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结构的概念化
关于结构概念的定义问题，西方哲学与社会科学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尚未取得学理共识。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对结构概念进行系统阐述的当属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沃尔兹。沃尔兹提出了一个经典的国际政治结构定义，即“首先，结构根据系统的排列原则来定义；其次，结构根据不同单元的特定功能来定义；再次，结构根据单元间能力的分配来界定”[82]。当然，沃尔兹结构定义的简约美感是以其单薄性为代价的，许多学者对沃尔兹结构概念进行了批评，指出由于简化带来了结构内容的单薄与缺失：具体为强调结构的共时性，而忽视了历时性，因而只是静态的结构；忽视了行为主体间的交往密度（dynamic density）；忽视了历史因素，没有将社会与生产等要素考虑进去，等等。[83]
冷战后兴起的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沃尔兹的结构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主要有两方面：将国际政治的“深层结构”，即国际无政府状态视为变量而非常量，由此产生了三种无政府状态形态——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将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发展为国际文化/观念结构，强调观念、规范和价值等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基本作用。[84]温和建构主义并未从本源上重新审视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概念与结构观，只是对结构的内容进行了修正。此外，国际关系理论史中“施动者—结构”（Agent-Structure）问题的提出与发展，也未对结构概念进行系统的阐述[85]。基于以上分析，本章认为有必要对现有的结构概念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从而抽象出一种更为普遍适用的结构概念框架。明确界定核心变量，有助于学术共同体从不成熟科学向成熟科学研究的进步。
笔者认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政治结构的研究存在逻辑应用不当。从理论上分析，作为一种抽象的逻辑概念，结构的概念化应是理论导向（theory-driven），而不是经验事实导向（data-driven）。[86]国际政治结构理论既有的国际结构定义与研究则遵循事实导向，即由下向上的研究路径。这种自下而上的结构定义，笔者认为其弊病在于“经验事实”的单一，即由于研究者对国际政治本质的不同认识，以权力结构、文化结构来定义一般国际政治结构（这里我所指的是定义国际政治结构，而不是结构）。为打破这种研究逻辑的悖论，笔者选择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s Piaget）和美国社会学家尼尔·斯梅尔瑟（Neil J.Smelser）关于结构概念的经典定义，通过综合比较这两种不同视角的定义，为国际政治的结构分析提供一种更为普适的结构概念化框架。
皮亚杰对结构概念的定义，是一种对人文社会科学既有结构研究的一般特点的抽象。在考察数学结构、逻辑结构、物理学结构、生物学结构、心理学的结构、语言学的结构主义以及社会研究结构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结构是一个由种种转换规律组成的体系。这个转换体系作为体系（相对于其各成分的性质而言）含有一些规律……总而言之，一个结构包括了三个特性：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87]。同时，他认为结构应该可以形式化。所谓结构的整体性，是指结构的内在连贯性与一致性，且这种一致性能为结构的基本单位所共同感知，此（整体性）为共时性特征；所谓结构的自身调整性，是指结构固有的各种转换不会越出结构的边界之外，只会产生属于这个结构并保存该结构的规律的成分，由此带来了结构的守恒性和某种封闭性，此（自身调整性）为共时性特征；所谓结构的转换性，是指结构并不是静态不变的，它有自身的动力变化来源和机制，此（转换性）为历时性特征。
斯梅尔瑟非常清晰地界定了社会学意义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他并未进行结构概念界定工作，而是根据《牛津英语字典》关于结构的七条定义，从中抽象出结构的具体组成部分。我们认为，这是对结构概念化工作的重要贡献，因为它使抽象的结构概念具体化以及可操作化。他将结构细分为六个基本组成部分，即分析的基本单位（u-nits of analysis）；单位之间特殊或有机的关系（relationships）；特定时空中这些单位之间的重复（repetitive）互动；结构内单位之间的关系与单位与结构外的关系的不同（different from）；结构的情境性（struc-ture-in-environment），即结构与环境的关系；结构的原因（causes）。[88]这六个方面，可以简化为四个基本要点：单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构内部以及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构的情境性；结构起源的原因。[89]综上，我们可以综合借鉴皮亚杰和斯梅尔瑟两位学者的定义，提出一个较为全面的结构概念。上述两种定义具有相通之处，包括了结构概念的各个层面，如斯梅尔瑟定义的前两方面为强调结构的整体性和自身调整性，后两方面强调结构的转换性。因此，我们可以将两种定义有机结合，提出一个更为完整的结构定义框架，这个框架也是我们评价国际政治中各种结构理论的标准（表2.1）。我们认为，皮亚杰将结构视作运算（operation）而非实体的做法在实际分析中窒碍难行，结合斯梅尔瑟的概念化工作，本章将皮亚杰的结构定义加以修订，提出：结构是由一些实体（功能单元）的排列组合而形成的体系，具有整体性、转换规律和自身调整性。皮亚杰的结构定义突出规律为分析的基本单位（规律只是实体关系的表现形式），而我认为结构的基本单位为实体，这些实体之间的排列组合形成结构内外不同的关系，而结构内发生的重复性变化（实体之间联系方式的重复性）就是转化的规律，由此形成的体系具有整体性。[90]实体或功能单元有两种形式，心理学中结构的基本成分为需要（needs）、感情（feelings）、态度（attitudes）以及认知（cognition）等，这些属于属性概念；社会学中结构分析的基本单位为：个体互动所产生的关系特性（relational characteristics），如角色关系（父母—小孩），以及群体层面的群体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关系概念。[91]由此可知，实体或功能单位包括属性概念和关系概念。对于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我接受斯梅尔瑟提出的六个方面。
表2.1 结构的概念化框架
在确定了结构的基本概念和定义之后，接下来我将对结构进行层次分析。笔者对国际政治结构研究进行层次分析的基本假定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并不等于国际体系理论，换言之，国际体系结构理论只是国际政治结构理论的一种，而在各个研究层次都可以建立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当然，自沃尔兹对国际政治理论与对外政策理论的区分后，主流国际关系学界一般认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只有在体系层次才能建构，与单元理论相对。其实，我认为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理解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其一为前述层次分析意义而言的国际政治结构理论，亦即体系理论；其二为属性分析意义而言的国际政治结构理论，亦即，如果个体或单元层次的结构分析具有国际政治相关性，那么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92]。
结构的层次分析的“层次”有两种，首先是从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意义上对结构进行层次分析，基本维度为“社会层次”与“个体层次”，这是对结构的实体属性的归类；其次是对结构的存在空间进行层次分析，这可结合国际关系学中的“层次分析法”进行，即从基本的“个体—单位—体系”三个层次进行归类，具体至国际关系分析领域则为“个体—国家—国际体系”三个基本层次。其中个体和国家都是行为体。基于以上两种基本层次划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结构分析可以在“行为体—体系”基本范畴上展开[93]，即包括单元的结构理论与国际体系的结构理论。单元结构，即个体与国家层次上的结构又具有社会和个体两种基本属性：个体结构包括社会结构与个体自身认知结构，国家结构包括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家自身结构（政治、经济与认知结构等[94]）。其实，单位国家的社会结构理论就是国际体系结构理论。单位国家结构理论中的国际体系理论不研究国家本身的结构，认为这属于普通政治学理论研究范畴；国际政治体系理论的基本变量关系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影响政治行为，而这种结构为宏观社会结构，如权力、制度与文化等。如此而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均为国际体系结构理论，基本分歧在于对分析的对象（即基本单位的首要属性[95]）的认识不同，如结构现实主义强调权力，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社会建构主义中结构的基本单位则为共有观念（shared ideas）[96]。
个体层次，结构概念则可细分为社会结构与个体自身认知结构两种。具体而言，个体层次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个体所处社会环境，如家庭结构、官僚政治的角色结构等；个体自身的认知结构则为个体对某类认知实体形成的心理结构。本章主要探讨结构与单元行为之间的关系，亦即我把结构当作一种自变量。于认知结构而言，社会结构实质为一种结构的外在环境因素。鉴于此，社会结构成为个体认知结构的一种外在环境，同时也是个体认知结构变化的一种影响变量。个体层次上的结构主义理论的基本变量关系则为社会结构或认知结构与个体决策者的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研究外在因素或内在因素对决策者行为的影响。[97]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关系领域的结构一般指层次分析意义上的结构概念，亦即国际结构为国际体系结构[98]；而我却倾向于在属性层次上使用国际结构概念，亦即国际结构不仅包括国际体系结构，同时也包括认知结构，因为认知结构具有国际政治相关性。本章并不打算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结构理论进行评判，而是运用前文所提出的结构概念框架，对微观或个体层次的认知结构进行理论评析。接下来，我将具体阐述认知结构的国际政治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