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漫长的旅途中，车站像一个个逗号，分割出生命的时段。
在不同的时段中，不同的生命会有不同的喟叹。从古到今，从中国到世界，与旅行和车站相关的记录可谓多矣！中国士人的自我磨砺，是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开始。在当时的道路交通状况下，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需要些毅力的。旅行家的考察著述极尽艰难险阻，从中诞生出徐霞客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文学家来说，漫游是必不可少的增长见识的重要途径。采风是古代士子们的精神传统，对于帝王的政治决策起着重要的作用。古代士人标榜的人生理想，是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都要不停地走动。加上政权的频繁交替与迁移，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生逢离乱的不在少数，无论是安定时为官还是动荡中游幕，都要不断地搬家。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古代的不少诗文都写在路上，而且不少是写在驿站或客店。比之田园诗来，可以称作游子的文化。屈原被放逐到汨罗江边，遂有《离骚》。在陈老莲的笔下，他褒衣博带，戴高冕，佩一把长剑，在阴云笼罩之下踽踽独行，这符合他当时的身份与处境。诸葛亮躬耕南阳，属于择地入赘，他的《出师表》更是写于蜀地，作为一国之相，他通常是坐在车子里。北朝民歌的《木兰辞》，“关山度若飞”一句，则点名了木兰以马代步的武将生涯。作“史家之绝唱”的司马迁，是考察过他笔下人物的故乡与重要事件的地点的，他写作《史记》是从旅行开始，行万里路确是他治史的重要方法。这就很接近成熟于二十世纪初的文化人类学，它所确立的基本工作方法田野调查，也是从实地考察开始。《史记》的原始记录大概不少是写在客栈里，或者是临时借住的民居中。
李白漫游天下，放歌无数，最终客死在途中，原籍竟也被人遗忘，致使当代考据官司不断，“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名句更是千古流传。杜甫的行旅则是随着政治的需要异地而居，社会民生的疾苦与个人身世的感叹交织在一起，遂有沉郁顿错的独特风格。他著名的“三吏三别”，都是亲历安史之乱的史诗性作品。与李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充满惊喜的单纯夸张相比，杜甫的“即从巫峡穿巴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就显得平实得多。尽管两个人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一样的，李白是经常为了细节忘记主题，杜甫则是时时心怀家国之忧。家国原也离不开山水，主题与细节也就难分轩轾。关于李杜诗歌水平的争论延续到当代，多以为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差异，其实更根本的是两者世界观的区别。李白的寄情山水时时有出世游仙的冲动，而杜甫的离乱感兴则完全是入世的社会政治抱负的体现。他们的人生之路原本不同，也就难以说清穷通的差别。李白虽然也有政治抱负，但是绝不肯为了政治的利害而放弃精神的自由。而杜甫则是在极不自由的精神状态中，永远把政治抱负作为人生的目标。所以，前者“一生好入名山游”，时时震惊陶醉于大自然的奇异景物；后者在途中总是感叹身世的飘零，“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这个区别进一步体现在诗体上，李白多样且自由，杜甫则诗体相对少变化而严谨。
漫游不仅是空间的移动，也是时间的不断闪回。诗人们在路上神遇古代先哲，便在历史的空间中完成着自我精神的确立。咏史诗即是一典型的体裁，其中以杜牧的最著名，他对于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评价颇多个人色彩，常作翻案文章。比如“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很不以项羽的乌江自刎为然。这就与前人司马迁对项羽悲剧英雄的评价，和后世李清照“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赞美大相径庭，隐含的政治抱负不言而喻。而与此同时，他的山水诗也是一绝。世人皆知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可以和他的咏史诗相参照，对于自然的发现也是他审美观的一部分。但是比起李白来就要拘谨得多，坐在车子里看风景毕竟气象要小一些，但更富于人间的烟火气。
车马都是权势与财富的象征，故孟尝君的门客冯谖有“食无鱼、出无车”的牢骚。而隐者的交通工具，多是以牛为主。老子的坐骑是青牛，连鲁迅的《出关》都沿用了这一传说。最悲惨的是有政治抱负而不能实现的人们，他们既不能出世也无处可遁，他们的人生走的是绝路。比如南宋的爱国名将岳飞，仰天长啸：“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至死都怀抱收拾旧河山的宏伟志愿，但是却无谓地死于奸臣的阴谋中。比较折中的是政治抱负虽然不能实现，却还可以勉强安身的人们。最有代表性的是陆放翁，“看尽人间兴废事，不曾富贵不曾穷”。这样通达的人生感悟，对于生于乱世的读书人来说，是一种本真的境界。陆游一生怀抱山河完整的政治理想，到死还“但悲不见九州同”，个人的坎坷也使他失望于朝政，故有寄兴驿外梅花的寂寥与自珍。他是不得已而隐，并不以诗文为正业：“此生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这使他的自我形象更具有民间的特征，驴至今仍然是民间代步的重要工具。有一条著名的歇后语“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在民间流传甚广。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北方的农村，还经常可以看到人骑着驴赶集上店。如果是小媳妇儿就格外地好看，她们通常穿着一身红，脚上一双绣花鞋，手里挎着红包袱，脸上擦着粉，手上戴着金戒指，随着驴步的节奏一走一踮。“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种哲理性的诗意，道尽了艰难生存中的意外喜悦，感情的基础是平民化的。
总的来说，游子的文化越到晚近越平民化、世俗化。从宇宙生命的玄想和政治人生的理念，降落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中，甚至也脱离了古代文人采风的传统。对于家国兴亡和民生疾苦的感怀记叙，让位给个体的独特感受。面对山水历史的豪情壮志，也转变为对于渺小人生的情感体验。诗到李商隐变得朦胧，“长亭更短亭”式的离别隐去了主人公，本事变得不易读解，究竟是个人情感的隐秘抒情，还是借助男女之情转喻政治怀抱，学界至今争论不休，难有定论。而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凄凉，更是征铎声中个体艰辛的感触。盛唐时期开拓疆土、建功立业的士人们，略带伤感的悲壮送别，诸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豪迈气概，诸如“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客舍情境，也被世俗男欢女爱的离情别绪——“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所取代。而“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则连行旅方式与地点都变得更加暧昧。从元代的戏剧到明清话本，书生们总是潦倒在客店中，遇到风尘女子的知遇，获得功名后的薄幸是一个套路。而更理想一点的，是在客居中遇到红颜知己的深闺小姐，最后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可见读书人的天地越来越小，气质也越来越弱。至于散曲就更加悲苦，“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在外族残酷的统治下，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江河日下，心理负担也更加沉重。
就是在集体疏离了政治社会的现代文人中，行旅艰难离别相思之痛也基本延续了这样的情感基调。鲁迅的《故乡》，抒发了去乡时的黯淡心情。他对于兄弟的思念，“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更是历来客舍情景的延续。朱自清的《背影》，与父亲在车站分手的情节感动了很多人。而在萧红一类流亡的左翼作家们的笔下，除了继承杜甫离乱的诗情之外，连家的概念都破碎了，逃亡是他们共同的人生道路，对于故乡的行旅之思既真切又渺茫。张爱玲的一生都在逃亡中度过，最终客死异乡。但是她对行旅生涯并不抱怨，也是由于与家人感情和精神的疏远。而对于男女情爱的创世理想，则很难说实现了多少，看她的传记，让人回肠百转的情节是千里寻夫，追到温州的旅馆中，与另一个女人共同应对负心了的胡兰成。这真是千古绝唱，就是在古代的传奇中，也很难看到这样尴尬的场面，政治的动荡、种族的危亡，都使这些乱世鸳鸯无法求得岁月静好，一代才女连封建社会的孟姜女们都不如，她们沉浮于文化失范的时代，逃亡与迁徙成了人生的常态，而客舍的情境也被彻底地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