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明与全球意识
在人类历史上，将世界看成一体，主张世界大同或天下一家的思想源远流长，基本上每一种文明都有一套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世界的体系。近代以来，随着世界交往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不同文明、文化之间有了更多遭遇碰撞、相互融合以及重构再生的机会和条件。一方面价值观的多元化得到普遍承认，另一方面价值观的地域边界也在不断被突破，更大范围、更多人群分享的价值理念在不断塑造。而随着跨国问题的增多和复杂化，全球治理已经成为重要的选择方案，并且在金融、生态等领域初见端倪。全球治理之所以可能，除了现实问题的倒逼推动外，也得益于以全球共同体为基础的共同价值理念的形成和分享。
一、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世界关怀
尽管对于文明存在的单位有争议，但是文明的多样性已经成为共识。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都有自己的独特文明。此外，也有基于宗教、地域和种族等因素形成的大型文明圈，比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归纳了现存的五种文明，即西方基督教文明、东南欧和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北非、西南亚和中亚以西的伊斯兰文明、南亚次大陆上的印度文明、中国、朝鲜和日本的东亚文明。亨廷顿归纳的影响世界格局的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每种文明都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对世界的想象、认识、关怀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儒家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或者用天或者用神作为世界的起源和归宿。亨廷顿说，“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151]尽管许多文明随着时代的变化灭绝或者发生变异，但是其建构的核心价值或理念至今依然直接或者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并且不断被更新重构。
尽管每种文明都有自己对于世界的关怀，但是并非都能产生世界性的影响。至今最有影响的思想多产生于“轴心时代”。在大约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间，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多位伟大思想家，尽管他们相隔千山万水，但是讨论的人类根本问题以及给出的回答，具有很多相通性，不仅塑造了相应的文明，产生了世界性的宗教，而且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至今深刻影响或者塑造着当代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融。正如威廉·麦克尼尔所说，多元文明的世界也是开放的，一方面，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差异是人类历史的主要特征，但是在文化多元主义背后和更深的层次上，也存在重要的共性。[152]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在军事和政治力量的支持下，成为具有制度和文化等多维影响力的“普世文明”，造成了单一的现代性幻想，将许多文明挤到了现代化进程的边缘。源自于西方的一些核心价值理念不仅扩散到其他文明体中，成为后者现代化建设追求的目标，甚至替代了后者长期奉行的价值。在西方文明的扩张下，许多古老的文明黯然失色，失去自信。不仅如此，西方理念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要的国际制度设计依循的圭臬。就当代治理而言，无论是国内治理还是区域和全球治理，在制度设计上还是理念塑造上，都无法摆脱西方文明的影响。
西方文明的扩张无法消解文明的多样性。随着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成就的提升，它们对自己文明的自信和自觉也被广泛唤醒，更主动地挖掘传统资源，复兴文明传统，打破了西方主导的单一现代性格局。同时，这也产生了不同形式的原教旨主义。西方文明也进行着相应调整，试图从被忽视的传统中找到应对当下问题或者危机的启示。比如，全球治理理论中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和犬儒学派，强调人类归属于基于单一道德的共同体。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有学者认为，在处理越来越复杂的全球治理问题，尤其是国际矛盾和冲突时，这种强调化敌为友、天下大同的理念值得重视和进一步阐发。[153]
二、全球化进程与全球意识的萌芽
梅内尔（Mennell）说：“任何确认像全球化这样的主要社会变迁的确切开端的企图都可能被证明是误入歧途的。”[154]尽管如此，许多学者认为全球化进程大致发端于15世纪的欧洲。当时的航海大发现使人类的脚步可以从一个大陆跨到另一个大陆之上，从而实现了汤因比所说的从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变革”。“西方人从它获得了好运，获得了比其他文明更为优先的发展，并迫使其他文明统一于真正单一的世界范围的社会中。”[155]以轮船为代表的运输工具的革命为全球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技术物质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地阐述了17世纪以后大工业发展带来的新变化。认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56]因此，“真可以说，自从有了这种全世界海洋航行的必要的时候起，地球才开始成为圆的。”[157]
全球化进程的展开，为全球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条件。这首先反映在全球化的开启地——西方社会的观念变化上。16世纪的伊拉斯谟，17世纪的苏利·埃默里、克吕塞、格劳秀斯、威廉·佩恩，以及18世纪的阿贝、德·圣皮埃尔、卢梭、边沁、康德等都对人类整体性以及实现人类整体性的制度设计进行过思考。如康德在其晚年要在理论上证明世界永久和平的可能；孔德、圣西门等人已经对全球化进行了研究，但是如罗伯逊所说，在经典社会学时期，正是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走向成形的时期，他们面临着“民族化”（nationalization）和“全球化”两个问题，结果是前者压倒了后者成为理论研究的主题。[158]
在这一时期，有三种理论观点最值得注意，它们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交往、世界历史的思想。这些理论是各自基本价值理念的系统化。自由主义推崇自由、法治、个人权利等，国际关系理想主义倡导和平、合作、世界政府等，马克思主义坚持公正、平等、自由而全面发展等。尽管这些理论及其反映的基本价值理念来自于西方的历史实践，但是随着西方现代化力量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也得到广泛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上升为普遍性认识，在其他文明和社会中被追随和实践。因此，现代意义的全球意识从一开始就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起源于西方的价值理念与其他文明的价值理念之间的遭遇、冲突以及融合，也成为全球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主旋律。
汤因比认为西方观念的普遍化得益于西方文明在物质和制度方面的世界性胜利。他说，“在近代历史时期，我们自己的西方文明用它的经济制度之网笼罩了全世界，在这样一种以西方为基础的经济统一之后又来了一个以西方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其范围也差不多；因为西方军队和政府的胜利虽然没有像西方的工厂主和技术人员的胜利那样广泛而彻底，但是也不能不承认现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成了一种源自西方的单一政治制度的一部分。”[159]汤因比批评说，西方文明的胜利也造成了：自我中心的错觉、“东方不变论”的错觉以及进步直线发展的错觉。这些错觉一直延续到当下，成为影响全球治理共识达成的深层次障碍。
三、全球风险与全球共同体意识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产生了深远的后果，不仅凸显了人类和平共存的共同体价值，而且形成了一系列运行至今的国际制度。但是，在“冷战”背景下，大规模战争只是人类面临的诸多风险中的一种。随着科技的广泛应用、市场经济制度的扩散以及人类对自然环境干预能力的增强，风险的种类也在逐步增多，一些风险的潜在影响跨越了地域边界、制度边界，甚至代际边界，成了全球风险。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核威胁、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为代表的后果严重性风险日益明显，有的还成为现实，严重威胁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以国家、市场、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各类治理机制却无法有效应对。
在吉登斯看来，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虽然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中，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是同时也导入了一些以前所知甚少或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这些“后果严重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可以影响到全球几乎每一个人，甚至人类整体的存在。[160]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161]在他看来，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支柱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都可能带来后果严重的风险。比如，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会带来极权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会产生经济崩溃；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带来了生态恶化；世界军事秩序会导致核大战的爆发。
在贝克看来，科技的发展创造出了无法测算的不确定性，我们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他认为有三个层面的危机是可以确认的，即生态危机、全球经济危机以及跨国恐怖主义网络所带来的危险。这些全球风险有两个特征：一是世界上每一个人在原则上都可能受到它们的影响或冲击；二是要应对和解决它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努力。[162]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深入发展，在为全球风险的出现提供条件的同时，也推动着全球共同体意识的建构。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克服了时间与空间对人类交往的限制，提高了不同社会的人群对同一事件的“现场感”以及经验、认识和知识的相互交流。“地球村”就是对这种交往扩大和深化的形象描绘。因此，人类面对共同的风险有了基本的整体性共识：在全球风险下，只有相互合作才能保持人类“种”的延续。每一次重大风险的来临，都会强化一次全球共同体意识，并且使人们通过亲身感知或者间接了解增强相互之间的认同。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曾经说，今天，全球化将我们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生活几乎时刻都在受到远方世界的人们一言一行的影响，因此我们是作为一个“全球共同体”生活着的。而“只有拥有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全球价值，我们才能做到这点”。[163]
但是，全球意识的形成深受复杂的利益关系的制约。各种利益的存在割裂了全球意识，使之常常屈服在具体的、局部的利益之下，全球价值也会在具体的利益冲突中失去感召力。“文明冲突论”的出现就说明，即便面临着共同的风险，不同的价值立场也会产生各异的回应方式。因此，巴里·布赞说，尽管被裹挟在强劲的全球经济与政治体系中，人类认同（human identity）的模式却依然保留了持久的地方性特点。[164]
四、全球价值理念的层次性和重叠性
不可否认，目前的人类交往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丰富而深入，不同背景下的人群分享着越来越多的信息、知识和价值理念，为共同价值理念的形成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实践。尽管全球价值的形成过程还很漫长，但是我们在一些基本共识和重要领域的全球集体行动中已经看到了全球价值的确定及其对全球治理实践产生的深远影响。
全球价值是一个复合的体系，包含了不同层次的价值，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已经在全球范围达成共识的价值，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倡导的“四大自由”、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所体现的发展价值（自由、平等、团结、包容、尊重自然以及共同责任）等。这些价值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及社会以及国际组织的普遍承认，并且具体化为它们追求的目标或者遵循的原则。第二个层次是在一些全球问题治理领域中倡导和遵循的价值，比如，全球气候变化应对领域中的责任原则，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公开透明原则，全球反贫困领域中的能力原则等。这些价值原则或者已经成为这些问题领域中的约束性要求，或者是倡导性原则。尽管如此，由于各国政府对于这些领域中具体问题的判断和所持的立场不同，这些价值很难得到一致的遵循。第三个层次是针对一些新的国际或者全球问题的应对提出的价值理念。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些理念的倡导者。比如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立场就不同，发达国家更强调共同的责任，发展中国家更强调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中国一直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等。值得注意的是，价值理念的倡导正在成为各国竞争的重要领域，这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于西方长期垄断国际话语体系的不满，也说明了任何价值理念的实践都会和具体执行者的利益诉求联系在一起。
尽管全球价值理念在接受和适用范围上有层次性，但是相互之间也有重叠性，换句话说，任何一种价值理念，无论倡导者是国际组织还是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以与其他价值理念产生交集。这些理念之间的交集越大，形成重叠共识的可能性也会越大。不同价值理念的倡导者和遵循者也应该以承认其他价值理念的存在为前提来伸张和践行自己所持的价值，这样才能为不同价值理念的共存和融合创造条件。
就全球治理的推进而言，不仅是实践过程，更是达成价值共识的过程。而这些价值不仅是哲学家或者理论家的理论成果，更是普通人生活遵循的原则。就涉及诸多行为体参与的全球治理而言，只有得到价值共识的支撑，全球治理才能摆脱全球层面集体行动的困境，治理效果才真正有效而持久。因此，全球治理的真正协调机制不是技术层面上的规划设计，而是各方共同信守的价值理念。[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