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语料类型[1]

本书所定义的“北京话”包括北京土话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北京官话，所考察的早期北京话语料时间范围是清中叶至20世纪40年代，分本土和域外两大类。本土材料包括满人、清人及民国人士编写的正音教科书和以旗人为主创作的京味小说，域外材料包括西方人、日本人和朝鲜人编写的外族人学习北京官话的教科书和词典。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料互相补充，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北京话的口语面貌，可以避免因个人语言风格及创作目的而造成的语料片面问题。

1.5.1　满汉、满蒙汉合璧教科书

为了帮助满人学习满语，清雍正年间开始，出现了一批满汉对照及满蒙汉对照的满语教材，包括《清文启蒙》（1730）、《清文指要》（1789）、《三合语录》（1830）等。《清文启蒙》全名《满汉字清文启蒙》，是由满人舞格寿平所编写的满汉对照的满语教科书，共四卷。其卷二《兼汉满洲套话》经过改编修订成为《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1761），并用满文字母对汉文部分作了注音。竹越孝（2012）将满文注音逐字转写为拉丁字母，满语发音、日语意译、汉语发音和汉语文本形成四行标注。

1.5.2　清人所编官话正音书

清中叶，为了消除方言阻碍（特别是闽粤地区），清政府开始推行官话，出现了一批官话正音书，目前所见最早的正音读本有道光十四年（1834）刊印的高静亭《正音撮要》（据高静亭自序，该书写成于1810年）。其后，莎彝尊编写《正音咀华》（1853），他在自题中标明：“是书为习正音者设也。”这两本书因为“正音”之名，较为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官话语音面貌。

1.5.3　官话国语推广材料

一是注音字母材料。为帮助国人快速识字，清末民国时期的官话国语运动中出版了一批注音字母读物，有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性读本和报纸，也有面向国语讲习所学员和中小学生的教科书。如王照的官话注音读物《对兵说话》（1904/1957）用他自创的合声字母注音，字母借自汉字偏旁笔画，王璞《实用国语会话》（1920）、齐铁恨《国语会话》（1925）和乐嗣炳《实用国语会话》（1933）等则采用注音符号标音。

二是国语留声片教材。1922年，赵元任受国语统一筹备会之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国语留声片课本》，用注音字母标音，并在美国哥伦比亚留声机公司录制了国语留声片，采用了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又照顾南方官话而带入声声调的“老国音”。全书分“国音”和“国语”两部分，“国音”共八课，介绍国音字母、校正方音及变调规则，“国语”共七课，有三课介绍词类和标点知识，另外四课为会话、文选和诗选，逐字注音。

1935年，赵元任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国语留声片课本》（乙种，国语罗马字本），采用以北京音系为基础的“新国音”，用罗马字母标音。仍分“国音”和“国语”两部分，但内容有所调整，“国音”部分增加了卷舌韵练习和听写练习，“国语”部分的会话材料有增删。书末附国语罗马字用法和拼法一览表。

1924年至1929年，老舍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与人合作编写了国语教材《灵格风东方语言教程：汉语》（Linguaphone Oriental Language Courses：Chinese）（又名《言语声片》），并录制唱片，由伦敦灵格风出版社出版。根据远藤光晓（1986），教材出版于1930年，但老舍完成唱片录制是1928年。全书共分上下两卷，主要内容分三十课，每课分上下两部分，包括单音词、复合词和会话练习。下卷主要是根据唱片内容誊写而来，三十课中文文本逐字用罗马字注音，并加全句英文翻译。

1.5.4　京味小说

学界对京味文学的定义各有不同，如王一川（2006）认为京味文学五要素是“地、事、风、话、性”，这五个要素体现在作品中表现出京味文学的五个特征，即“北京场、北京事、北京风、北京话、北京性”，对“京味”的限制较多；侯晓晨（2014）则认为京味的两个必备条件是“地道的北京口语”和“体现北京特有的语言趣味和生活趣味”，以前者为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京味”涵盖的范围较宽。本书赞成后一种观点，以语言为最主要的标准，考察五位京味小说家的作品。

蔡友梅（1872—1921），旗人出身，在《顺天时报》《京话日报》《益世报》（北平）和《国强报》上发表了大量“社会小说”，是早期京味小说家的代表人物（刘云，2011）。本书所用材料包括《小额》（1907）和21部“新鲜滋味”小说（1919—1921）；《姑作婆》《理学周》《麻花刘》《库缎眼》《刘军门》《苦鸳鸯》《铁王三》《花甲姻缘》《鬼吹灯》《赵三黑》《张文斌》《搜救孤》《王遁世》《小蝎子》《曹二更》《董新心》《五人义》《鬼社会》《忠孝全》《张二奎》《一壶醋》。

徐剑胆，生卒年待考，曾在《正宗爱国报》开辟“庄言录”小说专栏，还担任过《京话日报》《天津白话报》《爱国白话报》《实事白话报》小说主笔（胡全章，2009）。本书所用材料包括署名“亚铃”的《何喜珠》（1913年9月7日起载于《白话捷报》）和《劫后再生缘》（1913年10月14日起载于《白话捷报》）。

尹箴明，生年不详，卒于1925年，1909年起与张智兰、庄耀亭一起在《北京新报》上连载《聊斋》故事（孟兆臣，2009）。本书所用材料为署名“湛引铭”的载于《北京新报》之《讲演聊斋》，包括1919年《大莽草》《狐嫁女》《任秀》《贾儿》《成仙》《连琐》《小翠》《红玉》《张诚》《丐仙》和1922年《大力将军》《姬生》《老饕》《叶生》。

穆儒丐，1885年生于北京健锐营，满洲正蓝旗人，与老舍、王度庐并列为民国三大满族小说家（张菊玲，2009）。本书所用材料《北京》从1923年2月28日至同年9月20日连载于《盛京时报》，1924年结集成书出版，是具有浓重自传色彩的小说（长井裕子，2006）。

老舍（1899—1966），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一生创作时间长，数量多。本书选取了他不同时期的作品，包括1926年《老张的哲学》、1929年《二马》、1933年《猫城记》、1936年《骆驼祥子》、1940年《文博士》、1944年《火葬》、1961年《正红旗下》。

1.5.5　西人编著的北京官话教材和词典

利用域外汉籍来研究汉语，汉语教科书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从外国人的视角看汉语，可以完善汉语的发展状况，补充白话小说的语体局限。清代中后期，基督教传教士、外交官、汉学家们进入中国，为了各自的目的而编写汉语教材（张西平，2009）。19世纪50年代之前，大多数西方汉语教材编写者以南京官话作为汉语标准，如影响较大的1822年《汉文启蒙》（法国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88—1832），Elémé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1857年《汉语课本》（德国硕特Wilhelm Schott （1802—1889），Chinesische Sprachlehre）、1857年《官话口语语法》（英国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25），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等，给汉字所注读音均标有入声。

目前所见的最早以北京音为标准编写的西方汉语教材是1859年《寻津录》（Hsin Ching Lu）。作者威妥玛（Wade Thomas Francis，1818—1895），英国外交官。1859年在香港出版的《寻津录》是他编写的第一本汉语教材，也是他着手制订汉语拉丁字母注音方法的标志。他在《寻津录》前言中明确提出“北京话已经是官方译员必须学习的内容”，书中使用的501句汉语口语句子可以反映当时的北京话面貌，均用威妥玛式标音法逐字标音。

其次是威妥玛1867年出版的《语言自迩集》（Yü-Yen Tzǔ-E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这是他影响最大的汉语教材。该书1867年初版，本书使用1886年第2版，两个版本的语气词面貌相近[2]。该书的编写目的主要是协助使馆见习译员学习北京官话口语，其中的散语章练习、问答章、谈论篇和以《西厢记》为蓝本的“秀才求婚”有大量的汉语句子和段落，以当时的北京官话为标准（宋桔，2011）。

1871年英国来华海关人员司登得（George Carter Stent）的《汉英合璧相连字汇》（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Pekinese Dialect）以词典形式收录了两万多个汉语词条，以词条首字母顺序编排，以威妥玛式拼音标音，并用英语给词目释义。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Giles Herhet Allen）于1872年出版了《汉言无师自明》（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这是他编写的第一部汉语学习教材，按旅客、商人、家庭主妇、运动员、商店、水手等类别分为14课，每课32句，每句话有英文句子和汉语注音对照，书末附词汇表。初版没有汉字，再版时才增加了汉字，其注音方法与威妥玛式拼音相似，被后世合称为“威妥玛—翟理斯拼音”（Wade-Giles Romanisation System）。该书于1887年、1901年、1922年多次再版，本书主要使用1872年第1版。翟理斯还在1873年出版了《语学举隅》（A Dictonary of Colloquial Idiom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主要以231个英语动词为纲，收录了1030个汉英对照的句子，并逐一标注了汉字读音。

1892年《官话类编》（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作者狄考文（Mateer Calvin Wilson，1836—1908）是北美长老会传教士。该书于1892年初版，本书使用1900年改订第2版。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关注到官话内部的差异：“要必以通行者为是，兼有不通行者，则并列之，其列法，北京在右南京在左，如有三行并列，即山东居其中。”书中包含了200篇汉语课文和13篇汉语对话和演讲。

1907年《华英文义津逮》（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ow to Learn It）的作者是英国外交官禧在明（Hillier Walter Caine，？—1927）（周磊，2011）。该书初版于1907年，本书使用1913年第3版。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有十三篇课文，包括“善恶报应传”“神豆传”“报恩狗”等故事。下卷有十二篇故事，包括“赵城虎”“瞳人语”“种梨”“劳山道士”“鸟语”“菱角”“细柳”“促织”“王成”“雊鹆”“向杲”“骂鸭”。上下卷均对部分字词注音并释义。

1912年《汉语通释》（Lehrgang der nordchinesischen Umgangssprache）的作者是德国莱辛（Ferd.Lessing）和欧德曼（Dr.Wilh.Othmer），全书共49课，每课分汉字、语法、词汇和简短会话/故事四个部分。汉字和词汇解释有罗马字注音。

1918年《北京话语音读本》（A Mandarin Phonetic Reader in the Pekinese Dialect）的作者是高本汉（Karlgren Klas Bernhard Johannes，1889—1978），瑞典汉学家，该书是其《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姊妹篇，其中二十篇中文文本，包括了民间故事、笑话、会话交谈等，并且用隆德尔字母逐字标音转写（艾溢芳，2016）。

1.5.6　日本北京官话教材和词典

近代日本与中国清朝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后，江户时代以长崎为中心的汉语口语学习是以南京官话为标准的，被称作“唐话”。1871年成立的“汉语学所”教授南京话，1876年9月才转为教学北京官话，“进入明治后，中国语教育之所以被重视，是外交上的需要，而带来向北京官话转变的契机，也是外交上的需要”。（六角恒广，1988）日本人自编了大量汉语会话教材，也翻译了一些西方汉语教材。日本自编汉语教材如《日清会话附军用语》（1894）、《北京官话实用日清会话》（1904）、《支那语会话独习》（1938）、《华日教室会话》（1943）等。日本翻译的西方汉语教材以《总译亚细亚言语集》（1880）为代表。本书语料来源主要是六角恒广《中国语教本类集成》。大部分语料有假名字母注音，部分用拉丁字母注音。

1.5.7　朝鲜汉语教材

朝鲜王朝时期，由于与明朝的频繁交往，“几乎没有人把汉字汉文和汉文化当做外国语和外国文化看待”（张西平，2009）。朝鲜中期，司译院就开始自行编写汉语口语教材，朝鲜末期设立了官立汉语学校，把汉语作为外国语进行教学。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官方汉语教学中断，仍有一些汉语口语教材出版。本书考察的朝鲜汉语教材主要出自汪维辉（2005）《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汪维辉等（2011）《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朴在渊、金雅瑛《汉语会话书》（2009）、《汉语会话书续编》（2011）和《骑着匹（六堂文库）·中华正音（华峰文库）》（2011）。部分朝鲜汉语教材有谚文注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