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传播，让生命在场

姜奇平

师曾志的《生命传播：自我·赋权·智慧》是一部关于“生命传播”的原创思想大作。

师曾志是一位标准美女，衣着优雅得体。但在精神上、在对媒介的洞察上有着与齐泽克一般的穿透力。

关于齐泽克，有一个笑话。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一个小女孩对一个颇富同情心的朋友说道，“我很高兴我不喜欢吃芦笋，因为如果我喜欢吃的话，我那就不得不去吃它了——而对它我真是难以忍受！”这是媒介在当代所处困境的生动画像：明知它不是什么，却偏要装出相信的样子。

那么，“媒介是什么”？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有让“一切坚固的事物烟消云散”的思想穿透力。应该由谁来回答呢？如果是过去，可以问第欧根尼；如果是现在，可以问齐泽克；如果是未来，可以问问师曾志。

一　生如夏花之绚烂

未来是创造出来而不是思考出来的，创造意味着多种可能。

读这本书的时候，不能仅把生命传播视为一个传播学概念，而应视之为关于生命以何种方式在场的哲学思考。生命传播这个概念令人生发对“在场”的深思。具体来说，是对数字化生存的最年轻的思考。思考的问题是，当互联网时代到来时，谁将在场，或者说，更加在场？数字化生存，就是数字化的在场。其实，在场的不是数字，而是生存，也就是生命。

令我深感兴趣的，是书中的这个说法：“梅洛庞蒂的思想来源是，我们的认知是开始于‘我能’（I can），而不是‘我认为’（I think that）”。这马上令人想到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这相当于提出了一个相反的命题：我能故我在。

我思的世界，是一个由谓词联接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判断标准就是谓词“是”，由“是”联接的作为宾语的世界，具有单一的本质。用书中的描述就是：“当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时，个体差异性一般容易遮蔽在结构当中。”

而“我能”的世界，是一个由动词联接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代表着世界丰富多彩的一面，这是一个生命的世界。用书中的描述则是：“当社会结构处于剧烈变革之时，个体在更大的空间中释放出其活力。”“人的态度与行为愈来愈呈现出生成性的特征而不是追求单一结果，在传播交流过程中彰显出人与自我、人与他者关系的不断解构与重构”。

相对于“我能”，我更喜欢书中“自性”这个概念，它源自《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自性就是我能，而且是因慧而能。诗人泰戈尔对“般若波罗蜜”的解释就是“生如夏花之绚烂”，生命具有无尽的可能。

依此，则所谓赋能，不再是指给汽车加油，而是通过致良知，让自性赋予每个人创造的可能性。自性“即自我觉醒、观照、省思、赋权”。比如，“知”生“慧”，“慧”生“道”，“道”又生“行”……返往循复，生生不息。这就是标题中说的“自我·赋权·智慧”。

二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师曾志有一个观点，认为麦克卢汉的媒介探索与明代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很有道理。

过去我们把媒介归于知的范畴，而把生命归于行的范畴。生命传播实现了二者的合一，是个心物一元的理念。麦克卢汉认为“一切媒介都是人的延伸”，媒介延伸的是人类器官与感官的功能。而作者认为，生命传播强调的就是互联网时代人类情绪、情感、欲望等在交流互动中的意义和作用。

诗人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我是否可以这般斗胆放言，那满缀星辰的夜影，要比被称为神明影像的人，更为明澈洁纯？

最大的互联网媒介，就是互联网本身，它是人们在信息时代重新投胎的胎体。要投的胎，就是这里所说的“人类情绪、情感、欲望等在交流互动中的意义”。它们二者的关系，犹如投影仪的幕布与投影的光源。二者是一体的。媒介与意义，就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在媒介这个胎体上直接在场的，就是意义。人们常说的语义网，就是把语义这个光源投射到网络这个幕布上。

在意义在场之前，人类曾有过价值在场、功能在场。按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的说法，万物缘起有四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与目的因。

质料因即形成物体的主要物质材料，在农业时代，在场的主要就是质料，即食品与衣服的功能性存在。衣食在，则人在；衣食不在，则人不在。对媒介来说，衣食足则无忧，这是衣食化生存时代。

形式因即物质被赋予的设计图案和形状，对社会来说，最主要的形式因就是符号化的价值，价值以货币（“人造物”）为胎体而实现在场。对媒介来说，越值钱的越有存在价值，越不值钱的越没有存在价值。这是货币化生存时代。

动力因，即实现设计的动力来源；而目的因，即设计物体所要达到的目的。动力因与目的因，合称意义，这是信息时代媒介背后在场的东西。意义以符号网络为存在胎体，而呈现为在场状态。这时“种种社会‘人造物’幻象纷纷滑落甚至崩塌，人的存在越来越直指生命本身”。意义化的生存才是生命传播说的生命。她不是功能化的生命、价值化（“人造物”）的生命，而是意义化的生命，即以实现美好生活为动力、以实现美好生活为目的的生命。

动力与目的在场的意义在于，使人类第一次摆脱了异化状态[让手段支配目的，即让在场的“人造物”（货币）支配不在场的目的（美好生活）的状态]。

人诗意地栖居的栖居地，不在代表生存的衣食场域中，也不在代表发展的住行场域中，而在代表自我实现的媒介场域中。当投影到媒介上的诗意，真正降临到生存与发展的实体中时，人的生命，才能真正如绿洲摇曳在沙漠，如月光洒满大地。

三　裸露出个体生命的底色

意义化的生命，与此前的活法有什么不同？不同在于媒介的生命化与生命的媒介化。

（一）媒介的生命化

按作者的观点，最初，事件、身体、主体的在场，都已被媒介在场（技术在场）悄然置换与控制，或者用麦克卢汉的形容是被媒体“深深卷入”。在“沉浸”状态中，身体在场取代了“主体在场”，而这个在场的身体，又是被由媒介、技术、符号、场景、时间、空间等要素共同构筑的幻觉空间（而非真实空间）所掌控的。

然而，被符号置换后的存在，只是投在媒介幕布上的光影，毕竟是光源内容决定投在幕布上的是什么，而不是幕布决定内容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作者指出的：“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社会建构终究是为了人的幸福生活，社会建构技术终究是自我的技术。”

这时，生命就出场了。这时的生命不同于以往，不再是“崇高客体”，宏大叙事的烟消云散凸显的是回归个体、回到个体真实日常生活的小叙事，也就是回到了生命的本色。

同时，媒介化的生命不再是还原论的个体，而是网络化的生命。作者从“在场”转为“缺席”，文本在“作者已死”的情景中获得了“永生”。与罗兰·巴特的原理论不同，“生命传播”概念的提出，揭示出个体心灵、自我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个体在传播中认识自我与权力，在对话交流中感知自我与他者生命的交互、流变与生成。

（二）生命的媒介化

生命的进化不单纯是生物意义上的，互联网兴起，让人们重新拾起德国历史学派关于社会有机体论的思想。生命的网络化，表现在媒介化上。如作者指出的，生命传播强调“万物皆媒”，万事万物都能连接、相续发展成生命的有机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运行及形式正是在生命传播的基础上展开的。互联网生命传播让具体文本获得解放的同时，文本与文本间的游牧、互文、盗猎等形成了复杂多变的超文本。

作者将新媒介赋权界定为新媒介消融了原有社会结构中个体、群体、组织等的边界，认为在承认个体情感、意识、差异、意志等基础上，社会关系在跨越时空交往中解构与重构，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获取信息、表达思想和行动改变的可能性，并重新形构着国家与社会、个人与社会、个体自我之间的关系。国家—身体、生命—社会有机体的探索为生命政治的诞生提供了思想资源。

作者非常精辟地指出，互联网时代的心智变化，突出的是个体层面的变化，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在与他者意识、无意识层面的交互与创变，解蔽出人的意识、观念不知不觉改变的前提与来源，这也正是传统自我（人内）传播与生命传播的区别。这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我思”定见来说，是一个思想解放。

我喜欢书中这段优美的话：“互联网为自我传播提供了可能性……个体在表达、行动中的改变犹如因陀罗网中的珠光互摄，愈来愈裸露出个体生命的底色，而个体生命的底色也在生命的觉醒、觉知的前提下在珠光交错之中有所改变”。

什么是生命的底色？秋蕴说：“拥有灿烂生命底色的人，那张流泪的脸一定不会隐藏在下面，他们会流泪，但是会像婴儿一样，脸上的泪珠未干，便会绽出灿烂的笑容。”[1]

生命传播，让生命如夏花般绚烂，让人诗意地栖居，让你我觉知到裸露的生命底色，让你我找到回家的路。

2018年1月1日　北京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信息化与网络经济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互联网周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