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定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主题，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再探讨，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进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定位上，中国学界通过自己的研究，不再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推广与应用，而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马克思哲学的内核；在对历史唯物主义内容的探讨上，立足于人的实践来重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这些讨论既立足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发展，又立足于思想史的内在逻辑与社会历史变迁的哲学意蕴，从而打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格局，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思路。可以说，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不同思考，都是建立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的。在这一重要转折过程中，杨耕先生的《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既是历史唯物主义重新建构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转折过程中的思想见证。全书由“导论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特征”“第一章：社会的自然与自然的社会”“第二章：社会的个人与个人的社会”“第三章：社会的本质、结构和有机体的特征”“第四章：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第五章：历史规律的形成与特征”“第六章：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第七章：意识与意识形态批判”“第八章：实践反思与‘从后思索’”“第九章：科学抽象与思维建构”“第十章：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及三篇附录“历史唯物主义：基于概念史的考察与审视”“重新理解斯大林与卢卡奇的本体论思想”“唯物主义历史观：问题、观点与思路”等构成，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索。通读全书，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我们去关注、去思考。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定位。在传统的研究中，一般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与推广，从而将历史唯物主义还原到一般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通过重新梳理唯物主义的三种形态：自然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内容。这一结论改变了传统教科书的理论框架，从而展现出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新视域。在思想史的维度上，则重现了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意义，以及马克思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哲学的整体性改造。传统研究中与人和社会无关的自然，获得了双重的意义：虽然在时间上，外部自然的先在性仍然存在，但进入历史之后，自然变成了以社会生活为中介的自然，这才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理论入口。
本书的相关讨论，将历史唯物主义置于思想史与历史的双重维度中，一方面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与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联系，从而展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史意义，即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改造。正如作者所说的：“如果说柏拉图哲学是全部形而上学的真正滥觞，那么，黑格尔哲学就是全部形而上学的巨大渊薮。一句话，黑格尔哲学是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和发展顶峰。因此，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从批判黑格尔哲学开始，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则意味着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才能走出思想自律的哲学神话，走向社会历史生活本身。另一方面，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定位，才能展现马克思对历史发展的思考，即对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历史变迁的思考，从而将哲学指向了社会存在与人们的社会生活过程，强调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批判改造，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这样一种双重定位，正是运用马克思的方法面对马克思的著作，从而形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理解。
第二，确立了实践本体论。“形而上学的基础是本体论。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批判并终结形而上学的工作就是从本体论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这一本体论就是实践本体论。当把历史唯物主义确认为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内容时，追问何为社会历史的本体就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一环，这也是马克思在哲学变革之后，确立新的理论方向时的重要一环。可以说，实践本体论的确立，是马克思哲学深度重构的重要基础。
在近代以来的哲学进程中，主体—客体的辩证法成为其逻辑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一辩证法以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为基础，以寻求主客体的统一为指向，但正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讨论的，主体—客体的统一只能在历史的辩证法中得到实现，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思想逻辑进程，就充分展现了这一点。卢卡奇的这一讨论，回应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践本体论的提出一方面体现了对哲学史的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也是对马克思哲学重新解读的逻辑必然。作为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重要参与者，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本书作者就提出了实践本体论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在本书中，实践本体论的这一意义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现。作者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特征的讨论、关于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对社会本质的重新反思、对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及历史规律等问题的再思考，无不是围绕着实践本体论展开的，从而形成了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构架。作为与传统教科书不同的新构架，这是值得去探讨的。
第三，历史认识论的探讨。从实践本体论出发，许多问题需要重新讨论。比如在传统框架中，认识论一般是从主体—客体的简单对立出发的，讨论主体如何认识客体问题，这个客体更多指的是人之外的客观对象。这诚然是认识论需要讨论的问题。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构架来看，人与外部对象的关系是以社会历史为中介的，因此如何认识历史就成为认识论的重要议题，这就是历史认识论的问题。本书以“实践反思与‘从后思索’”“科学抽象与思维建构”对此进行了讨论。作者关于“实践反思与‘从后思索’”的讨论，围绕着劳动范畴的历史形成过程展开，从而将现代哲学范畴的历史形成过程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结合在一起来讨论，一方面展现历史变迁对认识的影响，另一方面展现历史认识的逻辑建构。如在“科学抽象与思维建构”中，作者就以《资本论》为例来讨论“存在”—“本质”—“现象”—“现实”范畴是如何反映了历史进程，特别是资本内在矛盾的。
在作者的论述中，我觉得有一点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从表面上来说，历史认识论似乎是要讨论认识历史的方法，这固然非常重要，但从深层上来说，历史认识论更为关注的是认识的“历史性”规定，因此历史认识论是一种“历史性”的认识论。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就指出，蒲鲁东没有认识到，他所使用的范畴是特定历史的产物，但他却将这一历史性的范畴变成了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永恒不变的范畴，这就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看作是对人类历史的一般认识，而没有看到认识的“历史性”。上述的错误使得蒲鲁东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恰恰陷入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中，因为他将所要批判的社会看作是人类历史的永恒存在，从而将之自然化、普遍化了，这决定了他所提出的变革方案只能在原地打圈圈。认识到历史认识的“历史性”，也就对历史认识本身持一种反思的态度，从而保持了认识的开放性和批判性，作者关于“意识和意识形态批判”就是想在这个层面来展开。
第四，资本批判与马克思哲学的新走向。虽然这一部分在全书中所占的分量不算太多，但只要将历史认识论深入到社会历史建构过程中，那么，资本的建构过程及其对认识建构的影响就会显现出来，历史认识的“历史性”反思，就必然会导向资本批判，这是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无法缺失的内容。本书在“导论”中就触及了这个问题。作者从形而上学批判出发，认为这种批判的彻底性在于对资本的批判，因为“资本是最基本和最高的社会存在”，“历史唯物主义以资本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本质上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批判”。这既是对实践本体论的坚持，又是从实践本体论出发的逻辑结果。
我一直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实践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始摆脱传统教科书的影响，走向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之路。这一研究经过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在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达到了重要的节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创造性探讨，都离不开这一理论基础；新的理论空间的打开，更离不开对实践唯物主义的反思与超越。
从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来看，虽然“实践”构成了其哲学变革的重要节点，但一般意义上的实践范畴还不足以充分展现他关于资本的批判分析。我更倾向于将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变革看作是生产逻辑的确立，这一逻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初步形成、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达到顶峰。与此同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资本逻辑已经明显地展现出来，但生产逻辑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并通过劳动本体论表现出来。但在《资本论》中，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并取得主导性的地位，对资本逻辑结构化的批判分析，成为马克思此时的哲学主题。对于今天的研究来说，展现《资本论》的哲学内容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经之路。但是，正如没有以实践范畴为中介的哲学变革就不可能有《资本论》的哲学思考一样，如果没有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也很难将理论聚焦于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的批判性考察，从而也无法真正从本土的理论逻辑出发来重新阅读《资本论》。本书关于资本批判的讨论，置于上述的意义上，更能展现这一问题的意义与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标题《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较好地表达了作者的潜在理念：虽然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但作者并没有想将之凝固化，而是将自己的思考置于“历史性”的再审视中，并通过考察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打开新的思想空间。作者的这种自觉的开放意识，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
载《中华读书报》2017年3月29日。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仰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