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成功跨越收入陷阱的国家：相似的工业化路径
与众多落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同，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先后成功追上西方发达国家。回顾这些国家崛起的历史，我们发现它们与中国遵循着相同的工业化路径，即依次经历了乡村原始工业化（或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城市手工作坊阶段）、劳动密集型规模化轻工业、资本密集型规模化重工业三个阶段。这种自下而上的、从农村到城市、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渐进的经济发展顺序是日本与“亚洲四小龙”成功的关键。
（一）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助跑：乡村原始工业化
日本乡村的原始工业化阶段在江户时代（1603—1868年）就开始萌芽了。江户时代复制了中国唐宋时期的工商繁荣，国内政治环境稳定，农产品贸易和乡村手工制造业得到了相当的发展。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的明治时代早期（1868—1890年），在强政府主导下，日本乡村原始工业化开始加速，在明治中期基本完成以全国和世界贸易为目的的乡村原始工业化过程。
其实自18世纪早期起，由于农村地区靠近原材料、能源（水力）与来自农民家庭的廉价劳动力，日本的商业和制造业由城镇向农村转移。Smith（1988）发现，从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日本35个城镇（castle town）的人口平均减少了18%。相反，在这些城镇附近的农村地区，人口明显增长。制造业、贸易与运输业等的非农劳动所得是日本农村家庭重要的收入来源。日本1843年对长州两省的调查显示，农民净收入的55%来自非农劳动（Smith，1988）。日本乡村制造业大多生产清酒、植物油、糖、丝绸、布、纸等生活消费品，企业一般规模很小，但乡村工业总产值是巨大的。在江户时代末期，城镇人口的衣食消费大多来自农村。例如，在1859年东京的丝绸产品有90%是农村生产的（Smith，1956）。商业与制造业在日本农村地区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购买力与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例如，1875—1895年，日本国内对布的需求增长了三倍，而农村地区的需求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Hayami，1998）。此外，乡村工业与商业的发展，能够培育农村劳动力的商业精神与工业技能，为日本开启工业化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
随着日本乡村工业的发展，劳动分工日益加强。到18世纪末，生产一般被分为几项独立的操作，由不同的家庭完成。日本的富农阶层（gono）是乡村工业的“企业家”或“中介人”，与英国17世纪的商人阶层扮演着相同的角色。他们充分了解市场的需求，当地产品的特征，以及劳动力的质量（Smith，1956）。这些富农为农民提供原材料和生产工具，雇用农民“就地”生产，然后把制成品分销到全国和世界各地。这种“包工制”（putting-out system）在18—19世纪的日本乡村非常普遍。日本很多乡镇在“包工制”下，生产小批量、差异化的棉纺织品，供应国内外市场。例如，Iruma是日本一个典型的农村纺织品生产地，从19世纪初开始生产棉纺织品，到19世纪90年代末发展为日本最大的棉纺织品生产区之一（Hayami，1998）。在此期间，当地的商人和批发商建立的分销网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明治初期，所有的乡村都会种植桑树和养蚕，并赚到不菲的收入。从这一点来看，丝绸不仅作为传统产品为农村地区带来了财富，而且通过赚取大量的外汇为日本的工业化做出重要的贡献。开始时商业化的农业生产持续高于工业（原始制造业）。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食品业一直领先所有制造业。但到了80年代后期，纺织品追了上来。纺织品中以生丝、丝织品、棉线、棉织品为主。比如1860—1870年，日本的棉线生产以手纺、粗纺为主。这一时期通过贸易，国外的棉布棉线进入日本，使得日本国内产量下降，此外此时的机械化生产几乎为零（即没有采纳英国、美国的纺织机和工厂体制）。1880年后，用进口的半成品棉线在国内加工的棉布才开始超过进口的成品棉布。
从贸易结构上看，在1865年，出口贸易以生丝和茶叶为主，其中生丝占总出口的80%以上，茶叶占11%左右，另外蚕卵纸占5%左右。说明明治初期的日本主要靠出口原材料换取外汇。这些数字在两年后迅速变化：1867年生丝占45%，茶叶占18%，蚕卵纸占近20%。进口贸易在1865年以纺织品为主（占85%以上），武器次之（7.6%）。其中棉纱占6%，棉布占31%，毛织品占48%。说明这一时期日本的制造品主要靠进口。只有依靠产业升级，采用规模化方式从事纺织品的生产才能改变这一局面。
在日据时期，特别是一战后，为满足殖民宗主国（日本）市场的需求，中国台湾的制糖业、樟脑业等农副产品加工业得到发展。1920—1937年，中国台湾地区食品加工厂由1462家增长到5386家，其职工人数由2.8万增长到4.9万。制糖业是食品加工业的主干，1914年砂糖产值占食品加工产值的79%，1929年为83%。[60]这一时期的加工厂一般为雇佣人数在30人以下的小型手工工厂。因为农村地区靠近原材料与廉价劳动力，工厂大多分布在农村地区。1930年，中国台湾制造业就业在农村地区的比重为62.6%，采矿业就业在农村地区的比重达到84.8%（Ho，1979）。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台湾的乡村工业在土地改革后进一步繁荣发展。1962年，中国台湾农村家庭的非农收入份额为25%。到1975年，非农收入份额增长到43%。1956—1966年，中国台湾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份额由73%下降到54%，农村劳动力制造业就业的份额由略低于7%增长到10%。在1970年，至少从事30天非农劳动的中国台湾农村劳动力超过120万人，其中的26.5%从事工业和矿业，11.7%从事商业，5.8%从事家庭手工业。不在农场工作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3.4万人，其中超过40%从事工业和矿业。
1956—1966年这十年间，中国台湾制造业职工人数共增长了27.5万，其中46%被农村制造业吸收，农村制造业就业的年均增长率为7.2%，远远高于城市地区。表4-1列出了中国台湾就业人员的城乡分布。1956—1966年，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商业与交通通信业，都呈现了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趋势。其中，农村制造业就业占全部制造业就业的比重由37.2%增长到41.3%。1971年，农村制造业职工人数占全部制造业职工人数的比重达到50%，农村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48%。[61]
表4-1 中国台湾就业人员的城乡分布（单位：%）
与城镇工业企业相比，农村工业企业规模更小。例如，在1971年，中国台湾农村制造业企业平均雇用15个工人，而城市企业平均雇用50个工人。其次，农村工业企业大多生产食品、纺织、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可以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其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地区。例如，1956—1966年，中国台湾农村纺织服装业就业的年均增长率为8.6%，而城市纺织服装业就业的年均增长率约为5%。中国台湾的乡村原始工业化，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生产。这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发酵市场，培育企业家精神，以及发展供应链和商业分销网络，是中国台湾成功开启工业化必不可少的阶段。
（二）第一次工业革命起飞及从规模化轻工业到重工业的渐进的产业升级
明治后期，由于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使得采用规模化生产有利可图，棉纺织业慢慢引入英国机器。比如，从1888年开始，日本的机械化生产的棉布开始直线上升，超过手工棉布，一举成为日本棉线生产的主流。
虽然棉线制造业是日本最早实现机械化的部门，但是其动力仍然是靠脚踏和水力，而没有急于引进蒸汽机。直到1896年（明治18年），即英国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才由丰田洁佐发明了动力织机。不过这还不是全机械化的织机，仍然有一部分需要人工完成。全工序的机械化是在1926年（大正15年）才发明出来的。
这一时期日本的区域分工开始形成：原棉、纺线、织布三个环节由不同地方和作坊完成。在大多时候，不是“工厂制”，而是纺织作坊能否成功运来原材料和开辟新销路，决定了棉纺织品生产地区的盛衰。因此地区内商人的行动力最为重要。棉纺织业的历史表明，商人活动和农户多元就业战略（在同一户家庭内将农业劳动和其他就业机会相结合的家族劳动力的分配战略）的结合，尽管不能归结为“工厂制”的确立，但可以说是日本产业发展的一大方向和特点。
事实上日本采取的是双轨发展战略：由市场力量来发展作坊式的“乡镇企业”和微循环商业网；同时由政府主导引进现代化机械纺织机器（建立国有企业），来给市场提供产业升级示范和学习机会。
开放经济下自下而上的产业升级战略不仅为日本带来了可观的国内储蓄和外汇储备以支撑政府从事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为日本培育了一大批企业家和工匠，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急于求成而走过的弯路，这实际上大大提高了日本经济发展的速度。
日本经济在循序渐进发展战略下的高速增长可以从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中看出。从明治维新开始后的25年（1968—1895年），如果把进出口结构分为食品、原料、半成品和成品，在出口方面，食品出口增长了近5倍，原料出口增长了约2.5倍，半成品出口增长了近8倍，成品出口增长了约24倍（这个增长是在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爆发，其中每5年就增长近3倍）。进口方面，原料进口在1868—1885年间没有变化，然后在接下来的10年间（1886—1895年）暴增了20倍（其中前5年是4倍，后5年是5倍），说明日本已经在此期间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或者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助跑阶段。从出口占比来看，1868—1870年，食品和原料占出口比为56%，半成品为41%，成品为1%。到1895年，食品和原料占出口比为29%，半成品为45%，成品上升到23%。
在这27年（1868—1895年）的出口结构变化中，开始时，生丝一直每年占总出口的35%以上，茶叶占20%以上，直到1885年后这一格局才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的对外贸易战略是与欧洲和美国抢占亚洲市场并利用这个巨大市场完成日本的产业升级。1893年后日本对中国内地、朝鲜和中国香港的棉纺织品出口急剧上升。
日本棉纺织制成品的出口从1886年开始呈爆发式增长。比如棉纱出口在1886年以前为零，1890年仅为2000日元，但是到1895年暴涨到41.3万日元，增长了200多倍；棉织品出口在最后10年间（1886—1895年）由17.5万日元暴增为121.5万日元，增长了约7倍。丝织成品出口也在这10年间暴增了近12倍，而在这之前的10年表现也毫不逊色，暴增了14倍。同时，棉花进口从无到有，在15年间（1881—1895年）暴增了37倍，以至于仅棉花一项就在1895年占到日本总进口的16%，是当年日本最大的一个进口项目，超过金属制品、火炮、汽船和机械制品的总和（11%）。
杂货出口，主要是中小制造业的出口产品，包括丝制手帕、火柴、陶瓷、油器、小型针织品、纽扣、麦秆编织物、花纹铺席、毛笔、阳伞等，也是主要的出口产品。也就是说，日本将英国早期发展阶段的积小溪为江河的发展战略发扬光大了，而这一战略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繁荣期间所走的道路。
日本的出口产品具有典型的“二重结构”：一重是面向欧美市场的由中小制造业生产的传统手工产品（如生丝、茶叶、陶瓷、漆器等），另一重是面向亚洲国家的由近代工厂或规模化制造业生产的近代产业产品（如火柴、棉纱、棉布、纺绸缎等）。这说明日本的规模产业当时还不具备与欧洲国家竞争的实力，因此利用亚洲市场来倾销产品，而同时依靠向欧洲市场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获得外汇和机器。
日本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进口结构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了显著变化，由之前的进口轻工制成品，如棉织品、毛织品等纤维产品和砂糖，转为进口原材料和重工业产品，如原料棉、机械、金属和石油产品等。比如日本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向英国和欧洲国家大量进口金属和机械产品，包括机床、内燃机、发动机、电动机、纺纱机、织布机、造纸机、印刷机等。1885年后，金属产品，如铁路建设材料、电信、电话线、铁锚等产品进口急剧增加。日本以前一直大量出口生丝（原料比较优势），但是后来却大量进口棉花（原材料），表明其棉纺织产业和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一系列的产业升级都是其第一次工业革命成熟和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助跑的标志。
日本经济学界承认“在日本，领导工业化的并非如欧洲各国那样的重工业，而是纺织工业，并且与其说是具有规模经济性的大纺纱厂，不如说是缫丝业中的手工缫丝、纺织业中用手工织布机织布的中小工厂群”（《日本经济史4：产业化的时代（上）》，第24页）。
纺织工业是明治时期日本的骨干产业。它在制造工业生产额中所占的比例在1874年（明治7年）已经达到26%，1887年为32%，1897年高达41%。此后，比例有所下降，但至1907年仍然高达32%，而其绝对值是一直飙升的，只不过其他产业同时也繁荣兴旺起来，因此纺织业占比有所减小。
日本对纺织品的进口也在整个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稳步下降，到1900年几乎下降为零。另外，从19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开始，日本开始向亚洲邻国出口棉纱和布料纺织品，同时开始从印度大量进口棉花。也就是说，整个明治时期的工业化是一次轻工业革命，实现了从进口日用品到出口日用品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棉纺织品扮演着中心角色，恰如一个世纪前发生在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62]
与中国的工业化路径类似，韩国工业化也遵循了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劳动密集型工业到资本密集型工业、从生活消费品到生产资料的渐进的产业升级。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是韩国轻工业繁荣发展的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韩国开始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63]
自20世纪50年代起，韩国优先发展投资少、技术设备简单、资金回收快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如食品加工业、纺织服装业、皮革制品业、制鞋业等。到50年代末，由于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移，国际市场对轻工业品需求旺盛。韩国政府抓住时机，积极推行出口导向型政策，利用其廉价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推动出口。在国内外市场巨大需求的驱动下，韩国轻工业迅速发展壮大。
表4-2展示了韩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结构。1953—1960年，韩国轻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在80%以上，仅食品、饮料制造业与烟草加工业增加值就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30%以上。1953—1973年，纺织服装业，皮革制品业与制鞋业的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都在30%以上。根据韩国制造业的就业结构（表4-3），1961—1970年，韩国轻工业劳动力占全部制造业劳动力的比重在74%以上。20世纪60—80年代这20年间，纺织服装业，皮革制品业与制鞋业的劳动力占比都在30%以上，是这一时期韩国最主要的生产与出口部门。1970—1980年，纺织与皮革制品的增加值由1344亿韩元增长到19765亿韩元，不考虑价格变化，年均增长率达到30.8%；纺织与皮革制品的总产值由5217亿韩元增长到101454亿韩元，年均增长率为34.7%。1962—1980年，纺织品的出口额由221.6万美元增长到219755.8万美元，年均增长率为46.7%；服装出口额由111.8万美元增长到294685万美元，年均增长率为54.9%。
表4-2 韩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结构（单位：%）
表4-3 韩国制造业的就业结构（单位：%）
随着韩国轻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工业企业对原材料、中间产品、机器设备与交通运输网络产生了巨大需求。到20世纪70年代末，韩国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和技术实力，因而具备了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条件。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金属及金属制品、机械制造业、交通设备制造业及石化工业快速增长。
从1980年到1990年，韩国工业增加值由85188亿韩元增长到486409亿韩元，不考虑价格变化，年均增长率为19%。其中，交通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由4506亿韩元增长到58845亿韩元，年均增长率为29.3%；金属及金属制品业的增加值由8816亿韩元增长到69935亿韩元，年均增长率为23%。[64]如表4-2所示，从1973年到1990年，重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的比重由27.6%增长到47.9%。其中，金属及金属制品、机械制造业与交通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的比重由14.5%增长到33.6%。从表4-3的就业结构来看，在1970年，重工业劳动力占全部制造业的比重为25.7%，1990年增长到40.8%，2006年达到50.8%。
在60年代初，食品加工业是韩国最主要的出口品，1961年其出口份额为36%（O'Connor，1995）。随后，纺织品出口快速增长，很快超越了食品工业。1962—1968年，纺织品、服装与鞋包出口额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由6.3%上升到40.7%。一直到1980年，纺织品、服装与鞋包的出口份额一直在35%以上，是这一时期韩国最主要的出口品。20世纪70年代末，韩国建立了钢铁和造船产业，20世纪90年代这些产品便晋升为韩国十大主要出口产品。韩国的半导体、计算机和汽车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快速成长，20世纪90年代便成为韩国十大主要出口产品。在1975年，韩国重工业品（不含石油及石油产品、电子电气）的出口份额为13.1%，1980年增长到24.3%，2000年达到41.6%。可见，韩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也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和轻工业产品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变。
中国台湾地区在完成乡村原始工业化后的产业升级也遵循了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劳动密集型工业到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循序渐进的路径。中国台湾轻工业的高潮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80年代开启了重工业起飞，比中国内地早了约15年（中国目前的沿海城市，如上海和深圳，已经追上台湾）。
1953—1960年，中国台湾的农副产品加工业、纺织、玻璃、造纸、皮革等消费品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在此期间，中国台湾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1.7%，工业生产比例由19.7%上升到26.9%，而轻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在70%以上（见表4-4）。在50年代末期，内需趋于饱和，中国台湾利用工资低廉的比较优势，借助国际市场对轻工业品需求旺盛的有利时机，积极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消费品，推动出口。除传统轻工业品外，电子工业也开始发展。1961—1973年，中国台湾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16.4%，出口贸易由1.64亿美元增长到44.83亿美元，工业制品在出口贸易额中的比重由32.3%增长到84.6%。
表4-4 中国台湾制造业的增加值结构（单位：%）
在中国台湾工业化初期，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制糖、菠萝罐头等食品加工业增长最快。1952—1959年，食品工业就业占全部工业就业的比重保持在20%以上，是这一时期最大的工业部门（见表4-5）。1952—1969年，食品工业增加值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最大。纺织服装业因其充分利用劳动分工与剩余劳动力的特性，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47年，中国台湾纺织服装业就业占全部制造业就业的比重仅为5.46%。到1952年，纺织服装业的就业比重增长到20.73%。1960年，纺织服装业的就业比重达到25.02%，超过食品工业，成为最大的工业部门。1970—1984年，纺织服装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最大，平均在15%以上。1952年，纺织服装业的出口额占全部出口额的比重仅为0.71%，到1970年，纺织服装业的出口比重增长到31.71%。1960—1970年，纺织服装业的平均出口比重为20.29%。
表4-5 中国台湾制造业的就业结构（单位：%）
数据来源：Balassa（1971）；Fields（1985）；CEPII数据库。
由于消费品工业生产规模扩大，对原材料、零部件、能源与机器设备的需求急剧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积累了资金和技术实力，居民储蓄与外汇收入都有了较大增长，已具备了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的条件。中国台湾适时推动中上游工业发展，逐步建立和发展了钢铁、机器制造、交通设备制造、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1974—1981年，中国台湾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4.1%，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轻工业。如表4-5所示，1960年，中国台湾重工业增加值在全部工业增加值中的份额只有26.6%，1980年增长到42.6%，1996年达到50.8%。从表4-5的就业结构来看，1975—2000年，重工业就业比重由32.5%增长到45.8%；其中，金属及金属制品、机械设备与交通设备制造业的就业比重由16.3%增长到29.7%。1981年，机械、钢铁、化学品和石油炼制品在出口总额中达到32.3%。
新加坡没有农村，但是独立以后也是靠手动作坊起家，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还主要靠生产和出口假发来进行原始积累。在政府的产业政策指导下，新加坡逐步从手工作坊升级为劳动密集型规模化轻工业，再到重工业和金融业。伴随着新加坡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产业升级过程，电子工业成为其支柱产业，而且电子工业也经历了从生产消费型产品到投资型产品，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变。
新加坡电子工业的成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见表4-6）。第一阶段，1960—1980年，新加坡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生产简单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如电视机、收音机等。在这一时期，电子工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因此电子工业就业快速增长。电子工业职工人数的年均增长率在60年代为24.6%，在70年代为20.3%。到1980年，电子工业职工人数超过7万，占制造业就业人数的1/4以上。随着新加坡劳动力成本上涨，自1980年起，电子工业开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第二阶段，1980—1990年，电子工业的就业增长率下降到5.5%。到20世纪80年代末，电子工业职工人数增长到12.3万，占制造业总劳动力人数的35%。第三阶段，1990—1999年，电子工业的就业出现负增长，但工业增加值的年增长率仍高达11.2%。这一时期，电子工业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3.1%，高于其他制造业部门。1996年，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子产品出口国。在1999年，新加坡电子工业的增加值接近GDP的10%，超过制造业增加值44%，电子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60%以上，电子工业私有部门的研究与开发（R&D）投资占全国私有部门R&D投资的55%。
表4-6 新加坡电子工业的增长（单位：%）
数据来源：Wong和Ng（2001），表13.1。
从产品结构来看，在第一阶段，新加坡吸引了飞利浦、松下等外商投资，依靠廉价劳动力，从事音频视频设备的加工装配。自第二阶段起，新加坡主要生产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其增加值在1980—1990年年均增长率约40%（见表4-7）。新加坡成为磁性硬盘驱动器、喷墨打印机、光盘与多媒体声卡等资本、技术密集电子产品的最大生产国。其中，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新加坡生产了全世界超过一半的磁性硬盘驱动器（Wong，1999）。此外，在70年代，新加坡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半导体装配与测试业务。自90年代中期起，在政府支持下，新加坡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半导体晶片制造。因此，半导体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在第三阶段大大提高。显然，新加坡的电子工业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升级过程。作为支柱产业，电子工业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发展，推动了新加坡快速实现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表4-7 新加坡电子工业的结构演变（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