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读书但为做圣贤
“雷人”皇帝碰到野心强藩，大明的危机
当我们提到心学大师王阳明，脑子里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是长须飘飘、焕若仙人的儒者，或是眉头紧锁的思考者，又或是道貌岸然、正襟危坐的长者？这些是我们对中国传统哲人的一种固有印象，但如果放在王阳明身上，这些都错了。
战阵上的王阳明偏偏是一位能轮刀上阵的武者，一位指挥若定、战无不克的将帅。换言之，他是一个文武全才、多面型人才。当深邃的幽思和卓越的武艺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这确实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话说在大明王朝正德六年（1511年），这一年，天下大旱，中国的土地上很多地方颗粒无收。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许多人家连米都没有，吃饭揭不开锅。这在靠天吃饭、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的古代中国历史倒真不是罕见的事。正如我们知道的，人祸往往更猛烈于天灾，偏偏这时的大明朝皇帝明武宗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呢？
说起这个明武宗，被史书上说成是一个以荒淫、尚兵、无赖、行事荒谬不经著称的“雷人”皇帝。一面是民间遍地悲饥号寒、饿殍遍野，他却整日只知在紫禁城的后宫里嬉戏享乐。当此灾年，朝廷不但不采取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反而加重地租、赋税。这真应了中国历史上的老话——官逼民反。
一时间，各地民变四起、此起彼伏。偏偏这一时期，由于天下承平已久，明王朝的军队久疏战阵，士卒懒散、毫无斗志，武器库里的刀枪上都起了锈。
史载，正德六年（1511年），江西瑞州华林山民罗光权、陈福一等率领山民起事，一举攻破瑞州城，江西震动，地方官惊惶万状，纷纷向中央告急。同年二月，明廷派陈金总制军务，统领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湖广五省官军前往镇压。经过几翻胜负往来，四千余人被杀，起义失败。同年，江西赣州大帽山何积钦率众暴起，借地势险要，不时集众攻掠州县。明廷命周南为南赣巡抚，围剿暴动队伍，至翌年五月，官军自江西、广东、福建三路进军包围乱民，先后攻克寨堡，杀五千余人，何积钦等首领被俘。同年五月，四川松潘绰岭寺僧发动农民起事，率众烧毁红花屯，指挥胡宁奉命征剿，被农民起义军俘虏。起义军并进据黄土坡山，杀千户史宽，总制洪钟请改巡视都御史高崇熙提督松潘军务，兼理巡抚，集结兵力，围歼起义军。不久起义失败。同年六月初五日，山西李华等率众起义，后与刘六、刘七等起义军相呼应，掠壶关县赵村，杀富户、济穷困，远近响应。沈王乞师，诏切责镇守、巡抚官，令军、卫有司拾官俱停俸，戴罪征剿起义军自赎。同年九月，广东农民三千余人啸集，由广东入江西，破永丰县，知县朱琎逃遁。起义军乘胜破乐安、新淦，俘参政赵士贤及知县。赵士贤吏走临江，索银赎还。明廷又敕陈金抽调两广土兵分道征剿。
人祸未止，天灾又来。这年五月初六日，北胜州（今永胜）地震，城西北面坍塌，倒塌民房计五千余间。十一月十二日，京师地震，保定、河间二府，蓟州及畿南八县、三卫同感地震，皆有声如雷，动摇居民房屋，霸州尤烈，三日之中地震十九次。山东武定州亦同日地震。
一时间，天下不稳。但这还不算什么，真正危及大明王朝根基的另一件大事这时正在酝酿当中。
就在这个时期，江西的一个藩王开始图谋不轨，这个藩王就是宁王朱宸濠。
朱宸濠本是明太祖朱元璋五世孙、当朝皇帝明武宗的表亲，他的曾祖父是鼎鼎大名拥有强大战斗力的“朵颜三卫”的宁王朱权。在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之初，曾利诱过宁王朱权，许诺夺取皇位后与他共治天下。可是朱棣登上帝位后，不仅对当初的承诺只字不提，反将朱权由河北封地改封江西南昌，并褫夺其全部兵权。朱权的玄孙朱宸濠一直愤懑于先祖的遭遇，加之当时的皇帝明武宗朱厚照昏聩，朱宸濠便觉得他为祖父“伸冤”的机会到了。
早在正德二年（1507年），朱宸濠先后贿赂权倾一时的著名太监刘瑾及佞臣钱宁、伶人臧贤等人，恢复宁王一系已裁撤的护卫，畜养亡命，随意杀逐和幽禁地方文武官员，强夺官民田产动以万计，并劫掠商贾、窝藏盗贼，密谋起兵。又企图以己子入嗣武宗，取得皇位。另一方面野心勃勃的宁王每天闻鸡起舞、操练军队，他治军认真、奖罚分明，将士们也认真备战、丝毫不敢马虎，只等来日冲进皇宫，生擒明武宗。这一切的谋反的准备工作都在秘密地进行着，不敢走露半点儿风声，否则一旦败露，就会满门抄斩、株连九族。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转眼之间八年已经过去。考虑周详、韬光养晦的宁王朱宸濠望着练兵场上训练有素、士气高涨的士兵，粮仓里屯积的数以万计的谷物，平日紧绷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已坐上了皇帝的大位、正对着脚下成千上万毕恭毕敬的臣民威严地发号施令的场景，飘飘欲仙的美梦似乎已经成真。
这时，太监张忠、御史萧淮等先后告发朱宸濠之罪行，武宗因下旨收其护卫，令其归还所夺之田。而一切已准备就绪的朱宸濠得知消息后，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借口明武宗正德帝荒淫无道，集齐兵马号十万众，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叛乱。他先杀巡抚孙燧、江西按察副使许逵，革正德年号，以李士实、刘养正为左、右丞相，以王纶为兵部尚书，并发檄各地，指斥朝廷。略九江、破南康，出江西，率舟师下江，攻安庆。西东下南京，浩浩荡荡地向京师开进。一路上，每到一城池，朱宸濠派四千精兵勇将以迅猛的速决战进击城中的游兵散将，每仗必胜，军队士气大振。相形之下，守城的明王朝军队往往闻风丧胆，一触即溃、或逃或降。就这样，朱宸濠率军一路厮杀、日日进逼，眼看着就要杀到天子的脚下了。
有的人说，假使真的让朱宸濠得偿所愿、大功告成，大明的历史不但将会改写，而且这对于大明王朝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这样讲呢？或许朱宸濠可能会成为大明的又一代中兴的英主。大家别忘了，在老朱家天下的家族史上，这可是有先例的，这就是上面提到的明成祖朱棣。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英主，而他的皇位，恰恰就是从正牌儿的皇位继承人、他的侄儿建文帝朱允炆那里用大打出手的方式武力抢来的。
可是，就在势如饥虎的朱宸濠军一路凯歌之时，自我感觉万般良好的朱宸濠却万没想到，自己起兵仅仅43天后，就大败于明廷派出的一员干吏之手，他与诸子、兄弟一起被俘，押送南京。明武宗先放再抓，最后废其为庶人，伏诛，除其封国。
这位横路杀出擒住朱宸濠、挽救明王朝巨大危机的人，就是心学宗师王阳明。
先辈的个性和风范
俗云“龙生龙，凤生凤”。这种遗传论的观点用在王阳明的身上还真是有些贴切。
王阳明的先辈们都不算一般人，这不光是说他们的身份，还有他们身上的个性。
中国今天盛产的是暴发户，每每被称为“土豪”，这两个字真的很形象，它标明了这一类人与“贵族”的分野。你可以有钱，但不一定是贵族。为什么？“彬彬三代”方可称为世家。贵族的精神积淀是数代人形成的，它绵长、持久，和“富不过三代”的短暂性暴发不能同语。这二者表现出来的面貌也不一样，土豪爱干的是奢侈、炫富、享受；而贵族爱表现出来的是教养、责任感、风度。
好，王阳明恰恰出生在这样一个“精神贵族”的家庭。
王阳明往上数的第六代祖王纲，字性常，是元末人，他不但与两个弟弟王秉常、王敬常以文章名于元末，而且这位王纲老先生还是个文武全才。他还学过道术，尤其擅长相人，曾向终南山道家高人赵缘督学过卜筮之法，也就是预测学之类的高深学问，颇有点通天彻地的本事。
通常来说，这一类人对世间的功名利禄兴趣都不太大。
王纲老先生在年轻的时候与后来大明国师刘伯温交情不浅，当时刘伯温还未出山辅佐朱元璋打天下。他曾对刘伯温说：“老夫性在丘壑，异时得志，幸勿以世缘见累，则善矣。”意思是说，我喜欢住在山里清静的地方，你以后作了官，千万别拖我一起去当人民公仆就最好了。
不过，当元灭明兴时，刘伯温还是向朱元璋举荐了他的老朋友王纲。时王纲已经有七十岁了，碍于老友的面子只得出山。朱元璋见他“齿发精神如少壮”，颇感到惊奇，知道这人有些道行，询问治国之道，王纲也答无遗语。朱元璋便让他做了兵部郎中——大概相当于国防部门的一个司长，官阶四品。
后来，王纲在平息了潮州变乱后回京覆命的路上，被海盗所杀，也有人认为，鉴于王纲是被逼为官的，加上他有一身非同凡常的本事，老先生诈死以求隐居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王纲在“因公殉职”后，他儿子王彦达回了老家余姚，在秘图湖边盖了间小房，不再和政事打交道，自在逍遥去了，并自取一雅号——秘湖渔隐。他还在临终时留下遗言，要子孙世代以耕读为业，而不要去作官，还把祖上留下来的书都传给儿子王与准，嘱咐儿子“但毋废先业而已，不以仕进望尔也。”。
王与准恪守父训，也继承了父辈的道学本事，为人占卜百测百灵，一来二去越来越出名。永乐大帝登基后，专门派官员到各地寻访高人，王与准怕被抓去当官逃进深山，结果一不小心从石崖上掉下去摔伤了脚，后给自己起了个号叫“遁石翁”。征召王与准的使者见他受了伤，于是改征了他的次子王世杰。
王世杰“年十四，尽通《四书》《五经》宋大儒之说”，果然是王家又一才子。后来赶上大考之年，王世杰去参加科考。在进考场前按照规定，为了防止考生作弊，考生得散发脱衣接受检查，王世杰一看，觉得这是对人身以及人格的巨大侮辱，考场也没进，转身就走了。这真的是一种个性。
王世杰有个儿子叫王伦，字天叙，因喜欢竹子被称为“竹轩先生”。他就是王阳明的祖父，做了一辈子教书先生。
到了王阳明的老子王华这一代，也许真是祖辈积够了阴德，荣耀一时间都显现在他身上了。
王华是不折不扣的学霸，他身上有一个最显耀的光环，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这一年王阳明九岁，老子王华考中殿试一甲第一名，也就是状元。
这可不得了。
今天我们的现代高考制度下，每年一般都有省、市级的高考第一名见诸于新闻报端，被媒体称为状元。而且这个状元还分文理科，这样以来，每年中国都能收割几亩地的状元。
但在古代每次科举全国只产生一名状元。问题还在于古代的高考——科举考试，又或者说公务员考试，三年才举行一次！据统计，大明朝的前后276年间，一共才出了90个状元。那真是寥若晨星的人中龙凤了。我们再想想，吴敬梓笔下的范进同学科举考试只不过中了个举人，相当于拿到中学文凭、取得了后补公务员的资格，就已经高兴得疯了。那些中了状元的，得有多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才能不疯啊？
但中状元的的确没有几个疯的，人家比较有志气。
能产生状元的家庭一般都是传统的读书人家庭，受儒家圣贤的久久熏陶，打小就培养宠辱不惊的品格，气质素朴宽和，心理素质钢钢的！有着宽广的胸怀和抱负，所以这些人纵然或狂或傲，却能不疯，绝非范进之流可比。
话说回来王阳明先生的父亲，这位王华王龙凤，早年间常常在家乡的龙泉山上读书，学者称他为“龙山先生”。据说，王华从小也是智商过人。刚在牙牙学语时，槐里先生教他诗歌，他听过一遍就能背诵出来。
又据说，王华六岁的时候，和一群小朋友在水边玩耍，见到有人来水边洗脚。这人因为喝了酒，醉熏熏的，洗完脚离开时忘记了他携带的包裹。王华便捡来看了看，发现包裹里居然有数十两黄金！王华小朋友估计，这人酒醒后必定要来找，因为这比酒驾让警察罚分还严重得多。又担心自己抱着一桶金子不安全，就把包裹投到了水里，然后坐在边上等着。
不一会儿，那人果然哭天抹泪地一路寻来，王华迎上去对他说：“找你的包裹吗？”随即为他指明了地点。那个人看到包裹失而复得，高兴得不知怎么好，拿出一锭金子一定要给王华小朋友作为酬劳，王华后退了几步，摆了摆手坚决不要。
所以我们看了这个故事大概就能理解，为什么人家中了状元后会不疯。人家从小就有正义感，把道义看得比功利更重要。
王华稍长大一些，读书就能过目不忘。刚成年，他就被当地余姚城里有名望的大家族请去给他们的子弟当老师。当时，提学松江的张时敏考察余姚的士人，认为王华和谢迁是首屈一指人才。
后来浙江的方伯、祈阳的宁良要张时敏为他儿子推荐老师，张时敏就把王华推荐给了他。宁良把王华请到家里，让他住在梅庄别墅。湖南一带的读书人都闻风而至，跟从王华学习的弟子有数十人，他教了三年后才回家。
明成化十七年，王华参加科举考试，一举考中殿试一甲第一名，也就是状元，当即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之职。翰林院本是一个国家高级干部的养成所，就像中央党校一样，是走出副国级、省部级干部无数的地方，县长、乡长是进不去的。而翰林院修撰本来就是一种高级干部的后备职位，无论谁到了这个职位上，未来的仕途可谓一片光明。
弘治年间，王华又因为品、学兼优，被任命担任皇帝明孝宗的老师。
王华讲课时吐字清晰流畅，用词明白恳切，常以圣贤的故事和言教劝勉明孝宗要慎戒安逸享受，亲近仁德之士，远离奸邪小人。
当时后宫中有一个内监叫李广，得到明孝宗的宠幸。有一天，这个李广从文华殿的门口路过，王华正好在那里给讲官们讲《大学衍义》。王华看到李广走过来，别的不讲，专门讲唐朝李辅国与张皇后争权夺利这一节。这分别就是指桑骂槐嘛。下面听讲的各位讲官听了，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吓得闭口不敢说话。只有王华一个人滔滔不绝、大声朗诵讲说，连左右的太监们听了也都缩头吐舌。
王华就是这么楞、这么耿介，却也因此得到了大BOSS——皇帝明孝宗的赏识。
后来王华又继续被升迁做了翰林院学士，参与编写了《大明会典》、《通鉴纂要》等国家级重点人文社科图书。又半年后，以政绩突出而升迁至礼部右侍郎、左侍郎等职，相当于礼部的副部长。
到了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宦官刘瑾弄权，而他的宝贝儿子、时任兵部主事的本书主角王阳明上疏得罪了刘瑾，使老子王华也受到了牵连，在正德二年（1507年），王华被调离京城赴南京任吏部尚书，这大概属于明升暗降，不久又被勒令提前退休回家。
由王阳明干的这事可见，想当圣贤、事业心太强的人，对于个人家庭的负面影响有多么的大。
据记载，王华为人仁德宽恕、真诚坦荡，对人不分尊卑贵践都平等对待。别人有一点点优点，他就赞不绝口，但有什么缺点，他就隐而不提。人有急难来求助于王华，他极尽所能、跑前跑后地帮忙救助。别人有了过错，他就直言规劝，不会护短。
他对父母也非常孝敬，母亲岑老夫人百岁时，王华当时也已年过七十了，却每天早晚还像童子般侍奉在母亲的左右，从没一丝懈怠。岑氏去世，王华不管自己年已古稀，仍然按照传统的礼节，睡草荐、枕土块，哭天怆地、悲痛欲绝。母亲出葬那天，他光着脚跟在灵柩后面一路哀号，走了数十里，以致染病，卧床近一年。
这就是典型的忠臣孝子。
算起来，这一类的行为和社会风尚只不过离我们的时代才过去了短短一百多年而已，却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它消逝得是那样的快，就好像从来没有在世间存在过一样。只不过当我小时候在家乡农村过年时向长辈磕头时，还能体会到那种遗风的一点点儿悠长的余味。
王阳明的父辈还不怎么迷信鬼神，换句话说，不信邪。
有一次，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想为家中盖一座小楼，大家辛辛苦苦努力地添砖加瓦，眼看着小楼就要平地而起，不知何故，突然起了火灾，没几分钟，在消防车赶到前就化为灰烬。
着火时，临近的亲友都跑过来帮忙救火。事后大家一致怪王阳明的父亲没有事先好好儿供奉神灵，结果遭到了神灵的打击报复。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搞不好，从此之后老王家还会大祸临头。
这些闲言碎语让王阳明家里人听了后，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坐卧不安。这时，王阳明小朋友也躲在墙角处偷偷看着父亲，不知如何是好。
却只见自己的老爹这时神情淡定，和大家谈笑自若，一方面安顿好家人，另一方面又买木料重新盖楼。一年后，一栋崭新漂亮的小楼又拔地而起，什么狗屁倒灶的事也没有发生。
王阳明一方面暗暗佩服父亲，也无形中形成了自己的个性，遇事能审时度势、有主见，而不是人云亦云。
由于王阳明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家里的家教也很有特色。
在王阳明家，家长们并不崇拜当时的红宝书——四书五经，也不像现代的虎爸虎妈们一样“望子成龙”，逼着儿子考北大、上哈佛，变相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和心理缺憾。王阳明的父辈当然也是名副其实的虎父，但人家是以德服人，不教儿子一心中科举当大官，死学四书五经，把它捧上天。
王阳明的父辈偏爱那些讲大道和真谛、以理服人的书，像《礼记》《春秋》《左传》，这都与他们不愿被功名利禄所牵扰、不愿被陈规陋俗所束缚，而宁愿保持像莲一样清白纯洁，刚正不阿的个性有关。
所以我们回望一下今天的家长和学子，有几个又会想到读书求知是为了追求人生的真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我们念书的目标早早地指向了就业谋生，这种观念，把中国传统中优秀的和糟粕的两个方面都继承下来了。好的一面是注重知识，坏的一面是功利性过强。我们的时代，科技越来越发达、物质越来越充裕，我们的精神上却越来越矮小、越来越以理想为奢谈。
而王阳明的家庭，却恰恰不是一个奉科举致仕为至上目标的知识分子家庭。也许，这样的家庭注定要出圣贤吧。因为在圣贤的气质中，多多少少都有着他超脱、不拘常流的一面。
少年王阳明的花季雨季
我们的主角王阳明终于登场了。
王阳明，名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子，本是浙江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在他青年时，全家从余姚迁至山阴（越城），他在距越城不远的会稽山阳明洞边盖了一间茅草屋，于是自称阳明子。后来这个号渊远流长，学术界又称王守仁为王阳明。
先说一说王阳明的少年时代。
今天的社会由于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影响，分工无比细腻明确，许多家庭功能都由社会来实现，古代不是这样，家庭不但承担子女的生育、抚养，还承担早期教育等一系列功能。在古代书香门第的大家族中，由家中有学养的长辈，如兄长、祖父辈的读书人来担任教育兄弟子侄的任务，这是司空见惯的。
王阳明这样的家庭当然也是如此。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如果说你的小时候有很多闪光点被家长期多年后还津津乐道的提说起来，那么王阳明同学为长辈的乐道的一个闪光点大概就是聪明颖异、资质不凡。
王阳明五岁那年，有一天他的祖父路过房门，见他一个人在屋中念念有词，不禁有些奇怪，“这孩子在捣什么鬼？”仔细一听之下，不禁吃了一惊。原来王阳明口中念叨的竟是平时自己诵读过的书，而且念得一字不差。看王阳明的神情，却又全当嬉戏玩耍一般。
祖父惊奇之下，故做生气地问：“你什么时候偷看了我的书？”
王阳明见祖父生气，只好如实说：“我没有看过您的书，只是听您读的时候慢慢记下来的。”
王阳明的祖父闻言十分高兴。他认定王阳明长大后会有大的出息，于是更加悉心教他念书。
童蒙时期的王阳明在祖父的教导下，博览群书。从孔子的《论语》、孟子的《鱼我所欲也》，到唐朝的律诗绝句、宋朝的词，还有儒教、道教的教义无所不涉；从义理深奥的道德文章，到文采绚丽的诗词华章，有些文章读来虽不能尽解其义，王阳明却也学得一本正经。
书海之中，少年王阳明尤其喜爱兵法，对《孙子兵法》爱不释手。
一到家中宴请宾客的时候，王阳明并不像父亲一样张罗着给众人敬酒，而是自顾自地玩儿，悄悄地取来许多果核，把果核当成士兵，玩到兴头上，还拉来访的客人一起对战，用现代的话叫“兵棋推演”。
你摆一个龙门阵，我用八卦阵来克你，常常是客人的兵阵才摆出来没一会儿，王阳明沉思片刻，便已想出了克敌的阵势。有时偶尔想不出来，他就会缠住客人，让别人把这个阵势的来历、制法、优势讲个清楚。
王阳明常常乐此不疲地做这个游戏，为此没少挨老爹的骂，嫌他打扰了客人。
平时，与小朋友玩的时候，王阳明也是满肚子小故事，大伙儿都称他“智多星”，伙伴们常常坐在他的周围，聚精会神地听了一个又一个。
而王阳明讲得最多的也是孙子。他特别佩服孙子的聪明才智。有一次，他给小伙伴们讲了一个孙子出山的小故事：
话说孙子和他的师兄庞涓跟着师傅鬼徒子学习有四年之久，他们俩都想下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精彩，就去禀告师傅。鬼徒子一听，笑着对他们说：“学习四年是否学有所成呢？我得先出个题考考你们，谁通过了就可以下山。”自以为是的庞涓这下可高兴了，这还不简单，不就是答道题吗？他催促着师傅快出，而谦虚的孙子在旁默不作声，鬼徒子说道：“我现在坐在屋内，谁能让我走到屋外就赢了。”庞涓想显示一下自己的聪明才干，不等师傅话说完就用开招术，骗师傅说房子要着火，拿走吃的，庞涓想师傅饿了就一定会出来？什么招术都用上了，就差点儿把师傅砍一刀，横着抬出来了。无奈鬼徒子坐在那里纹丝不动，稳如泰山。庞涓终于绞尽脑汁，懈气了。现在轮到孙子了，只听孙子毕恭毕敬地说：“弟子浅薄，学业不深，未能想出妙计来。但是如果让师傅从屋外走到屋内，弟子倒有个办法。”鬼徒子心中暗自思忖：“这个徒弟平时沉默寡言，但是颇有心计，不知他有什么妙计让我从屋外走到屋内，反正怎么走都一样，不如看看他的计策到底是什么？”于是，鬼徒子走到了屋外。就在他两只脚都迈出门坎时，恍然大悟，在无意之间自己中了徒弟的计策已经从屋内走到屋外来了。
每当王阳明讲到这里，就情不自禁流露出一种赞叹敬佩之情，他太佩服孙子的足智多谋了，要是自己也能这样，那该多好啊！说到这里就让人感到，王阳明这孩子搞不好将来成了一个天天喊打喊杀的军事人才，却怎么看也不太像是有成长为“圣贤”的可能。
王阳明在十岁的时候，随着中状元当官的父亲搬到了北京城住。
王状元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也能和自己一样中状元。他交了一大笔学费把王阳明送进了师资力量雄厚的北京某重点中学读书。但是少年王阳明好像不太理解老爸的用意，放了学就和邻居家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排兵布阵的打仗游戏，还特别喜欢下象棋。王华对此很是恼火。据说父子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咱家代代都是读书的，怎么出了你这么个孩子？”
“读书有啥用？”
“读书像你爸爸我这样中状元。”
“爹中了状元，儿子、孙子还是状元吗？”
“当然不是，你要中状元，还得自己读书。”
王阳明一听：“那没意思，这样的状元不稀罕。”
王华一听，啥？不稀罕？于是“父益怒扑责之”，无辜的象棋也被送进河里泡澡去了。王阳明因此以诸葛孔明自喻，作诗一首：
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
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
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
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
这诗估计是王阳明被老子勒令在墙角罚站时没事干写的，文字生动俏皮，足见王华碰到的是怎样机灵捣蛋的一个儿子。
不过，正如王阳明诗中提到的卧龙，诸葛亮始终是王守仁心仪的先贤，也是他的榜样，就像他后来吟诵的“孤吟动《梁甫》，何处卧龙岗”（《春晴散步》）。孔明有隆中对，三分天下之策，王阳明后来也屡屡想上书朝廷，献上自己的“平安策”，这时，他只有十五岁。
王华斥责他太狂妄，其实，从王守仁提出那个何为第一等事的问题起，王华就始终觉的自己这个儿子不着调，这个状元老子还曾嘲笑儿子：“你这个小样儿，还想做圣贤（‘汝欲做圣贤耶’！）？”他却不知道，若没有这个儿子，后人早就不记得王华状元是何许人了。
只不过，王守仁的爷爷——王天叙老爷子却坚持认为，自己这个孙子将来必成大器，之后的历史似乎也是要向后人宣示，王老爷子的那份淡泊，比起他状元儿子那份对读书登第的热衷却要高明得多。
王阳明十一岁时，祖父带着他与一班客人去北京金山寺游玩，大家游兴正浓，在场的客人请他的祖父赋一首诗来助兴。他的祖父正在思忖之际，王阳明却主动站了出来为祖父解围，他说：“平时祖父曾教过孙儿，这样的诗句还是让孙儿来做吧！”
他随之脱口而出道：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祖父和一众客人见他才思敏捷，不禁大为惊讶，又出了一道题考验，谁知王阳明张口又是一首：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这首一出口，让一众人等不禁又是惊叹又是赞赏。
这容易让人联想起十四岁写《腾王阁序》的王勃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文章中体现出的意味更有文采、感情和气韵。对比之下，十一岁的阳明的诗显得稚嫩，但是，年仅十一岁的稚童，吐词却有一番豪迈之气，将人比作天，还要登高台吹箫赏月，诗句不仅有气势，还富有耐人寻味的哲理意境。
这些诗中隐隐透射出了什么样的气息呢？一是心量，二是哲思。要真从这些白字黑字的王阳明早期作品来看，还真是能看出来点儿王阳明在日后成贤证圣的苗头来。又似乎圣贤的童年，都对天地之类的大事早早就产生过关注。
王阳明的老前辈——大儒朱熹亦在小时候由他的父亲朱松进行启蒙教育。据称朱熹小时候也是聪明过人。四岁时，有一天，他父亲指着天教朱熹说：“这是‘天’。”朱熹听了，马上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
父亲又指着太阳对朱熹说：“这是‘日’。”朱熹又问：“日何所附？”意思是太阳挂在什么东西上？朱松回答说：“附于天。”太阳挂在天上。朱熹追问道：“天何所附。”天挂在哪儿？一席话把他老子问得张口结舌不已。
也由是可知，圣贤小的时候往往让老师以及长辈头痛。因为智商不但超常，而且思维方式也很超常，像问题儿童一样。在后文中，王阳明就给他的父亲和老师展示了一个问题儿童是怎样给大家不断带来问题和麻烦的。
王阳明周围的人对阳明也产生了影响。
像王阳明的塾师——上虞人许璋，这位许老师精通兵法，兴之所致的时候，常给王阳明上点儿“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贵胜，不贵久”之类的课程，谈及三国武侯诸葛亮出奇制胜、标新立异的阵法。恰好王阳明对这些有兴趣。
许璋又是一个道家色彩极浓的人，他教导王阳明“上善若水”的道理，就是说做人平时要像水一样善良、柔弱，遇难事不要一击就倒，也不要硬碰硬，而要像流水一样绝不轻易止息。只不过这一类的道理学起来容易，王阳明到了后来真正的人生起伏之中，才得以慢慢地去消化和接受它们。
其他一些人如南濠子、吴舆弼的学生娄凉、陈百沙的学生湛甘泉也经常同王阳明交谈、交流学习体会。
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是天下人才会聚的地方。王阳明来这里又算是大开了眼界，在这里天天耳闻目睹的是天下大事；听父亲和长辈谈论的多是圣人之言。
闲时看书，圣人的言行往往令王阳明恍然大悟，也成了他模仿的对象。渐渐地，有一个念头在心中慢慢明朗化，那就是，他要做一个像孔子一样的大圣人。
“马革裹尸”，那个时代的理想与燃情岁月
人的年青时代最富于理想。只不过不同的时代，时尚不同，理想的内含也便不太一样。
古人的理想和今天的人当然大大的不同。今天的年青人理想是买车、买房，送子女上示范学校。而在古代，如果你出生在农家，你的理想可能是辛勤耕作，再为家里多置办几亩水田。如果你出生在读书人家庭，勤奋的你可能会苦研典籍，近则修身立德，远则求取功名，进入体制内当公务员。要知道，公务员的崇高地位在中国是有历史渊源的。
这些还都是低层次的理想。古代的年青人的最高理想是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再说得具体一点，诸如效命天子、匡扶社稷、讨伐不臣、拯民水火、马革裏尸、青史留名之类的事。
更何况，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本来有着强烈的入世情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出自明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之手，可谓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思想面貌的一个写照。当然，顾宪成等东林党人的兴起，还比王阳明的时代要晚几十年。
所以，今天的年青人凑在一起，如果手里不拿iphone几S，嘴里不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谈做项目，就显得超low。那个时代的年青人在一起，如果不出口成章、纵论天下兴废、抒发胸中抱负，就显得很矬。
年青的血总是冲动和激昂的。少年时代的王阳明当然也不例外，他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青年嘛。王阳明最大的理想是什么呢？是政治理想。像所有有理想的年轻人一样，他想要改造国家、改造社会、改造所有在他看来不合理的规则和现状。
王阳明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看见大明朝的军队连年征战，他少年老成地向自己的父亲发出这样的感慨：“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意思是说，现在天下纷然扰乱这么长时间，就像一个人久病快死亡了，这可怎么办呢？
恰好在这个时候，北方的蒙古族也欺负中原王朝的懦弱，不断侵扰中原。明英宗正统年间，更发生了极为严重的事件。过着半牧半猎生活的蒙古瓦剌部落向明朝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数十万大军直取皇城，竟一举俘获了当时的皇帝明英宗。最后，明朝赔偿了数以万计的金银珠宝，瓦刺部落才答应退兵。
在北京住的日子久了，王阳明对北京的人文事故、风土人情也有了相当了解。其时距离土木堡之变不过三十几年，“于谦保卫北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让少年王阳明心驰神往。中原王朝竟受到这般欺辱，这一历史大事件在王阳明少年的心灵里投下了巨大的影响。
他希望好好学习兵法，有朝一日为国效忠，所谓“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类强烈的话语，想必也曾在王阳明胸中一再回荡不已。他感佩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气节，在其祠堂前留下这样一幅联：
赤手挽银河，公自大名垂宇宙。
青山埋忠骨，我来何处吊英贤。
十五岁那年，王阳明又出游了长城沿线的居庸三关。
此时的长城内外硝烟正起。在长城以北，少数民族的势力不断强大，时常突袭大明的边陲；长城以内的乱民暴动则此起彼伏，甚至严重威胁到了京师的安全。站在山巅，眺望着蜿蜒盘旋的万里长城，王阳明的思绪不禁飞到了战火纷飞的沙场，旌旗闪耀、战鼓雷鸣、兵戈交错、杀声四起，这一幕幕影像在王阳明的眼前浮起。
怀着效忠国家、建功立业的冲动，王阳明冒险纵观当地险峻的山势，孤身一人一骑去探寻少数民族部落的生活现状，探察当地的人文，拜访乡村老人，询问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思考御边方策，并想象着有一天自己能率领千军万马荡平边疆、安定国家，“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
从居庸关回来没多久，王阳明梦见自己去拜谒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庙，他在梦里还作了一首诗：
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
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
这个梦似乎有些莫名其妙，但是，四十年后，早已不是少年的王守仁途经桂林，亲身到了伏波庙，发现周围的情境“宛然如梦中”，让他不禁感慨这一生都是冥冥中安排好的，而这更是此刻的他始料未及的。
这还容易让人联想起宋代著名的词人辛弃疾的诗，同样也是在梦中：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应该说，这两首诗的豪迈之气大有相通之处，两首诗的作者都有文名，在人生的履历中，又都在战阵上大有过一番沙场点兵、气吞如虎的军事生涯。
只不过，写这诗时候的辛弃疾虽然壮心不已，但英雄暮年、壮志难酬；而这时的王阳明却是恰同学少年，像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正在登临属于他的舞台，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迸发出更为炽热的光芒。
儒是做官的学问，还是做圣贤的学问？
王阳明早年读书，就立下了做圣贤的志向。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儒到底是做官的学问，还是做圣贤的学问？
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发明了教育这个东西，目的无非是两方面的：
一是传递人类在与自然共处、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传递人类的生存智慧和幸福人生的智慧，也就是世界观；二是传递技能和技巧以满足生产生活的必须。前一项内容就是后来的哲学，而后一项内容就是后来的科学。
如果说今天的教育和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有什么不同，今天的教育更偏重于职业化训练、技能教育。而古代的学校教育更侧重于道德观、人生观的灌输，也就是意识形态教育。今天的教育是为工业化社会培养一颗颗合格的螺丝钉，而古代教育是一种圣贤教育、升华人格和本性的教育。
我们老家的老房子墙上正中悬挂着一幅清末老秀才写的对联，笔力刚劲，曰，“只以金银遗子弟，何如道德教儿孙”。这不就是一种智慧教育、人生观教育吗？人们综观了古往今来的历史、家庭兴衰、命运起转，用无数血汗的经验总结出一个无比深刻的道理，金钱的积累只是一时，而无法世代长久流传下去，而品行和道德却最靠得住，可以伴随一个人走完圆满的一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教育教的是如何做人。在古人看来，比起学到一项赖以谋生的技巧、技能来说，道德品格对于一个人能否真正得到人生的幸福反而更是至为重要的。
无论什么样的教育，都要因应人的本性，使人有最初的动力。就拿古代的圣贤教育来说，它逐渐和科举取士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正面的影响来说，通过科举，使传统读书人中品学兼优的优秀分子得以进入仕途，获得社会的尊崇和荣宠，这在无形中反过来又鼓励了读书尚学之风。
有句古话，叫“一法立，则一弊生”，意思是说，为了解决某个问题，人们发明了某种方法，虽然一时很有效果，但这方法用的久了就会产生弊端。科举取士也是如此。
隋唐时代建立起来的科举取士制度，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到了王阳明所处的时代，也已是弊端丛生。
本来读书是为了学习古圣先贤的人生观、世界观、生活智慧、道德品行，诸如此类，改造自己的身心，图得人生境界的升华，但是，由于它是和现实利益捆绑在一起的，所以又越来越成为取得社会地位、功名利禄的工具。
这当然是最初发明科举制度的先辈们所没法预见的。因为人性中顽劣的一面总是不断地滋长，人性中高尚的一面总是不断受到现世社会的冲击和诱惑。
到了王阳明这个时代，为了科举而读书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的风气。清代吴敬梓笔下著名的《范进中举》也就是明清之际科举制度的一种真实写照。这个时代，读书不是为了做圣贤，而是为了做官、求取功名、获取社会地位。
不过，虽然科举制度后来堕落如此，我们还是应该记住一点，中国传统教育的初衷就是为了传递人生智慧、升华人格、培养圣贤。
读书但为做圣贤
1483年，王阳明在私塾读书。有一天，他一本正经地问老师：“何谓第一等事？”意思其实就是，人生的终极价值到底是什么？
这问题乍看上去倒真是一个普通不过的问题。
人活着为了什么？或许在成长的岁月以及步履匆匆地人生行程中，我们早就漠视这个问题已久了。
为什么？旁边的人怎么活着，我们就怎么活着，旁边的人追求什么，我们就追求什么，这不是最省事最简单吗？我们的亲朋好友早就给我们做出了现成的、最佳的示范。提这样问题的人，总会让人觉得有几分另类、几分怪异。
王阳明的老师听了这个问题不禁一愣，因为没有学生问过他这样的问题。
而且，在他看来，这几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不过，他没有利用先生的权威给王阳明直接劈头一掌直接撂翻。他看了看王阳明，调整了一下情绪，笑了笑，又想了一下，做出他自认最完美的回答：“当然是读书科考，金榜题名，衣锦还乡。”
王阳明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他看着老师说：“我认为不是这样。”
老师不自然地“哦”了一声：“怎么？你还有不同的看法？”
王阳明点了点头：“我以为第一等事应是读书做圣贤。”
老师大为吃惊，要知道在王阳明的家乡，当地余姚县可是科第风气极为兴盛的地方，由此得以进入仕途者多不胜数，是名符其实的“学霸之乡”“公务员考试之乡”。考试升官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当听到这个“另类”的回答后，老师不禁大加斥责王阳明。
这不由又容易让人想起王阳明的前辈朱熹朱圣贤来。
据《朱子年谱》中记载，朱熹在十岁时就“励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朱熹自己回忆说：“某十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从此，便立志要做圣人。以后他又教育学生：“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
可是，人的境界、心量、品性本来就分了很多种。譬如“夏虫不可以语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之类的话，就是表达人与人之间境界和胸怀的巨大落差。有人读书为求功名，有人读书为当圣贤，大概就是这种落差的体现。
问题就在于，知识性、技巧性的东西或可以通过后天学习、授受而得；一个人的心量、气质、抱负的养成，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先天的秉性，即使后天成长环境的熏染也能起到一些作用。
换句话说，技巧性的东西是容易掌握的，而人格的境界是很难短时间提升起来的。
再例如我们说的艺术家气质、美术家、音乐家，都有着天生的成份。推到极端来说，就是天生的贝多芬、天生的达芬奇。这又像爱因斯坦说过的，天才是靠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和百分之一的天才，但是那百分之一的天才可能才是决定性的。
当然，这好像有着浓重的先天决定论色彩。但我们也不妨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也就是，人的天性、先天的禀赋各有所长，我们应该发挥自己长处，不要去做不符合自己天性的事情，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到优秀、事半功倍。
好了，既然有的人理想是当美术家、音乐家，有的人的理想是当白领、事业有成，有的人的理想是当官。
而现在，这里有一个人的理想是当圣贤。
有一天，王阳明和他的同学在京城逛街，正好从一个看相算命的人身边路过。这个算命的一把抓住王阳明，说要给他看看相，他愿意分文不收，说王阳明是一副难得的好面相。
王阳明倒没有拒绝，看就看吧。
算命的相士上下仔细端详了一下王阳明的面色，又让王阳明伸出胳膊，撩起衣袖，摸了摸他的骨骼，口中念念有词，手指也在掐算着什么。不一会儿，相士睁开眼对王阳明说：“公子这是大大的福相，有朝一日必成圣人，只不过，在此之前也要经过苦难的磨难。”
他叮嘱王守仁：“当你的胡子长到衣领时，你就入了圣境；胡子长到心口窝时，你就结圣胎了；胡子长到丹田（小腹处）时，你就圣果圆满了。（‘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
后来证明，这几句话精炼地概括了王阳明的一生。
他的同学跟王阳明说，这不过是些江湖术士的奉承之语。但王阳明一听之下却心大喜，觉得相士的说法与自己的心思不谋而合，心境陡高、为之深信不疑。
王阳明十六岁时觉得自己学业有成，应该施展抱负了。当时的他傲视一切，历史上的帝王宏业在他的眼中更算不了什么，他在《题四老围棋图》中写道：“却怀刘项当年事，不及山中一着棋。”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末，中国历史上的两个著名的英雄刘邦、项羽苦战五年灭秦，谋略过人，雄壮异常；战火千里，尸骨成山。刘邦的一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项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两首诗都散发着难以比肩的英雄气概，被多少志士反复吟诵。可这一切在王阳明心中却比不上一盘棋重要，也就可见王阳明自负了。
王阳明以为：做就要做圣人，其余的事情都不值一提。
王阳明的青春理想并不是少年维特式的，更不是白日梦式的，思绪澎湃一番就完事了。他把自己的理想付诸于实际的行动。就在十五岁的时候，王阳明干了这样的事，屡次写信，上书给当时的最高领导人——皇帝。
他上书的内容不是感谢领导人对青少年教育事业的亲切关怀，兼汇报自己的学习进步、考试成绩，他在上书里说的全是国家大事，诸如怎么平定各地此起彼伏的民变之类的事。
可以想见，在朝廷之中当然多有居其位聊以混饭的高官显贵，也不乏老谋深算的干吏操持着国家大事。区区一个少年的几件出谋划策、探讨国是的兴起之作又能引得起什么样的重视呢？何况这时的大明朝皇帝像所有的守成之君一样，还没有勤政到愿意去倾听来自一个少年的天下兴废之论。
这倒也是好事，谁知道王阳明的上书里有没有因为不谙世事而有不逊之言、忤逆之语，搞不好反倒会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呢？
王阳明的父亲知道了他干的这些事后，严斥他太过狂妄，有一天非要因此而受到巨大的挫折不可。但此时的王阳明真有不可一世之风，正为他的圣人理想如痴如醉，对父亲的斥责并没有听进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阳明的圣人之志无疑为他以后的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他这时的自命不凡，目空一切，也为日后埋下了祸患。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这一年王阳明十七岁。
王阳明的父亲见儿子已长大成人，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便为儿子选了一个贤慧貌美的表妹诸氏为妻。
两家人选定了良辰吉日，王家张灯结彩、一片喜气洋洋。父亲催促阳明赶快穿戴整齐，去洪都（今南昌）接亲。这时的王阳明，刚刚步入人生道路，对婚姻既不理解，又无情调，一心只惦记着怎样成为圣人，也就无所谓地骑上马便走。在路上他偶遇一道士，兴致大起，与道士对坐，开始大谈养身修炼之道，早已将迎娶新娘的事抛之于脑后。
在家中等待自己的高婿来迎亲的岳父大人左等他不来、右等不见人影，再也坐不住了，就派人去寻。等到一干人找到新郎官王阳明时，已是第二天的清晨了，只见王阳明还坐在那儿，和那道士谈禅论道，正说得津津有味。
宋明理学怎样成了时代的绊脚石？
王阳明早有大志，同时很早就开始思考怎样实现志向。然而，现实中的思想领域一团糟，有许多弊端让人怀疑，到底怎样区分一个事物的正与错呢？就像我们都知道的孔子的言论，他教化人们“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而时习之”“不学礼无以立”。教导人们怎样学习，怎样为人处事，这些精辟、简洁的理论，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是深入人心的。
我们常常有句老话，叫意识形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例如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秩序观最符合皇帝的利益。
当然，再深入考察的话，问题并不这样庸俗而简单。因为，既然这种观念代表了秩序，那么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当然也在这个秩序之中，也不得不尊奉与自己身份相应的行为规则和道德操守。
当我们抛开一切圣贤言教，就会觉得皇帝似乎可以在一个国家中为所欲为，但事实往往不是如此，传统的道德礼仪不仅对普通人，而且对最高统治者同样构成相应的约束和限制。
话不赘言。这个时候的大明王朝，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最伟大光荣正确、有着像孔圣人一样崇高而神圣不可侵犯地位的学说是来自朱熹一脉的宋明理学。
为什么朱熹的理学在这个时候会朝野共尊、人神共奉呢？下面慢慢道来。
比如说有一天，有人拿着一块石头对你说道：“这是一个鸡蛋。”你一定会觉得这人非疯即傻，连石头和鸡蛋都分不清。
可是，这其中实际上是有点儿问题的。简单说，你为什么把这个“东西”叫作“石头”则不是叫作“鸡蛋”呢？因为大家都这么叫，约定俗成。可是，如果我们的祖先几千年前把这个玩意儿叫作鸡蛋，那今天人人都会称石头为鸡蛋了。那么，这其中到底有没有什么规律呢？还有水为什么往低处流而不往高处，太阳为什么东升西落，月亮为什么阴晴圆缺？或者说，世界何以如此，又将如何？这一类古怪的问题偶尔也会浮现普通人的大脑中，也不过一掠而过。而在古代，这一类的大都在普通人眼中不成问题的大问题，却挥之不去、如影随形般萦绕在哲学家、科学家的心头，让他们为之冥思苦想。朱熹就是其中的一位。
朱熹曾经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一个人到底应该怎样认识每个具体的事物呢？
他不断思考探索，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理论，简单说就是：天底下的任何事物都是有规律性的，叫“天理”。天理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随人的意识而改变，同时天理也是完美无缺的，也因而是至上的。人最应该做的事就是尊奉天理。
可能这种“天理”观在后来太深入人心，以至于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一个词，叫“天理、国法、人情”。要是我们看古代题材的电视剧，古代官员判案时，在公堂后面往往就悬挂着这几个字。这是官员处理案件、运行事物、治理一方水土的最高准则。
这就和我们今天所讲的“依法治国”、以法律为准绳的治理观念有着大大的不同。更进一说，古代传统社会中把对人的道德教化的作用看得比用法律约束和治裁人的作用更为重要。
作为人本身，是有判断事物正确与否的能力的，只不过人的理性会被事物表面的许多纷扰零乱的现象给弄糊涂，所以人要不断学习，才能拭去天理表面的浮尘而获得真知灼见。
要通过学习探究事物背后的天理，就要有正确的学习态度。朱熹提倡的是“持敬”，要“坐如尸，立如齐，头容直，足容重，口容止”。也就是说，学人在行走坐卧间都要一丝不苟，要坐得像僵尸一般端正、站立要像墙壁一样整齐。
可惜朱熹的理论中学习的内容并没有让人去探索事物的规律，而是教化人们排除对于物质的欲望，才能认识天理。如果你的生活俭朴，就要培养高尚的道德，而不要整天梦想鸡鸭鱼肉，升官发财，这些欲望都是罪恶。每个人都应按照自己的等级地位去做自己该做的事，这就是有天理；每个人都应根据自己的等级地位不做不该做的事，这就是“去人欲”。
朱熹举了一个非常生动浅显的例子：封建社会不是有界限分明的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妇吗？那么“君臣便有义，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物物有分别，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至君得其所以为君，臣得其所以为臣，父得其所以为父，子得其所以为子，各得其利，便是和。如臣处君位，君处臣位，安得和乎？”（《朱子语类》卷六十八）
看来，朱熹更加宣传每个人都应该安分守己，各尽其责，并且在君与臣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反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差别变不得，“纲常万年，磨灭不得”。谁也逃脱不了三纲五常的束缚。
当然，事实上，中国自汉唐的盛世达到最高点之后，总的说起来，居于东亚大陆的华夏民族在以往的扩张疆土的行动已经到了一个农业文明的极限，所以在唐以后越来越趋于守成。而守成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建立稳固的内部秩序。朱熹的理学就是迎合了这种时代的转变，所以受到了上上下下的尊崇。
站在最高统治者的立场上，当然愿意看到自己的江山永葆万年，而从一般普通平民的立场上，也当然希望整体社会秩序是稳定、有序的，而不是动不动有人起来造反，进入诸侯相争、战乱频仍的血与火的时代。
这样以来，朱熹理学的观念就得到了自上而下的全民共尊。
南宋以后的历代皇帝都非常推崇朱熹哲学，把它奉为官方哲学，科举考试的命题范围被越来越严格地限定在四书五经的内容之内，而答题的主旨观点则必须出自朱熹所注的《四书》。一般的读书人要跨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话，不得不谙熟朱熹所注的《四书》，就算不能倒背如流，也要正背一字不差。到了王阳明所处的时代，就更是如此。
这个时候，由于皇帝带头大加宣扬程朱理学（即程颐、程颢兄弟和朱熹共同的思想）。程朱理学已被看成是成名做官的僵化信条，而不是一门探寻真理的学术事业，一般的读书人读《四书》时不求甚解、囫囵吞枣、死记硬背，只为通过科举成就功名，反而丧失了理想和人格，往往形成了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局面。
但总的说起来，这些现象是无法怪罪到朱熹这些理学大师的头上的，它和人性自身的弱点有关。还是前面的那句老话，“一法立则一弊生”。一个良好的初衷和优秀的解决方案是难以万年不变、放之四海而解决一切问题的。一个方法、对策用得久了，难免会弊端丛生。这个道理也是很简单，就像一个人去看中医大夫，大夫在每一个疗程都要望闻问切，根据病情变化开出不同的处方，而不是一个药方吃到底的，如果药方不因病情而变，就很可能不起作用，甚至治出毛病来。
世事不断地变迁，观念不断地更替。当老的观念、规则不适应新的时代的时候，这个时候，思想家中的优秀分子就要站出来提出新的创举，用精神的光芒照亮一个新的时代。
这就是王阳明在未来要做的事。
阳明格竹
火车不是推的，圣贤不是吹的。到底怎样才能够实现自己做圣贤的理想？
夏日的一天，晌午的太阳把大地烤得滚烫滚烫。
又到了午饭的时候，家里人找来找去，找不到王阳明，急忙去禀报王天叙老爷子。老爷子心里不禁苦笑，心想莫非这小子又同当年一样跟着哪家的道士学养生成仙去了？
找来找去，后来终于在后花园的深处看到了一个身影，那个身影正一动不动地站在一片竹林前面，像是入了定。走近一看，正是孙子王阳明。
只见王阳明眼睛盯着面前的一棵竹子，目不转睛。
老爷子觉得奇怪却也见怪不怪了，上去拍了拍王阳明的肩膀问道：“孩子，你在干什么呢？”
王阳明头也不回地说：“爷爷您别打扰我，我正在‘格’竹子呢。”
王阳明的这个造型定格在了历史上，后人称这一幕为“阳明格竹”。
王阳明到底在干什么？他在思索，“理”究竟在哪儿呢？“理”就在竹子里面，但是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出来呢？这实在是件辛苦的事情，王阳明废寝忘食地“格”了两三天，快要走火入魔，还没能把他梦寐以求的“理”给“格”出来，反而把自己格到了病床上。
王阳明的心中充满了疑惑，他怀着对先贤的敬仰诚恳地格物致知可是“理”却丝毫没有靠近他半分，虽然圣人说我们要一日“格”一物，终会有所得，但自由才思敏捷、充满好奇心与创造力的他开始纳闷了，朱子的理论真的正确么？“理”真的在竹子中么？
王阳明的这种做法，倒是颇有点儿类似于禅宗的参话头。在佛教里有个故事，有一个僧人参“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的话头，因为日也参、夜也参，参得“头面俱肿”，头和脸都肿了，久而久之疯疯癫癫、神经有些不正常了，每日手舞足蹈、流浪于市。一天，街上有人吵架，听到一句“我们家本来在地方上都是有面目、有面子的人”。他听到“面目”二字，不禁一时好奇走了过去，只见是一个舅舅在训斥自己的外甥，“你这样不务正业，搞得家人没有面目！”这僧人听了“没有面目”四个字，突然间豁然大悟，再也不疯了。
但是，为什么王阳明好好儿地参起了竹子的话头，“格”起了竹子呢？这从王阳明拜访爷爷的故人娄谅说起。
娄谅，江西上饶人，是当地著名的理学学者，学习程朱理学多年颇有造诣。爷爷指示王阳明去拜访他，请教学问。娄谅见是老友之孙，且王阳明礼数周到、态度谦和、悟性颇高，便高兴地和眼前的小伙子聊了起来，分享平生所学。他们从嘘寒问暖聊到了诗词歌赋，谈话内容逐渐深入。
谈着谈着，王阳明抛出了自己的疑惑：“怎样才能成为圣贤之人？”
这问题真是出乎娄老的意料。他慎重地想了想，给出了一个理性而严谨的答案：“成贤证圣，并非不可能之事。”
王阳明听到这个答案很高兴，追问道：“那么到底怎样才能成为圣人呢，我该怎么做？”
娄老作为理学学者，给了他四个字的答案：“格物致知。”
他说，格物以致知是成为圣贤的不二法门，圣人并非皆是天生，也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修行来达到的。
在娄谅的指点下，王阳明把做圣贤的希望寄托在了理学先师朱熹身上。
在大明朝，朱熹朱大圣人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上到帝王将相下到黎明百姓无不奉若圭臬。唐高祖李渊为了显得自己出身高贵，曾以道教创造人老子为宗祖，而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同样的目的，曾认朱熹为先祖，可想而知，这时朱子的程朱理学成为了每一个读书人的官方必修教材，也成为了学问界毋庸置疑的真理。
朱熹之所以走上神坛，是因为他成功悟道。为什么说是悟道呢？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换言之，道这个东西只能感悟，却难以言传。道是神奇的东西，就好比磁场一般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并且时时刻刻地影响着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它隐藏着这个世界最至关重要的秘密。
道是真理，就如同当代前沿科学家们所追求的事情一样，他们想用一个公式囊括整个宇宙的兴衰存亡，而这个公式就是道。它乃是天地万物运行规则的总和，是极致的智慧。
每个人的问道之路各不相同的，科学家是通过研究自然，探究宇宙，寻找着自然哲学中的数学原理。对于西方人来说，在大不列颠得道的艾萨克·牛顿爵士就是最接近于上帝的人，和中国圣贤的地位差不多。对于朱熹而言，他得道的方式在于前文中那重要的四个字，“格物致知”。
朱子认为，世界万物都存在着“理”，这个“理”字无处不在，这个“理”字就是人间的大道，你只要参悟了“理”，你就可以得道而成圣贤，“理”在万物中，我们要如何才能把“理”挖掘出来为我所用呢？朱熹的办法就是“格”。研究物体，得到物体中蕴含的理，这就是“格物致知”这一问道的手段。
王阳明现在就想采用朱熹的这个做法。今天研究家里的板凳，明天换床试试，后天再“格”一下桌子，这样“格”来“格”去，那么，什么时候“理”才能出现，“道”才能悟得，王先生才能熬成圣贤呢？理学宗师程颐给了标准答案，“今日格一物，明日再格一物，豁然贯通，终知天理”。这句话很经典，表达的意思却很直白很无情，那就是你今天研究一个东西，明天研究一个东西，研究着研究着你就会“豁然”，然后就恭喜你了。
问题就在于，豁然开朗，是一个没征兆的一个突然间的顿悟。
虽然看不到终点，不过，王阳明的圣贤之路算是就此起步了。他开始了漫长的格物之旅。圣贤之路是艰辛而坎坷的，因为你看不到未来，路上也很少有人同行。
王阳明要给宋明理学看看病
如果王阳明没有出世，如果此后数百年间的中国还是程朱理学的天下，这样的局面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的。
人们仰望着圣贤的高标，一面赞叹圣贤的高洁和伟大，一面又觉得和自己的差距太大，实在难以做到，那就不如“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来得更实际些。这说明，这种理学教育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时代了。
正如上面说到的，王阳明的气质是理想而叛逆、志向远大的。这样的人将不会仅仅满足于做一个传统礼仪道德的守护者、践行者、卫道者。他一定是不仅仅反思社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而是指导社会的主流理念和精神在哪里出了偏差。
以王阳明的抱负和个性，他也绝不满足于死记硬背经典的条文。他对于思想权威朱熹的“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诀”这句话也只是试一试，丝毫没当作不能违背的天条。
中国传统的中医有句古训叫“医者仁术，大功无利”。这时的王阳明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医者，要给主流的意识形态看看病。他指出了程朱理学流转于当世的时候出现的几种病：
病症一，学习程朱理学的人多心术不正。
他说：“大抵近世学者只是无有必为圣人之志。”（文录《与黄宗贤》癸末），他们学习的目的也只是为了“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同上《别进甘泉序》壬申）
王阳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读书人读书的目的不纯。他们学习程朱理学是为了自我粉饰，向人卖弄；贬低他人，抬高自己；明讲仁义，暗谋私利。其实学习任何学科，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你学习不是为了修身养性，提高自身素质，而是为了谋取蝇头小利，那么这门学科也会慢慢失去它的作用，而被人不值一看。
病症二，浅薄。
王阳明说：近世士大夫“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然以为是六经矣”。
这意思是说，士大夫们读书只是为了应试，只要弄清于表面文字就绰绰有余，哪儿管程朱深刻的思想内涵是什么，更别提向程朱所提出的去做一个圣贤之人了。王阳明非常鄙夷于这样的治学态度，认为与其看书得个一知半解，还不如不看，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他自己则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对程朱理学的教材中有理有据的地方大加赞赏，对那些只为考试而学的部分则嗤之以鼻。王阳明二十一岁会试落第，别人都认为这正是他不专心读书、整天歪思邪想的结果，实应以此为耻。王阳明自己却笑而答言：“考试又不能考出人的真水平，有什么可耻的呢？”当然，这也可见，中国的应试教育风气之盛，实际有着历史渊源而非一日形成的。
病症三，支离繁碎。
王阳明说：“圣人之言，明白简言。”而今天的人却“使圣人易简实之训，反为千古不决之疑”。
这话的意思是说，当时的人们对程朱理学不能做到进一步的发扬，也提不出标新立异的见解，只能把一个陈旧的观点你分为两条、我说为四条，要是你解为八条，我还能分为十六条，就文索义，把本来简单直白的圣人言教越搞越繁琐、越搞越复杂，反而把问题说不明白。而一些士大夫们为此天天争得面红耳赤，还分不出个高低上下。王阳明看了这些滑稽可笑的样子，暗暗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像他们一样，而一定要寻求真知灼见、严谨治学。
病症四，知而不行。
当时的学者读圣贤书只满足于耳朵听懂，嘴上能说，根本没心思去在行动中体现。他们嘴上念叨着“仁义理智，吾固有之”，行动上为非作歹，抢取别人财富，看见良家少女便顿起歹心，早将所学知识抛于脑后，阳明对此更是愤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