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路径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结构特征

中国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并不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雄心勃勃地尝试启动工业化。在这之前，中国进行了多次工业化尝试，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大城市办工业的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后新共和政府通过全面模仿美国的政治制度推动工业化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建设。所有这些工业化尝试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政府忽略了花大力气去推动乡村原始工业化和乡村市场经济建设。这些自上而下的工业化尝试纷纷遇到困境，原因在于都忽视了农村原始工业化这个过程。作为一个农村人口占总人口90%以上的农业大国，成功的经济发展需要自下而上地培育市场需求和企业组织，逐渐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入制造业，按次序进行产业升级。[5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选择了与苏联类似的工业化道路，利用农村浅薄的积累来优先发展重工业。自“一五”计划起，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了许多城市型工业中心，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和重工业产品，如汽车、钢铁、机床和大型精密仪器等。为了提高钢铁产量，“大跃进”时期，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全国人民开展空前规模的大众炼钢运动，以支援重工业建设。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导致了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率不断下降。如图4-2所示，1952—1978年，无论是中国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增加值之比，还是这两个产业之间的劳动力比率与资本比率都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尤其在“一五”计划期间下降最快。虽然工业增加值在“大跃进”失败以后经过1961—1964年的短暂调整有所恢复，但是从劳动力和资本构成来看这种重工业化的趋势一直在继续。其中，轻工业与重工业增加值比率由最初的1.4降到1978年的0.6，劳动力比率从接近2.5降到0.5，固定资产比由0.5降到0.18。[52]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经济年鉴与作者的计算。

这种重工业优先的大推进发展战略是低效率的，也是难以为继的。第一，重工业属于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初始投资巨大，只有依靠规模化大生产才能自负盈亏，而重工业规模化大生产需要规模化大市场和零部件规模化生产，以及相应交通运输网络配套，并保障原材料源源不断供应，才能积累和增长。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业刚刚起步，国民经济各行业对钢铁、机床、汽车等重工业品的需求十分有限。不仅这些重工业的中间产品和零件无法在国内得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原材料无法保障，最终产品的产出水平也往往低于其潜在产能的30%—50%。这种企业若要盈利或哪怕仅仅覆盖投资和固定运营成本，市场规模也要相当大才行，至少要达到潜在产能的70%—80%。而且上下游产业链需要相对完善并能够推向国际市场。中国当时占全国人口90%的“一无所有”的农民和广袤的“一穷二白”的黄土地不可能提供这种大市场和购买力及相应产业链。由于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和政治原因，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导致我们不可能在国外找到这种大市场和购买力。

第二，计划经济时期中国资本积累有限，大力发展钢铁、汽车、机械制造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不符合中国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政府为支持重工业建设采取的价格扭曲体制，造成资源严重错配，大大降低了经济效率。一方面，政府对农产品课以重税，并压低农产品与原材料的价格，间接补贴重工业企业；另一方面，政府给予重工业企业垄断地位，甚至使用行政手段直接向大型重工业企业配给资源。这导致农业、轻工业部门投入严重不足，发展滞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林毅夫，1994，2012）。

中国计划经济后来遇到的发展障碍表明，在落后国家采用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大推进发展模式，无法在落后农业国家成功引爆工业革命（Gerschenkron，1962）。关键是，采取类似发展方式的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同样陷入困境。例如，在进口替代政策下过早进入重工业化阶段的拉美国家就长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相反，自1978年起，中国不仅吸收了市场经济元素，鼓励竞争和优胜劣汰，更关键的是同时采取了从农村到城市、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循序渐进的市场发育和产业升级顺序，从而成功引爆一场工业革命。因此，在具备一定市场竞争要素的前提下，正确的、按市场规模大小和发育速度展开的工业化顺序，由产业链低端向高端逐步拓展的产业升级步骤，与以开拓全球市场为目的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相配合，是工业化成功的关键（文一，2016），也是一条符合中国自身禀赋比较优势结构变迁的道路（林毅夫，1994，2012）。

一个国家工业化（劳动分工）的程度和速度，受制于其市场规模。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是由于大部分人口生活在贫困的农村，所以市场十分弱小、分散、淡薄、有限。在这样的条件下，正确的工业化顺序应当是首先从剩余劳动力最多的农村开始，靠就地生产和周边销售手工和轻工产品来逐步培育市场，并推动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出口，以换取外汇和机器。等利润积累多了、市场发展壮大了再来搞规模化大生产，从轻工业开始，最终实现重工业的飞跃，不仅自己生产轻工业消费品，也自己生产机器和其他重工业产品。而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所走的工业化道路，也是当年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走的道路。

（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工业化路径

1.乡村原始工业爆发阶段（1978—1988年）

1978年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在中国异军突起。一方面，农民为解决温饱问题，愿意寻找新的出路。另一方面，在中央政府的要求下，地方政府希望找到方法快速发展地方经济。以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为基础，村镇政府能够将土地、资金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汇集起来，组建乡镇企业，进行小规模的小商品生产，但是以远距离贸易（而不是自给自足）为目的。毛泽东时期建立的农村合作社经验、社队企业模式、土地集体所有制、供销合作社、扫盲运动、地方社会治安和农村基础设施（原始公路、运河、机耕道、灌溉系统等）也大大降低了乡村原始工业化的制度成本，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广大农村出现，并快速增长。在1978—1988年这十年间，农村工业总产值从515亿元增加到7020亿元，增长超过13.5倍；农村工业的就业人数从2800万发展到9500万，增长超过3倍；农民总收入从87亿元增加到963亿元，增长约12倍；乡镇企业总资本存量从230亿元增加到2100亿元，增长超过9倍。[53]这个爆发式增长为后来在全国城乡采纳劳动密集型规模化大生产创造了市场基础，使得农民工进城、解决工人吃住和依赖远距离销售的大工厂体制变得有利可图。

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继续以爆炸式速度增长。1992年，乡镇企业部门已经吸收了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约1.03亿劳动力，占乡村劳动力总数的24.2%。其中，农村工业吸收的劳动力占整个农村非农产业吸收劳动力总数的61.4%。从全国情况来看，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总量中，大约只有12%的劳动力转移到各类城镇部门，而约88%的劳动力在农村工业、商业和服务部门实现就业转移（陈吉元和胡必亮，1994）。到了2000年，乡镇企业职工超过了1.28亿人（不包括去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占到了中国农村总劳动力的30%。农村工业总产值达到11.6万亿元，约是1988年的16.5倍、1978年的225倍。1978—2000年，扣除通胀因素后的乡村工业实际总产值年均增速为21%，至少增长了66倍。如图4-3所示，乡镇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直线上升。1978—1997年，乡镇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0%增长到近60%。这一上升趋势直到90年代末才开始在现代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崛起中停止，让位于现代轻工业和重工业。

数据来源：参考《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乡镇企业统计年鉴》整理。

乡村工业以食品、纺织、制鞋等劳动密集型的小型企业为主。以乡村纺织业的增长为例，1985—1989年乡村纺织企业平均每年增加1741个，职工人数平均每年增加33.06万，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31.98%，固定资产原值年均递增40%，产品销售收入年均递增32.36%。其中，整个80年代江苏乡村两级的纺织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9.25%，其主要产品产量，棉纱提高了7.84倍，棉布提高了3.22倍，针棉织品提高了5.23倍，丝织品提高了10.35倍。[54]

文一（2016）指出这种根植于农村的原始工业化是农业国引发工业革命必不可少的步骤。因为以规模化生产为特征的工业革命，需要一个深入和大型的市场和营销网络来使得进一步的劳动分工和大型工业组织有利可图，并通过农产品专业化提高农村生产力，使得每个农村家庭中都有部分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因此在开始阶段，通过乡镇企业组织农民利用空闲时间“就地”生产低附加值的原始制造品和小商品，一方面可以提高“草根”群体的收入和购买力，从而培育市场，另一方面可以在不破坏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投入到以分工协作为特征的工业生产中。乡村原始工业化不仅可以帮助农民跳出马尔萨斯陷阱，还可以积累人力资本，培育企业家，发展商业分销网络，以及产生地方政府收入用于本地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启动创造条件。事实上所有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北美地区国家都是在地理大发现以后通过农村原始工业化引爆自己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文一，2016），但却是依赖海外殖民完成的，而且花了几百年时间（15—18世纪）。

2.劳动密集型规模化轻工业繁荣阶段（1988—1998年）

经过乡村原始工业化头十年的爆发式增长，国内外市场迅速扩大，供应与分销网络逐步建立起来，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因此，依赖流动农业人口的规模化大企业变得有利可图。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开启了以规模化方式生产轻工业产品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基于劳动分工原理的劳动密集型大企业在靠近运河与港口的沿海中小城市快速兴起（与英国1750—1840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相同）。由于轻工业资本密集度较低，乡村原始工业化时期积累的资本能够满足轻工业规模化生产的需求。1988—1998年，纺织、服装、食品和家具等规模化轻工业部门高速发展，轻工业增加值由2413亿元增长到11753亿元，增长接近5倍；轻工业资本存量由3661亿元增长到12898亿元，增长超过3.5倍。[55]

因此改革开放后的头20年成为我国轻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由《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统计发现，这一时期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原值、资本与劳动投入的比值均呈现急速的上升趋势（图4-4），彻底扭转了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下降趋势。这个趋势直到完成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为主导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即90年代中后期）才结束，中国才重新进入重工业起飞阶段。图4-4表明，1978—1998年，我国轻工业增加值增长了约14倍，年均增长率约为14%。经过价格调整，年均增长率约为11%。1978年轻工业劳动力人数为1828万，1998年增长到4017万，增长约2.2倍。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轻工业行业的工业增加值比重大多上升，其中食品制造业、服装业、电子工业等增长明显。而除交通设备制造业外，重工业的工业增加值比重大多下降，其中化学工业、石油加工业与黑色金属加工业的下降最为明显。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与作者的计算。

在这一时期，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旗舰产业的纺织工业的增长最为突出。1978—1988年纺织工业（乡及以上）企业单位数由1.21万个增长到2.73万个，工业净产值由148亿元增长到407亿元。从乡镇小规模纺织企业，到大规模纺织工厂，纺织工业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张。到1997年纺织业的工业增加值达到1117亿元，与1978年相比，增长超过7.5倍。1978—1998年，纱的产量由232万吨增长到542万吨，布的产量由110亿米增长到241亿米。化学纤维产量在1988年后增速大大提高。1988年，化学纤维年产量是130万吨，1998年增长到510万吨。此外，作为我国重要出口品，纺织纱线、布及其制品在1984年的出口额为35亿美元，1998年增长到128亿美元。[56]这些巨大变化都为中国加入WTO做了充分准备。1995年，中国加入WTO的6—7年前，中国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服装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并且从此一直占据这个主导地位。相反，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即通过启动乡村原始工业化来引爆轻工业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然后再加入WTO），因而在加入WTO之后没有任何起色，远远没有实现中国式的经济腾飞。

3.重型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业起飞阶段（1998年以来）

轻工业部门的急剧膨胀终于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机会，因为其真正创造了重化工业产品所需要的市场和资金积累。随着轻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工业企业对原材料、中间产品、机器及分销网络的需求日益膨胀，能源、动力、交通运输在1990年中期成为巨大发展瓶颈。但是有了在前一阶段积累的巨大市场和大量资金，使能源、动力与交通运输（工业“三位一体”）的产业升级便变得有利可图，从而在政府基础设施发展战略主导下开启了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进入重工业化阶段。根据《中国工业经济年鉴》数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轻工业发展相对于重工业达到顶峰（图4-4）。1999—2011年，我国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原值、资本与劳动投入的比值开始呈下降趋势，说明重工业开始起飞。而这次起飞与20世纪50—7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的起飞有本质的不同：第一次起飞因缺乏市场基础而一直处于亏本经营状态；而第二次起飞则靠巨大的市场和国内储蓄托起，因而是可盈利且可持续的。

经过第一次（轻）工业革命，日益扩大的轻工业品贸易，对更大规模、更高效的交通运输方式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通过高速公路建设，铁路提速与高铁建设，日益完善全国交通网络。如图4-5所示，我国航班里程、公路里程、铁路里程等在20世纪90年代末增速均大大提高。“八五”期间我国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年均为324公里，“九五”前三年达到年均1372公里。到1998年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跃居世界第8位，在建高速公路项目总里程12600公里。在1996年年底中国铁路运营里程达到6.49万公里，中国横贯东西、沟通南北、干支结合的具有相当规模的铁路运输网络已经形成并逐步趋于完善。1997—2007年，中国共进行了6次铁路大提速，一批时速超过200公里的旅客列车投入运营。而且货运列车时速也超过了120公里，时速比20世纪90年代初提高了3倍左右。[57]2008年8月，中国开通运营第一条时速超过300公里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达1.9万公里。中国已经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及最高运营速度的高速铁路网。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工业生产与远距离运输离不开能源的支持。家庭收入提高以后城市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也急剧上升。图4-6展示了我国历年的能源生产量。1978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为6.3亿吨标准煤，1998年能源生产总量大约翻一番，达到13亿吨标准煤。自90年代末起，我国能源生产开始加速增长，达到一个新的拐点，标志重化工业的崛起。2015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36.2亿吨标准煤，约是1998年能源产量的2.8倍、1978年的5.8倍。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进入新世纪后，电力、冶金、化学和建材等主要耗煤行业均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拉动煤炭需求强劲增长，煤炭价格持续攀升。

数据来源：中宏数据库。

从2002年开始，我国煤炭行业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繁荣阶段，经历了“黄金十年”。我国原煤产量由2002年的11.4亿吨增长到2012年的26.7亿吨，年均增长8.9%。此外，自新世纪起，水电、核电、风电这些清洁能源加速增长，在中国能源生产中的比重越来越大。2004年，中国水电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水电第一大国。2010年，我国水电装机容量超过2亿千瓦。

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在能源、动力与交通运输的工业“三位一体”的建设高潮支持下，我国规模化重工业生产开始迅猛发展，引爆了以规模化方式生产基本生产工具和原材料（包括中间品和耐用消费品）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1998—2011年，重工业增加值由11943亿元增长到173686亿元，增长了约14.5倍，年均增长率为22.8%；重工业资本存量由31099亿元增长到106883亿元，增长了约3.4倍[58]；重工业劳动力人数由5639万增长到7406万。与1997年的工业结构相比，2007年重工业行业的工业增加值比重大多上升，钢铁行业和交通、电气、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增长尤其显著。[59]而多数轻工业行业的增加值与总产值比重下降，特别是食品工业与纺织业。

图4-7展示了我国汽车行业的生产与消费情况。1995年我国汽车年产量约为145万辆，2012年汽车年产量增长到1927万辆，平均每年增长16.4%。汽车行业的快速增长来自市场规模的扩大和重工业基础的增强。数据显示，中国民用汽车拥有量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加速上升。1995年我国民用汽车拥有量约为1000万辆，到2012年，民用汽车拥有量超过1亿辆。同时，我国汽车出口量不断扩大。1995年，我国汽车出口仅1.7万辆，2012年汽车出口增长到101.5万辆。

数据来源：参考《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回到图4-4，我们看到1978年至今，我国轻工业与重工业重要经济指标的比值呈现重新工业化的特点和驼峰形发展趋势。即对1978年以前的工业化道路纠偏，首先发展轻工业，然后再用轻工业积累的市场、技术和资金条件发展重工业。这种建立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基础上的，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生活消费品到生产资料，从劳动密集产品到资本密集产品的升级过程符合工业化的内在逻辑。首先，能源动力与交通运输的工业“三位一体”或其他重工业产品本身并不主要是最终消费品，而是工业中间投入品或工业生产的“工具”和“桥梁”。因此，没有对轻工业产品的大规模最终需求和远距离运输的驱动，重工业不可能靠自己盈利（文一，2016）。其次，在发展的初始阶段，资本积累不充足，无法支持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大规模生产，相反，劳动密集的轻工业产品则与本国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相符（林毅夫，1994，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