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生如旅，常在路上。

路漫漫其修远，伟大的人物自然会上下求索，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更多的是艰难的跋涉和无奈的等待。有道可行，大约是文明之始的主要特征，无论哪一个种族和哪一种文化都是如此。路是和历史相缠绕的总体象征，一个是空间的，一个是时间的。它又和人类的精神互为象征，古代国家政权稳固的前提是道路的畅通，意味着统治意志的顺利传达。而人类种种精神的活动，也多以道路为最基本的喻体。在中国尤其明显，所谓“广开言路”，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包括“政通人和”的理想，都发源于道路的引申意义，一直发展为世界人生的哲学思辨。无论是儒家的政治伦理之道，还是道家的宇宙生命之道，语义的联想都是以道路为象喻的基点扩散开去，形成一整套价值体系。就是一些最为形而下的技艺，也贯之以“道”，比如“生财有道”等。一直到新文学的拓荒者们，都以道路来比喻文化的革新。鲁迅的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最典型的语用例子。出于这样的原因，导致了汉语很多形容词的多义，比如形容诗文的艰涩不顺口，经常用的词是“佶屈聱牙”。近日闲读曹操的《苦寒行》，内有“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始知“诘屈”即崎岖，可见最原始的语义是指道路的崎岖，随着语言文化的发展变化，这个意思几乎被人们忘记了。

交通的发达，无论体现在什么样的工具上，都离不开道路。关于它的分类也就形成了一整套的相关语词：陆路、水路、空中航路，等等。陆路又分两大类，就是铁路和公路。公路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等级，最先进的自然是高速公路。其他如山路、村路和栈道等，不胜枚举。在我的故乡浙南山地水陆相接处，最原始的交通设施叫碇步，是把方石一步一块地安放在溪水中，供行人往来。据交通部门统计，全县有一千多处碇步。而在干旱的北方，这种设施由于少而简陋，连一个专有的名词也没有，通常是以“过河的石头”，一言以蔽之。最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文字影响下的日语中，有一个特别的字，以“山”为偏旁，右边是“上”与“下”两个字叠在一起，乍一看以为是一个“卡”字，意思是指山路的尽头，由此可见，日本人对于道路的分类比中国人还要细致。随着科技的发展，由“路”发源的词语范围进一步扩大，所有与信息相关的技术都有这一中心词，比如电话线路、信息高速公路，等等。

人类的陆路交通大致经历了由步行到畜力再到机械，最后发展为飞行器的过程。车由畜力而蒸汽，再到电气和磁力，使人的旅行方式不断地由慢到快，由简陋到舒适。服务于旅行的“三产”，自古就很配套。于是有了各种各样的车站，有了专门为行者设置的客店，还有了专门服务于商业活动的货栈，而兵站更是国防的重要设施。“站”以人静止的动作“立”而区别于“行走”，也有了停的意思，转而用作名词，可见语言功能的灵活。它既形象地表达了时间与空间的一个停顿，又意味着行路主体一种放松的状态。“文革”中批判吃老本思想的形象说法，是“船到码头车到站”。“文革”后精英知识分子对于民族落后现状的焦虑，集中在车站等待的旅客形象中。知青文学中的名篇，有以车站开始的故事。近年兴起的小品和电视剧，多以车站为特定空间，只是正剧和悲剧转变成了喜剧。

最古老的车站大约是驿站，字面已经标注出是以畜力为主的交通方式。中国的驿站专门服务于官方的邮路，著名作家汪曾祺的故乡高邮，就是因为秦代的驿站设在高台上得名。为了便于往来的官员休息，驿站设有食宿的机构，由此而与政治史发生深刻的联系，马嵬坡由于与杨贵妃之死的历史之谜连接，而成为最著名的驿站，盛唐在那里终结，像巨大的惊叹号永载史册。国外的驿站，则一开始就是官民同处。邮递政府与民间信件的马车，也捎带着过往的旅客。普希金的短篇名著《驿站长》，是一个经典的感伤叙事。在美国的西部片中，枪手们活动的场景多是偏僻小镇的驿站，淑女们的历险与得救经常发生在马车上，有时还会有戴瓜皮帽梳小辫的神秘中国侠客，在沉默中突然扔出一把小刀，解救困厄中的男女主人公。欧洲的骑士片中，穿紧身裤和宽松丝绸衬衫的年轻帅哥们，经常挥舞着长剑，潇洒地在马车和驿站中杀进杀出，勇敢机智地保护萍水相逢的小姐。从金庸的小说到近些年的港台武侠片，客栈都是频繁出现的场景，张曼玉和林青霞联袂主演的《新龙门客栈》就是最成功的一部。只是这些客栈已经不再具有官方的色彩，产权属于个体户，就像大车店是北方遗留至今的民间客栈，主要服务于畜力交通；但由于往来客人的流动，使它们都具有混乱带来的神秘性。

近代交通的发达是以机械车辆代替畜力车辆为标志，对于车站的分类通常是在“站”字前面加上具体的交通工具名词。比如，火车站、汽车站、电车站。八十年代的北京，最早的出租车也有专门的车站。而早期现代城市长春，称呼有轨电车为磨电，车站也就自然称为磨电站。汽车站又分出长途汽车站，它区别于市内只有一个路牌的汽车站，最显著的标志是要有一栋建筑和一个较大的停车场。建筑中通常分为售票区与候车区，此外小卖部也是很普遍的。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坐汽车和火车旅行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对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人来说，则是不可想象的奇特经历。最早留洋的学子，详细记载过坐火车的新鲜感觉。而洋务运动中的改革派倡议修铁路，首先面临的是从民间到士大夫阶层的顽强抵制。曾到过长江中游的一座小城，那里至今不通火车。京广铁路原设计要从这里通过，当时的乡绅联络了在京的所有本乡大臣上书朝廷，言修铁路会破坏风水，朝廷只好修改原来的图纸。对于经济发展意识普及的当代中国人来说，修路是基本前提，就连普通的农民也明白“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由此带来的全民性变化是，人的流动性加强了，旅行的几率增加了，人所拥有的时间与空间形式也大大地改变了。

车站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已经是一个无法规避的场所，也是一个最典型的公共空间。它的象征意义，或者说文化符码的价值也日益显豁。现代文明统治下的人类，对于交通工具的依赖越来越严重。而现代的交通设施也改变着人类的日常生活，许多的传奇都与各种车站有关。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就是在火车站邂逅了渥伦斯基，由恋爱而婚变至情断而自舍。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素不以为然的托翁，原是要写一个堕落的女人，最后却深深地同情自己的主人公，让她以卧轨的方式自舍。故事以车站始而以车站终，这其中隐喻的文化意义似乎没有被很好地揭示。而且托翁晚年离家出走，逝于一个小车站的候车室里，这多少是一种宿命。张爱玲也是一个现代文明的怀疑者，她笔下的电车轨道，像游动的鳗鱼一样伸缩行止，铃铛则像一串小点连成的虚线，偶然的封锁把切割好的情感空间打破，路人的真情在一瞬间释放出来，又随着封锁的结束而很快地结束。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名为《邂逅集》，就是因为多数作品取材于行旅中不期然而遇的人物与故事。其中也包含着漂泊人生中命运无常的哲学感悟，包含着对人与世界关系偶然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