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个体政治心理
心理学在国际政治层面的应用，首先是在对外政策领域，其次才是更为宽泛的战略互动和国际关系层次。[4]传统政治科学中的理性选择论认为，一个理性的人是按照自己的成本和收益来确定自己的行动的，而诸如动机、认知和情感等心理因素是非理性的。[5]但是，决策心理学的研究认为，人往往不是绝对理性的，而是会产生系列的认知偏差，亦即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这些错误知觉进一步影响决策者的判断，从而产生错误的决策和行为。比如，两个原本没有战争意愿的国家，经常因为错误知觉而走向了兵戎相见。那么，在对外决策中有哪些常见的错误知觉呢？这些错误知觉又是如何产生的？关于决策认知偏差的最新研究进展又是什么呢？[6]
国际政治心理学中关于认知心理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源于对理性选择理论逻辑的不满，到70年代已发展成熟。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成为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和集大成者，他在1976年出版了认知学派的代表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从而将认知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7]在这本经典的著作中，杰维斯广泛吸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心理学中认知革命的成果，提出原本不希望发生冲突的国家本来存在合作的可能，为何会发生冲突和争斗、拒绝合作最终走向冲突的问题？杰维斯的回答是，在不确定的国际社会中，国家由于受认知能力的局限、信息的不充分等诸种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产生错误知觉，这些错误知觉导致错误的判断，从而导致国家采取错误的行为。这些错误知觉大多为夸大对方的敌意，将国家看做是具有冲突意愿的对手。
任何正常的人，对于外界信息和环境刺激因素，都能接受这些刺激并形成知觉。但是，客观的信息和环境刺激与我们对它们的知觉是否就是等同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反过来说，如果客观的信息和刺激等同于我们对它们的知觉，那么知觉问题的出现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需要了解客观的刺激，就知道了我们对它们的知觉是什么。然而，让我们来看看希特勒的例子吧。显然，不同的人对于希特勒的威胁知觉是不同的。当希特勒将军队开进莱茵河地区时，有人就认为希特勒开始进攻了，欧洲要发生大战了，而在张伯伦看来，希特勒远没有那么恐怖，“他要求得不多嘛，我们总能满足他的”。所以，张伯伦才亲自前往慕尼黑，逼迫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慕尼黑协定》。同理，在房子起火的极端个案中，无论人的动机、情感和个性是什么，都会赶紧逃命，即行为的趋同。但是，有人从出口成功逃命出来，有人往楼上逃命，有人可能岿然不动，等等。这说明即使在极端的大火情境中，人们的知觉还是存在差异，从而行为各异。既然知觉是如此重要，而且我们又会产生各种错误知觉，那么对外决策过程中经常产生的错误知觉有哪些呢？[8]
第一，阴谋论思维的作祟。我们往往认为对手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策划而成的。这一点或许具有进化论上的理由支持，因为包括人在内的生物，首要的安全需要就是生存。这被杰维斯称做是“统一性知觉”，即认为对方往往是铁板一块、精心谋划的。英国哲学家威廉·奥卡姆（William Occam）曾提出著名的“奥卡姆剃刀法则”，即“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表明人们喜欢寻求最简单、最直接的原因，因为人们往往不喜欢复杂的、既是又非的解释。同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对论”其实很“简单”，而且他坚持的看法是一定要用“普通民众”都能听得懂的语言和逻辑阐述观点。具体至国际政治舞台，比如美苏之间的阴谋论和“统一性知觉”就非常严重。在1960年美国U-2侦察机闯入苏联领空的例子中，任凭美国肯尼迪总统怎么解释这是一次飞机失误所造成的，苏联领导人坚持认为这是美国人的阴谋和托词。我们很容易将美国对外政策看做是铁板一块，而忽视了其“多头政体”的特性，因为美国对外决策体系包括总统、国务卿、国会等多个“山头”。[9]
第二，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这里存在着基本的归因原理。即人们总是在进行原因推断，如果出现了对自身有利的情境，那么认为是自己政策和行为所致，而对于不利的情形，则可能归结为外在的原因。比如说，公鸡一叫天就亮了，公鸡还以为是自己把天叫亮的。具体至国际关系，比如，A国缓和行动、妥协和退让，但B国不认为是友好的表现，而认为这是B国所采取的政策和行动的结果，或者是A国对于B国力量的恐惧；或者是A国只是在耍阴谋。
第三，愿望思维的出现。愿望思维的逻辑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想看到的。这里主要强调我们自身的愿望对知觉产生的影响。比如，当我们特别饥渴时，我们很容易把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看做是食物和饮料，因为我们心中总是希望能饱餐一顿。在足球比赛中，各队球迷都是看到对方球员的犯规，根据统计数字，球迷对于对方球员犯规次数的知觉比自身球队要多得多。[10]2009年6月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开罗大学发表演说，大声呼吁美国和穆斯林世界的团结。在美国没有改变自己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思维和行动的前提下，奥巴马的演说只是一种“一厢情愿”而已。
第四，认知失调现象。人们对于所认识的事物，或者说对于所接受的信息和刺激都有一定的最初认识，当我们接收到的信息与原有的认识不一致时，就会产生认知失调现象。比如，我们认为玛丽其实是一个小气的人，但她给残疾儿童捐助了1000元，这与我们的预期是不一致的，因而就产生了认知失调。一般来说，我们都希望保持原有的认识，那么我们就会认为玛丽其实是迫于外在面子、舆论压力而捐助，而不是真心想帮助别人，由此重新获得认知平衡。当一国准备采取某一政策时，发现对于这一政策存在诸多的批评，那么决策者就可能会寻求新的理由，不断自我证实和强化，以求达到认知平衡。
领导人之所以会产生错误知觉，主要有两种原因，即外在环境的影响和决策者本身的心理因素。从外在环境来看，在危机决策中，时间紧迫，需要及时做出决断，同时决策者信息掌握得并不是很充分；从内在心理因素来看，决策者本身的认知能力、情感状态和动机以及人格等都影响错误知觉的产生。具体来说，错误知觉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见表1.1）。
表1.1 错误知觉的几种来源
第一，认知相符机制。认知相符是指，当我们接收到关于具体事物的信息或刺激时，我们会将接收到的信息与我们头脑中已有的记忆进行比较。[11]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可能对所要接收的信息或刺激有了一定的认识，所以，或许决策者有意或无意产生一些预期或期望。但是，当新的信息与旧的记忆不相符时，我们会有一种维持原有的认识的倾向，因此有可能会排斥新的信息，从而原有的认识不断地自我证实。这种心理机制，在认知心理学中被称为认知相符理论，与我们上述的认知失调理论紧密相关。[12]比如，赌徒在输得越多的情况下，越不愿意放手，因为“全盘皆输”的局面实在是非自己所能接受的。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Dulles）对苏联形成了非常固执的“邪恶”意象，当苏联展示某些友好的举动时，杜勒斯认为这是苏联的阴谋，而不是苏联真心示好。这就是经典的关于杜勒斯的“内在邪恶的信念”模式。
第二，思维定势的影响。经过不断的知觉自我证实，我们可能对于某一特定的信息和刺激形成了特定的认知结构，只要这一信息再次出现，我们就会将其纳入我们的思维结构之中，这就是思维定势或思维结构的影响。[13]但是，这往往是错误的知觉。比如，一些长期在原始森林中生活的“野蛮人”，由于偶然的机会被科学工作者带出森林，随着汽车驶入周边的平原地区，受自身知觉的定势影响，当这些原住民看到汽车玻璃外很远处的野牛时，认为那是一些蚂蚁。当汽车离野牛越来越近时，他们觉得惊奇和恐惧，因为“蚂蚁”越来越大了。这是因为基于他们的生活常识，在森林中视野受限，无法形成正常的空间知觉。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政府和珍珠港之间的信息沟通体现了诱发定势的差异，美国政府提醒珍珠港的肖特将军提防“敌意行动”，即来自外部的可能攻击，而珍珠港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信息却理解为“破坏行动”。虽然美国政府掌握了一些重要的日本情报，但肖特将军的诱发定势没有被来自华盛顿的极端重要的信息所改变。
第三，历史类比。常言道，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条谚语的潜在逻辑是，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正确地吸取教训，从而可以防止再犯错误。这种建立在历史可以重复的基本信条基础之上的命题，在实践中并非是“屡试不爽”，而可能是错误百出。因为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决策者往往基于历史经验来类比当下的情境，从而做出决策，但遗憾的是，历史类比并不是经常正确的。错误的历史类比产生错误知觉，从而做出错误的决策和行为。比如生活中，一只小猫在偶然往后倒退时，碰了一下门，然后门就开了。在这种简单的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基础上，小猫学会了向后倒退，然后将门打开。其实，开门哪需身体后退才能开？所以，现实中，往往是成功是失败之母，而失败可能是成功之母，也可能是失败之母。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我们看到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恶性军备竞赛的结果，即将世界拉入大战之中，生灵涂炭。所以，基于这种历史教训，一战后欧洲大陆和平主义思潮盛行。这直接为20世纪30年代英、法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奠定了社会土壤，即以强硬对抗强硬的话，最终冲突和战争不可避免。这种历史经验的类比成为张伯伦等人的内在心理诉求机制。当然，或许对于希特勒那样的扩张主义者，强硬和绥靖都未必能够奏效。二战后，在吸取绥靖主义政策失败的教训之后，美国对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就是用了历史类比的机制。杜鲁门总统将朝鲜局面比做是当年法西斯的局势，如果不及时加以制止，势必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一发不可收拾。[14]
一般来说，新近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对决策者产生较大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二战爆发之前，欧洲领导人所援引的“历史”主要是一战的经验和教训；而二战后，美国领导人则以二战爆发中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作为对待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类比，在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中，英国也将埃及总统纳赛尔比做希特勒。同时，符合我们情感和心境，尤其是对个人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往往成为历史类比所援引的例子。2001年的“9·11”事件，无疑成为未来美国领导人进行历史类比的重要事件，上文所述的一战和二战等，都是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而某些特定的事件，于领导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往往成为领导人青睐的对象。
第四，情感和动机的影响。上文所述的三点原因，均为认知层面的影响因素。除了认知因素之外，情感和动机也会对错误知觉产生重要的影响。一些消极情感，比如，恐惧、愤怒、仇恨和厌恶等都会影响领导人的判断，从而有助于错误知觉的产生。正是基于这种视角，在西方哲学史上，情感和情绪一直是理智的对立面。情感或情绪会损害我们做出有效的决策，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一方面，在一些高度紧张的国际危机决策中，受环境所带来的消极情绪影响，往往会影响正确判断和决策的形成；另一方面，决策者的动机因素，也是错误知觉的来源之一。比如，愿望思维，即我们所看的，往往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但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肯定与真实的事实存在出入。[15]
在此，必须区分认知与动机（情感）影响错误知觉的机制。认知因素往往强调我们对于事情已有的认识，形成了一定的记忆，因此会产生一定的预期。但是，动机和情感因素，更多的是产生愿望，即我们内心所愿。关于预期与愿望的区别，我们来看看二战中德国俾斯麦号战舰的例子。二战中，德国的“无敌战舰”俾斯麦号，在大西洋地区横冲直撞，“所向披靡”。美国开往欧洲的商船经常成为俾斯麦号战舰的猎物。因此，为了获得大西洋航行的主动权，盟军必须“干掉”俾斯麦号。在经历无数次的搜寻和追逐之后，盟军终于获得一次良机，在交战中，俾斯麦号战舰虽然获得军事上的胜利，但是也受损，驶往最近的法国补给站。由于偏偏损坏的是螺旋桨，所以俾斯麦号战舰只能往相反的方向航行。本来受到重创的英国舰队无望捕获俾斯麦号了，但命运却让俾斯麦号反向航行，朝着搜捕它的英国舰队驶去。而英国舰队明显不相信俾斯麦号朝着自己开来，这无异于“自首”嘛。从这里可以看出，盟军内心所愿当然是俾斯麦号自投罗网，但他们的认识却告诉他们自己，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愿望与期望不可同日而语。
第五，文化的差异。文化对于领导人知觉影响的讨论并未充分展开，因为现有大多数政治心理学研究都是基于西方文化情境，而未进入跨文化比较的层面。文化差异的基本前提在于决策者面对的是不同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对象，而往往是基于自身的文化解读对方的信息，从而产生了错误知觉。这一点，也可以说是跨文化沟通的缺乏，或者是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表现。[16]比如，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和行为的判断，就是建立于传统的霸权兴衰的逻辑之上，因此他们难以理解中国的和平主义文化以及中国提出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的命题。[17]相对于中国和平战略文化的看法，西方学界也有不少关于中国进攻性战略文化，或者关于中国古代战争行为的文化分析的著述。比如，江忆恩（Alexander Iain Johnston）关于中国明朝战争行为的分析，认为中国存在倾向于进攻性的战略文化；而许田波和王元刚的分析也表明，中国古代也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和传统，这些战争文化跟国家的实力和策略相关，而未必是中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环境所决定。[18]在当代中国的外交精英和民众的社会心理中，也存在着“美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的差别，比如，“美国中心主义”就是以美国为所有对外工作的中心，将美国看成是中国国际环境的全部；而中国中心主义则是“自我中心主义”和“自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现实中，诸如中美共管的论说，忽视周边的重要性，成为上述外交心态的现实反应。[19]
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是近年来决策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理论。自从1979年由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提出之后，前景理论在经济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众多社会科学中掀起了决策模式的革命。[20]相对于传统的效用最大化理论，即认为人们做出选择，往往是基于成本与效应的分析，追求最大化的效用——“最佳”模式，前景理论认为，人们决策的心理动机或基础，在于防止损失，而不是追求收益。这与我们如何框定问题紧密相关。因为，前景理论看重的是相对价值，而不是绝对数量。如果我们框定为收益，那么我们就会规避风险；如果框定为损失，那么就会冒险。这就是人所具有的厌恶损失的心理。比如，假设今天我赚了1000块钱，在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看来，我拥有1000块钱。但如果我设定一个参照点为5000，那么我会感到难受，因为离目标还远呢。又如，人们损失1000块钱与赚了1000块钱的感觉是不对等的。损失的感觉更让人“痛不欲生”（见图1.1）。
图1.1 前景理论的收益与损失价值
前景理论所提出的损失厌恶，改变了我们传统上对于收益的看法。它更强调人们决策时的心理感受的作用（基本的实验见表1.2）。不同的行为体，对于损失的敏感性和感觉存在差别。比如发达国家的国内社会，对于自己国民生命更为尊重，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对外战争过程中，美国国内社会对于战争死亡人数特别敏感。在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中都是如此。而其他的相关国家并非如此。
相较于在政治科学中应用较少的情况，前景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得到大量的应用，并产生了丰富的成果。在外交决策、战略互动和国际关系层面，前景理论都能带来新的启示。[21]比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于二战态度的转变，为前景理论提供了解释的空间。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前后，欧洲的整体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改变。所以，从外部的权力结构来看，似乎对于美国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影响到罗斯福总统对欧洲态度转变的是，当他翻阅到越来越多的来自欧洲的报告时，他越来越感受到，欧洲的局势对于美国来说越来越接近于一种“损失”，所以美国不能置身事外。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正因为罗斯福对于欧洲大陆局势认识性质的变化，才导致了他的偏好的改变，从而为美国干预欧洲大战奠定了基础。[22]
表1.2 前景理论的基本实验
同理，就威慑理论（deterrence theory）的逻辑来说，传统上，国家实施影响力的手段为威慑对方（防御、强迫等都是带有威胁的意味）。但是，前景理论重新塑造了影响力手段选择的二元框架。如果我们将对手的动机进行区分的话，则可以分解出两种基本的战略动机：对手改变现状，可能是因为要追求收益，也可能是因为想防止损失。所以，如果对手挑战现状的动机在于追求收益，我们则使用传统的军事（加政治）威慑的手段，这样就能达到制止对手行为的目的；如果对手挑战现状的动机在于防止损失，那么我们就必须选择保证的措施，这样可以让对手放心，从而不会冒险。[23]
上述研究，大多为将前景理论运用于国际危机、外交谈判以及威慑等领域，而鲜有对国际关系中前景理论基本理论逻辑的思考和创新。近期，理查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重新为国际关系的前景理论设定了一种解释框架，这具有很大的理论创新意义。[24]他将国家的动机区分为三种类型，即欲望（appetite）、恐惧和精神（spirit），由此在三种不同的动机驱使下，国家对于收益和损失的框定与接受程度是有差别的。比如，传统上的损失规避心理，更多的是基于物质主义的欲望动机，即在收益领域倾向于规避风险，而在损失领域倾向于冒险；而在恐惧主导下的国际行为中，如果国家的框定为收益，则也是表现为风险规避的心理，但在损失的领域，则更倾向于风险接受；最后，如果荣誉、威望等精神与认同因素成为国家的根本动机，那么无论是收益还是损失，均表现为风险接受的倾向，在损失领域表现为最具冒险倾向。勒博对前景理论的重新解释，区分了三种国家动机维度，由此重新设计了六种可能的对于收益和损失的心理态度。这是国际关系学者对政治心理学理论创新的尝试，更为接近心理学范式的描述精确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