特定的意义。

分工也是如此。斯密就是从分工出发来揭示其物质生产的意义的。斯密认为分工是增进劳动生产力的原因，分工不仅推动了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体现了文明的程度。

未开化社会中一人独任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一般都成为几个人分任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农民一般只是农民，制造者只是制造者。而且，生产一种完全制造品所必要的劳动，也往往分由许多劳动者担任。^[12]

分工之所以能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原因有三：第一，分工可以使劳动者的技巧日益专业化；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会损失不少时间，分工可以免除这种时间的损失；第三，分工推动着劳动的简化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可以做许多人的工作。马克思同样论述了分工的历史作用，把分工看作产生工场手工业的一种根源，分工使工人熟练于某种固定的劳动，提高了劳动者的特定技艺，这不仅缩短了工人在劳动中从一种操作转换到另一种操作的空间距离，而且促进了人与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合作，这些都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机器的产生，则实现了协作与分工的重新结合，并以自然力取代人力，以科学代替了成规。“机器工业把科学和巨大的自然力并入自身，因而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13]马克思的这些论述，虽然是结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展开的，但主要讨论的是其在人类学的物质生产逻辑上的意义。也正是从生产逻辑出发，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了过去的一切社会，并为走向未来社会创造了物质条件。

就人类自身的发展而言，物质生产过程具有双重意义：第一，正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动态的交互性关系，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既改变了自然，也改变了人本身。第二，物质生产的发展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随着生产劳动的展开，人通过目的性的劳动改变了自然存在，这就是黑格尔所谓的“劳动陶冶自然”的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费尔巴哈深入地论述了这一点。费尔巴哈通过批判黑格尔和近代以来的哲学，认识到近代以来的哲学发展过程就是思辨理性逐渐摆脱感性存在并将感性本身加以抽象的过程，“未来哲学应有的任务，就是将哲学从‘僵死的精神’境界重新引导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精神境界，使它从美满的神圣的虚幻的精神乐园下降到多灾多难的现实人间”^[14]。这种新哲学就是他所谓的人本学。如果现有的感性都被思辨理性所浸渍，这种新人学何以可能？正是在这里，费尔巴哈提出了自己的新“感性”的思想。我认为，费尔巴哈所谓的感性指的是一种没有经过现代理性污染的感性，这种感性是从原始的自然情感中引申出来的，如男女的自然性爱等。与这种感性相对应的，就是一个没有被理性所污染的自然，这当然不再是黑格尔所谓的劳动陶冶过的自然。马克思批判的正是这种“想象”的自然乌托邦。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并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15]。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下，人们所面对的首先是经过劳动改造了的自然，而不是费尔巴哈所想象的那个没有经过人类影响的初始自然。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在改变自然的同时，更多依赖于自然界并把自然界看作与自己同样的伙伴，甚至是高于自己的存在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则完全是以社会为中介而存在的，如果从一般物质生产逻辑来看，黑格尔说劳动陶冶自然恰恰揭示了现代社会中自然的存在方式。费尔巴哈的自然概念虽然有其哲学批判的意义，但在历史的意义上，这种批判只具有道德评价的意义，并没有达到黑格尔的思想高度。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通过劳动改变自然的同时，也改变了人本身。黑格尔曾以主人—奴隶关系说明过这一点。在黑格尔看来，虽然奴隶听命于主人并成为主人享乐的劳动工具，但奴隶在陶冶自然的过程中，认识了自然并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最终获得了真正的自我意识。黑格尔的论述虽然有强烈的思辨特征，但劳动对人的发展的意义这一思想，却被马克思继承下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以“对象化”来描述工业劳动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问题。“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16]这正是劳动的对象化的意义所在。“活劳动通过把自己实现在材料中而改变材料本身，这种改变是由劳动的目的和劳动的有目的的活动决定的……因此，材料在一定形式中保存下来，物质的形式变换服从于劳动的目的。”^[17]可见，劳动的对象化并不是被动的反应，而是人的目的与本质力量的实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这一双重意义进行了简要的概括：

劳动首先是发生在人和自然之间的行为。在这个行为中，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相对立。为了占有物质，赋予物质以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人就使他身上的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能力发挥出来。^[18]

人们在劳动中对对象改变到何种程度，人本身的意识和能力也就发展到何种程度，并会以这种发展了的意识来审视自然界。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一个脚注，对我们理解上述问题很有帮助。在讨论“机器与大工业”时，马克思指出：“按照笛卡儿下的定义，动物是单纯的机器，他是与中世纪不同的工场手工业时的眼光来看问题的。在中世纪，动物被看作人的助手和伙伴……毫无疑问，笛卡儿和培根一样，认为思维方法的改变导致生产方式的改变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19]可以说，物质生产过程不仅满足了人的需要，而且促进了人的能力的发展。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正是生产劳动的发展，才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个性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客观条件，也是共产主义实现的物质条件。

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穷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20]

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发生异化的情况下，其物质生产过程仍然具有人类学的意义。

因此，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产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21]

这正是一般物质生产逻辑视野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为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物质生产的发展，不仅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物质前提，而且创造出人的自由发展的时间与空间。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生产劳动的创造性把时间引入到世界中。“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22]特别是在现代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人们用于获得生活必需品的劳动时间越来越短，用于发展自身其他能力的时间随之会越来越多，对这一时间的占有就是人的自由发展的重要条件。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23]

不仅在时间上是这样，在空间上也是这样。正是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们才能摆脱空间的限制，从地域性的存在中脱离出来，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

上述这些，只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生产逻辑的简要概括，许多具体内容还需要进一步展开论述。这里的问题在于：生产逻辑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逻辑，一旦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逻辑就不够了，这就正如马克思在“导言”第一节结尾时所说的：“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24]对于理论建构来说，需要揭示这些要素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存在方式及其作用方式。这意味着必须要以新的逻辑来揭示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过程，这一新逻辑就是资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