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群体政治心理
政治心理学的应用层次划分既有个体层次（如领袖政治人格、认知、情感与认同），也有集体层次（如投票与选举心理、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等），与此相一致的是，在国际政治心理这一应用领域，既有个人层次的，也有集体层面的国际政治心理内容。就集体层面来说，其实就是社会心理。在决策领域，除了前述的个体（领导人）对外决策之外，还有“领导集体”的决策；而大众政治心理也包括了公众舆论、民意、民族主义以及社会认同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群体关系与群体社会心理学也能够为国际政治中的冲突解决提供一定的知识和路径启示。
两人以上所组成的集体可以称之为群体，群体是由个人所组成，但是正如一般的整体和部分关系一样，群体决策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而不是简单的个体决策总和。群体决策就是指群体所做出的决策。群体决策具有系列的特点：第一，群体决策并不表示决策的质量会更好，甚至优于个体决策。一般来说，我们都认为集思广益、见贤思齐，在经过多方面的参照后决策的质量会更佳。但是，正如三个和尚可能没水喝一样，群体决策未必是最佳决策。第二，群体决策中，必须有至少两名决策者共同负责决策，这是区别于个体决策最为本质的因素。第三，较之于个体决策，群体决策的过程一般来说更为复杂。第四，群体决策结果是个体决策者的意见达成一致或妥协之后得出的。第五，群体决策的质量受决策规则、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的影响。[25]
群体决策研究一般遵循两种路径：其一是社会心理学路径，其二是经济学路径。社会心理学路径较为关注的是，群体决策产生的偏差及其预防。群体具有的各种偏差有群体极化，即随着群体讨论的深入，群体成员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倾向；群体趋同效应，即群体成员所表现出来的从众效应。最为著名的群体决策偏差，当属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Irving L.Janis）所提出的“小集团思维”（groupthink）群体决策模式，他通过对1961年美国操纵古巴流亡者入侵猪湾的决策过程，指出小范围的最高领导层所产生的群体氛围和文化，常常限制群体对现实进行客观的分析，进而做出错误的决策。[26]
1961年4月7日，1400名古巴流亡分子在美国的支持下，从古巴猪湾秘密登陆试图推翻古巴政权。结果遭到惨败，肯尼迪政府不得不出重金赎回被俘人质。为何一群聪明绝顶的外交决策群体，会做出如此愚蠢的决策？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策，而是经过数月的“精心谋划”而成。在贾尼斯看来，首先，肯尼迪政府决策中犯下了诸项错误估计，比如，他们认为一般人肯定不知道这是美国主谋的入侵行动，但计划细节早已路人皆知，甚至《纽约时报》早已撰文披露。其次，他们认为古巴空军力量已经作废，因此只需装备一点陈旧飞机就可以掌握制空权，同时他们认为古巴军队是不堪一击的，甚至能够引起连锁反应，即古巴各大城市肯定闻风而动，各地反抗现任政权的起义会遍地开花，而且他们认为古巴流亡者组成的军队肯定是士气高涨，因为他们要打回老家了！事实上，上述估计无一正确。贾尼斯指出，正是肯尼迪政府幕僚集团的“小集团思维”，才导致了这次决策和行动的失败。他认为，小集团思维是“当人们深深地卷入一种有凝聚力的群体当中，当成员追求全体一致的努力凌驾于他们实际评价行动的替代路径的动机之上，人们所运用的一种思考模式”[27]。所以，政策制定过程中，小群体关注的是集体的团结和凝聚力，而不是合理的政策目标，群体的成员都担心被扣上分裂小组的罪名，害怕群体分裂而不愿意、不敢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就造成了不能客观地对现实进行分析。在这种群体文化形成之后，决策小组就不可能客观地选择并制定政策方案，最后会导致不科学的决策和后果。
小集团思维的存在也是需要一系列的先决条件的，比如群体不允许局外人发表他们的意见，比较自负的领导一开始就已经“定调”，因此难以有真正意义的讨论，而且群体并不存在鼓励考虑所有政策选择的传统以及成员背景具有高度一致性和时间压力特别大等因素。如何判断群体决策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小集团思维的特征呢？贾尼斯提出了八个方面的症状。结合猪湾事件，笔者将这些症状综合表述如下[28]：
第一，一种战无不胜的错觉。肯尼迪幕僚认为他们是战无不胜的。肯尼迪及其顾问都认为自己神机妙算，不习惯失去任何东西。第二，全体一致的错觉。群体成员对于一些警告信息要么忽视，要么对其进行合理化。在猪湾事件的讨论会上，没人对计划提出过质疑。第三，个人质疑遭到压制。比如，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说，他当时对入侵猪湾计划存有疑问，但是因出于各种顾虑没有说出来。第四，有一些自封的心灵卫士。他们在群体决策过程中，充当心灵卫士的角色，保证决策按照设想的轨道进行。比如，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dy）等告诫施莱辛格不要在会议上表达他的疑问，因为总统早已下定决心实施这一计划了。第五，领导人鼓励顺从。肯尼迪总统让中央情报局主导讨论，而不是让幕僚们充分发表意见。第六，群体意见相左面临的压力。在讨论会上，幕僚们都不愿意与强烈主张这一计划的中央情报局主管发生意见冲突。
当然，小集团思维并不一定必然导致政策的失败，其他因素如官僚政治、专断的领导人等都可能会造成政策决策失误。自从小集团思维模式提出之后，在国际关系、政治学、管理学和经济学等领域，这一模式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各种群体决策问题。应该说，在对外决策实践中，小集团思维还是普遍存在的。比如，约翰逊总统的越南战争升级决策、二战之前英国首相张伯伦的“核心圈子”推动的绥靖政策、1980年卡特政府伊朗人质危机失败等，包括2003年小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都可以看到小集团思维所造成的后果。[29]那么，小集团思维是否可以避免呢？当然可以，比如，采取一些预防措施，领导人应该鼓励成员充分发表意见，对各种方案提出自己的质疑；领导人最好不要一开始就引导议题和态度；决策小组可以分成不同的职能区块，有助于相互之间独立思考；可以引进局外专家参加讨论；群体中应有人充当为对手辩护的角色等等。[30]
自从贾尼斯提出小集团思维之后，许多社会心理学家对小集团思维进行了系列的研究和发展。对于小集团的性质、政策成败标准、小集团与官僚政治因素的平衡都有一些争论。特别是要区别小组决策与小集团思维，不能将任何集体决策都看做是小集团思维。新近又有学者提出“新群体综合征”，指出新近成立的群体，更容易产生小集团思维。[31]
顾名思义，公众舆论是指公众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态度和意见。自从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20世纪20年代推出其经典的《公众舆论》著作之后，公众舆论成为政治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等多种学科的讨论话题。[32]当然，具体何为公众舆论？公众舆论是指公众自己所秉持的意见和态度，还是指在公众之间传播的意见和态度？进一步，公众舆论何时自身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开始发挥作用呢？政治心理学层面的公众舆论，更多的是倾向于公众自身的态度。随着当代政治心理学中越来越多地采用现代统计方法，公众舆论的获得一般都是通过较为严格的问卷调查完成。
只要任何存在由人组成的群体的地方，就会有公众舆论的存在。但是，公众舆论与政治事务相联系，或者公众舆论成为影响政治事务，即政治决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这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条件之上。最为根本性的因素就是，由公民组成的公众能够获得影响政治事务的渠道和条件。这首先跟政治体制的性质紧密相关。在越南战争之前，美国政治心理学界的共识是：公众舆论是不稳定的，缺乏连贯和一致性，不能为稳定与有效的对外政策提供基础，对外交政策影响也较小。[33]但现代民主社会中，由于大众政治的兴起，国家政治事务越来越多地受到大众的影响，而大众也具备了影响政治的法理基础。在西方的民主代议制中，由于国家总统或总理都是由选民选举而成，反过来，国家领导人都必须为选民负责，很多政治家的第一要务或许在于延续政治生命，因此其首要的国内政治考虑非常关键。而大众要影响政治事务，中间的途径就是必须通过一定的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的利益渠道表达，其中媒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媒体本身具有采集公众舆论（民意）的功能，而媒体又可以将公众舆论的影响扩大到最大范围。
就美国例子而言，在遭受“9·11”恐怖袭击之后，布什总统的支持率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根据相关调查显示，布什总统在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积极主动反应，即调动全部国家机器，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重点转向反对恐怖主义，这为他获得了极大的声望和支持率。正是在高达80%左右的美国民众支持率下，布什总统才开始了他的反恐战争的序幕。从这个意义上说，布什总统的反恐战争是美国公众舆论顺水推舟的产物。布什的反恐战争既具有较高的公众舆论的支持，同时也存在领导人操纵、引导公众舆论的一面。出于领导人个人需要、国家政治目标的需要，领导人及政府也可以操纵和引导公众舆论。当然，这需要看一个国家对于舆论的掌控能力，特别是媒体的支持和配合力度。进而，国家可以恰当地利用公众舆论作为对外关系中的一种手段。比如，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民众对于恐怖主义的人人自危情绪，可以成为美国开展对外反恐战争、对外战略布局的一个重要的国内基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美国公众舆论转型的一个分水岭。在经历了越南战争创伤、与苏联的战略缓和以及水门事件之后，美国社会自二战后形成的共识是：军事力量可以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目标遭受到质疑。由此反映到公众的对外政策态度上，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民众中持国际主义态度（即积极干预全球事务）的比率达65%左右，而孤立主义者不到10%。但是10年之后，持国际主义态度的大众仅略微超过40%，而孤立主义者的比率上升到20%有余。同时，美国公众的国际主义态度的支持率具有周期性反弹特性，比如，到1980年前后又回升到60%左右。[34]在主流的政治心理学中，对公众舆论的关注大都基于欧美国家情境，尚未进入成熟的跨文化与民族的公众舆论比较。因此，随着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一员，中国的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是未来值得探讨的问题。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公众舆论表达渠道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网络技术的出现。因特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得网络成为现代公众舆论出现并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平台。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表达对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频频采取军事动作等对外事务方面，中国网络上的“公众”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表达强烈的爱国情绪以及较强的民族主义立场。当然，网络上的舆论表达是否能够成为真实的公众舆论，尚待进一步的科学考证。因为网络表达的主体受教育背景、地区限制以及话题引导等多方面的影响，难以完全囊括一般意义上公众概念的外延。但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倾向是，中国民众在网络平台上形成自己的对外事务态度，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网络民意成为政府决策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同时，网络成为中国民众与政府（领导人、外交部等部委）互动的一种重要渠道。[35]比如，温家宝、胡锦涛、李肇星等国家领导人曾多次与网民互动，很多主要的门户网站都有不少民意调查栏目，它们每天都会对一些争议性的话题进行简单的百分比调查。
群体关系与国际关系有着相同的逻辑，这就是说，国际冲突与群体冲突的内在动力及其消除机制具有某种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群体社会心理学能够为国际冲突解决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比如中国政府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秩序观，但是和谐世界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如何消除国际冲突达到和谐世界，即从冲突走向和谐呢？首先，在群体心理学中，一般将消除群体偏见、避免群际冲突看做是群体和谐形成的条件，而没有冲突是和谐的特征之一。和谐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它是一个过程，是没有上限的，但是和谐是有下限的，冲突的避免与缓解是和谐的一个必要条件。和谐的消极定义在于是一种“非冲突”的状态，这主要是指安全冲突，而非利益冲突。
如果以群体为标准来分析国际关系，那么必须对群体进行区分，群体社会心理学中关于群体类型划分最为经典的标准，就是内群体（in-group）与外群体（out-group）的区分。[36]1906年，美国社会人类学家威廉·萨姆纳（William Sumner）根据人们对群体的态度与立场，将群体划分为内群体与外群体，内群体即“我群”，与外群体或“他群”相对应。内群体身份的成员对自身所属群体有安全、认同、热爱以及忠诚等积极情绪。内群体身份下的群体成员情绪取决于内群体对成员利益的满足以及群体对成员的重视程度。在内群与外群两种边界区分之后，这两种群体内部的情感与认同是截然相反的，比如，内群中是友谊与和平的关系，而对于外群，则为敌意和战争。而且，与外群的对立往往会加强内群的团结与认同，所以，在这两种对立的群体类型中，内群所代表的是为群体牺牲和对群体忠诚，而对于外人则为仇恨和蔑视，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群体心理学中典型的内群偏爱（in-group favoritism）。
与内群偏爱紧密相关的是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这是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普遍的歧视态度和行为。就态度来说，它包括将自己的群体（内群）看做是美好的和优越的，自己的价值标准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外群体则是不足挂齿和低等的。由此，与族群中心主义相连的行为是内群的合作以及外群之间合作的缺失，甚至是冲突与战争的爆发。[37]如果从族群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减少群体间冲突的措施包括尽量扩大知觉上内群的边界，以及建设群体之间的“连接性”的社会资本因素。[38]群体的集体记忆问题，是与群体冲突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问题，这是群体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制度化的一种群体记忆。国家群体的记忆既有理性的作用，比如，起着维系群体内部团结、巩固群体认同和凝聚力的作用以及成为群体对外部群体进行讨价还价的一种合法工具等，简言之，群体的集体记忆成为群体认同的基础；同时，群体集体记忆的强化，往往成为群体间敌意和冲突升级、紧张关系难以缓解的客观因素。群体的集体记忆的形成机制，其实就是一种集体情感的社会化过程，这一过程的教授者主要是国家领导人与公共知识分子，尔后通过媒体和教育等多种社会化途径，向整个群体进行教授，之后群体接受并内化。国际关系研究中，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较多是在不同国家/族群之间历史记忆与现实冲突的互动上，比如德法、德以关系等。[39]
社会心理学中，早期的冲突理论立足于个体心理属性，解释由个人结合而成的集体行为。挫折—攻击论认为，攻击的发生是以挫折存在为前提，是因为基本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这一理论常用来解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反犹主义。随后的相对剥夺理论强调只有当人们感到当前的生活水准与他们应该享受的水准不一致时，才会发生反抗和不满。比如，美国黑人运动中的领袖往往不是剥夺最为“严重”的底层人民，而殖民地解放运动中的领袖人物往往也是出身良好，或许受过西方的教育，这些都启蒙了他们的心智，让他们感知到自己的被剥夺状态。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穆扎法·谢里夫（Muzafer Sherif）提出现实利益冲突论，认为冲突都是反映了不同群体真实的客观利益。比如，巴以冲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客观利益之争，即土地问题。群体心理学最新的冲突理论是社会认同理论，其创立者为亨利·泰菲尔（Henri Tajfel）和约翰·特纳（John Turner）。他们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源自他的特定知识，这种知识涉及一个社会群体（或多个社会群体）的成员资格以及与之相连的价值和情感意义”[40]。社会认同有助于提高成员的自尊，比如，在中国人心目中，北京奥运会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比较的一个维度。北京奥运会的胜利召开，每个中国人都从中获得作为一名中国人（社会认同）的高度自尊与自豪。但是，人们在追求自己群体的社会认同时，很容易就走向了群体偏见，比如，认为自己的群体（我们）是好的，而外群（他们）就是差的，所以，如何避免冲突，走向和谐呢？
一般来说，从社会认同的追求与比较，到最后冲突的形成，要经历四个阶段，即内群认同、内群偏爱、群际竞争和群际冲突。当我们自身的社会认同遭受到其他的社会认同的威胁，而我们又无法加入到其他的群体当中，这时候弱势群体成员就倾向于通过集体行动来推翻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国内政治中表现为游行示威、政治暴动和战争，在国际政治中表现为国际冲突与战争。[41]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两种渠道得以避免：一是在群际互动中，通过接触减少冲突；二是通过改变比较的维度，从而避免冲突。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W.Allport）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了消除偏见的接触假设。[42]他认为不同群体成员通过不同方式接触，是减少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张或敌意的最好办法。通过接触消除偏见，这是需要系列条件的，同时社会心理学中也有观点认为，群体之间的接触，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群体之间的关系。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群体之间的接触能否促进合作与和谐，而在什么条件下又会增加冲突。奥尔波特认为这些接触最好是长期性的，并且涉及合作性活动，而且需要正式的制度加以支持，当然同等社会地位的人，接触效果最好。接触论为美国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提供了理由。又如，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增多，人员来往、文化交流与贸易额增长迅速，为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偏见提供了基础。北京奥运会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当然，或许不同群体之间根本性的价值分歧难以靠接触消除。接触还具有系列的有助于减少冲突的好处，比如接触可以增加群体间个体的流动性，又如，移民流动；接触也可以产生更多的交叉群体成员，加之以个体化的接触方式，更有利于消除冲突。比如，中日之间长期的民间交往对于促进双方的情感交流与正确认识有积极的作用。更进一步，如果成员可以自由流动，实现社会认同的转化或同化，即如果美国人都“成为”中国人，那么中美之间的社会认同冲突自然就消失了。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实行“脱亚入欧”的国家发展战略，力图使自己成为西方国家的一员。这种“全盘西化”的策略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流动的认同策略。二战后，美、英、法等西方大国确立将德国融入西方世界的政策，由此接受德国作为西方世界的一员，这样就消除了它们之间的身份竞争和冲突，为二战后西欧和平稳定的局势奠定了基础，而德国实行的也是融入欧洲的政策。[43]
就社会创造来说，国家可以改变与外部群体比较的维度。[44]通俗来说，就是虽然你们在这方面比我们好，但我们在那方面比你们优秀。比如，针对西方对中国的人权批评，中国政府在历次抨击美国人权的虚伪、双重标准及问题时都强调在基本生存权上中国的努力和成就。中国“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45]。此外，还可以赋予消极比较维度以积极的价值，比如，美国黑人歧视消除过程中兴起的“黑色即是美丽的”理念变化。这一点，在中国近年来重新评价儒家文化中也得以体现。与建国后全面否定与批判儒家文化不同，近年中国社会的儒家文化热及海外孔子学院的兴办，都是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积极的评价与价值，从而达到增强中国人的社会认同的作用。中国学者甘阳提出，当今中国有三种传统，亦即改革开放形成的“市场”传统、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以及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46]最后，我们还可以改变比较的对象，向“弱势”群体进行比较。比如，我们经常与印度和俄罗斯进行比较。与美欧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差距尚大，但与“起点相似”、“社会层级”相似的印度和俄罗斯等国相比，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的优越之处，中国人也能给自身更多的积极评价，从而增强自身的社会认同。
冷战结束后，面对美国的一超独霸地位，中国和俄罗斯均没有使用社会竞争等群体竞争或冲突的策略，比如中国采取积极融入现行国际体系、实行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角度看来，中国和俄罗斯都是为了追求国际社会地位，采取了各种社会创造的策略。基于此，黛博拉·拉森（Deborah Welch Larson）等学者认为，如果美国采取尊重中国社会地位的政策，那么中国将在国际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47]所以，从群体社会认同来说，作为群体成员的国家采取什么样的认同策略，对于冲突的消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采取社会竞争的策略，那么无疑就走向暴力与冲突，如果采取社会流动或社会创造，那么我们就可以走出冲突的困境，有助于向和谐的国际社会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