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的雏形和基本框架是我201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提交的英文博士论文Human Being, Rhetoric, and Legislation: Aristotle's Solution to the Tension Between Private and Common Good。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的这八年里，我在教学、科研以及与同行的交流中，一直在不断思考博士论文中写到的那些主题，时至今日，我认为那个基本框架依然有它的价值，但是我对很多具体问题的理解，都已经和当年大不相同了。本书正是将这些进一步的研究吸收到原有架构之中，经过大量修改完成的。这些反思大多数都是在给学生上课和讨论的过程中进行的，因此我要将这本书献给我所有的学生，感谢他们给我的持续不竭的动力！不过我也很清楚，本书还带有很强的纲要性质，很多细节都还有待更多的填充。

在撰写博士论文和修改成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这里很难逐一列名致谢。我首先要感谢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导师王庆节教授。2006年刚到香港开始博士学习的时候，我原本计划以硕士期间进行的马基雅维利研究为契机，继续研究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史，但是由于石元康先生刚好在那一年退休，香港中文大学又没有其他教授研究现代政治哲学，我原有的研究计划也就只好暂时搁置。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第一个学期，王老师正好开设了关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课程，我本来就对亚里士多德很有兴趣，借着这门课又系统阅读了一些研究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著作和论文，也和王老师在课上课下做了很多讨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新的研究计划，并且得到了他的热情鼓励。我清楚地记得在和他的一次讨论中，他说了一句让我一直回味的话：“在对抗以智者为代表的相对主义的战斗中，柏拉图是没有希望的，但是亚里士多德或许有胜利的希望。”当时这句话让我非常困惑，因为柏拉图至少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坚定地反对相对主义，而且构建了一个那么系统的绝对主义体系来和相对主义对抗。但是我当时并没有追问王老师这句话的深意。之后几年对希腊哲学的研究，让我慢慢明白了那句话的含义：要对抗相对主义，像柏拉图那样用完全对立的方式主张绝对主义，反而不能达到目的，只会让事态变得更加两极化，让沟通变得不可能。反而是亚里士多德的那种基于辩证法的动态系统，能够容纳一部分相对主义的主张，从而能够更好地批判和超越相对主义的立场。而这也正是本书的出发点。

之后我选修过关子尹教授的“西方哲学史专题”，并且给他的“西方哲学史”课程担任助教，他博大精深的西方哲学史知识和宏大的哲学视野让我叹服，这两门课也是我求学过程中收获最大的课程。在“西方哲学史专题”的课程报告和期末论文中，我梳理了西方修辞学与哲学互动的历史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学说，它们也成为我博士论文的重要基石。

在准备和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在不同阶段得益于很多老师的指点。英年早逝的余纪元教授给过我很多无私的帮助，从2007年暑假相识到2016年6月的最后一封邮件，我有过很多次当面求教，也和他有过很多邮件往来，他的学养和胸怀让我无法忘怀，他2016年11月的突然离世让我极其震惊和难过。也是2007年暑假，我还结识了意大利威尼斯大学的Carlo Natali教授和夫人Cristina Viano教授，他们在随后的十年里也给过我很多鼓励、帮助和建议，特别是Natali教授当年用带着意大利口音的英语让我在做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慢下来，非常非常慢”的教诲，让我终身受益，整整十年后的2017年在雅典与他们夫妇重逢，还忆起当年的往事，感慨良多。

我有幸在2009—2010学年得到美国富布莱特奖学金资助，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古典学系撰写博士论文，在那一年里我得到了G. R. F. Ferrari教授、Anthony Long教授、Dorothea Frede教授的很多帮助。尤其是我在那里的导师Ferrari教授，正是他敏锐地发现了我在最早的论文计划中并不那么鲜明地提出的在修辞与立法之间的良性循环，并鼓励我将这个问题当作论文的核心论题重点发展。在他的鼓励和指点之下，我的博士论文才有了最基本的形态和最鲜明的特点。我在伯克利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希望Ferrari教授用“伯克利标准”要求我的论文。他当时是古典系的系主任，公务缠身，但依然会非常认真细致地阅读我论文的每一个章节，并提出很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我们也对论文中的问题进行很多讨论，甚至是争论。没有他的帮助，我的论文肯定会比当时的成品逊色很多。当他最终告诉我，我的论文确实达到了“伯克利标准”时，我才安心准备自己的答辩。

香港大学的慈继伟教授是我答辩委员会的主席，在答辩之后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看我的论文，感觉我的思考方式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已经被我内化了。这无疑是对一个以亚里士多德研究为志业的学生的莫大褒奖。

博士毕业之后，加入了人大哲学院的大家庭。这里给我提供了理想的工作环境。在人大“国际前沿教师培训项目”的支持下，“人大古希腊哲学名师讲座系列”得以展开，这个系列讲座给了我邀请很多国际知名古希腊哲学专家来人大讲学的机会（先后受邀来访的包括Dorothea Frede, Anthony Long, Thomas Robinson, John Cooper, Malcolm Schofield, David Sedley, Luc Brisson, John Dillon, Michael Erler），也给了我更多向他们学习请教的机会，本书中的很多内容也同他们做过深入的交流。

人大宽松的学术和授课环境，让我有机会在各种课堂上讲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和人大学生交流让我重新思考了博士论文中的很多问题，我尤其要感谢李涛、刘佳琪、苏峻、王幸华、王晨玉、魏梁钰、刘媛媛、潘玥斐、赵雄、钟洋、黄唯婷、张家昱、张可、周奕李、陈洁。我还要感谢很多师友在过去几年对我的鼓励和帮助，他们不懈的支持和学术上的讨论一直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财富，我尤其要感谢郝立新、姚新中、张志伟、韩东晖、田洁（人大）、原理、于竞游、范婷、王晓朝、宋继杰、刘训练、章雪富、徐向东、陈玮、廖申白、田书峰、刘鑫、程炜、张新刚、李猛、吴增定、吴飞、吴天岳、陈斯一、宁晓萌、刘未沫、熊林、梁中和、曾怡、盛珂、朱清华、吕纯山、谢文郁、田洁（山东大学）、曹青云、陈虎平等等。

我还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中国人民大学明德青年学者、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人才项目”、Erasmus+、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国际培训学院特色项目等研究课题提供的资助，让我可以有更好的条件完成本书（也是国家社科基金“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在后三个项目的资助下，我在2015—2016年访问德国的“慕尼黑古代哲学学院”（MUSAPH），2017年访问了希腊的帕特拉斯大学哲学系、2018年访问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这三段经历都让我受益良多。我要特别要感谢MUSAPH的Christof Rapp教授、Oliver Primavesi教授、Peter Adamson教授、Christopher Noble、Christian Pfeiffer、Andreas Anagnostopoulos，帕特拉斯大学的Pavlos Kontos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John Cooper教授、Hendrik Lorenz教授、Benjamin Morison教授、Andre Laks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Wolfgang Mann教授、纽约大学的Jessica Moss教授和Marko Malink教授。

本书的部分内容使用了我之前发表的论文，我要感谢期刊和出版社允许我使用这些内容：

“An All-Inclusive Interpretation of Aristotle's Contemplative Life,” Sophia, vol. 50 （2011）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两个起点：Endoxa与良好的教养》，载《世界哲学》，2011年第2期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有多保守？——亚里士多德伦理德性的情感—自然基础》，载《仰望星空：当代哲学前沿问题论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Creating Character: Aristotle on Habituation, the Cognitive Power of Emotion, and the Role of Prudence,” 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 vol. 7 （2012）

《明智与智慧：从亚里士多德笔下的泰勒斯和阿那克萨戈拉说起》，载《哲学门》，第26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亚里士多德论最佳政体》，收于刘玮主编：《西方政治哲学史第一卷：从古希腊到宗教改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亚里士多德论勇敢》，载《中国学术》第3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刘玮
2019年1月于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