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自从发展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寻找经济发展的唯一核心所在。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产业发展、制度效率、社会资本以及许多其他因素都曾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对应于每一个因素，都或明或暗地涉及政府的作用。
如果我对林毅夫的观点的理解是对的，那么他希望表达的思想是：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NSE）认为传统思想忽略了由市场决定的比较优势，以及经济增长要求每一个发展阶段上都有“软件”和“硬件”（无形和有形）基础设施的改善。这样的升级和改善需要协调，并且内化由企业交易成本和投资收益带来的外部性。因此，除了一个有效的市场机制之外，政府也应该在推动结构转变中起到积极作用。
他似乎还认为经济增长几乎完全取决于产业的增长，而且经济增长的核心挑战是不断的产业“升级”或者说不断地沿增加值链向上移动。他认为，“自由放任思想……忽略了连续的、根本性的技术变迁和产业升级过程的重要性，而这一过程恰恰是区别现代经济增长和前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之处。”
问题是，这种转变和升级是否必须在发展过程的早期进行。在许多国家，非熟练劳动力进入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的产出会扩张一段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越来越多的工人熟悉了现代生产技术，对这类产品的出口也相应增加。只有到了经济发展过程的后期，在农村劳动力被大量吸收之后，产业升级才成为工业增长的主要内容。这种升级的大部分发生在现有企业，是这些企业对真实工资上升、资本成本下降的反应，也是它们在国际市场上学习的结果。
但是，在大多数国家，只有在农业生产率提高时农村劳动力才会被吸收。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似乎将增长等同于工业扩张，而忽略了农村地区劳动力（和土地）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农业研发投入不足以及农村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的投入不足已经成为它们发展战略的主要劣势。虽然在减少对农业的歧视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似乎支持工业和城市偏向，而这个偏向本身在许多国家就是非常大的扭曲。
我同意应该由市场来决定比较优势，而且政府有责任保证一个合理的激励体系，并且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硬件基础设施和林毅夫所说的“软件”基础设施）。
但是这个观点没有任何新意。能够称为“新”的部分是如下断言：协调和基础设施升级应该以某种方式与一些特定产业相联系。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在选择基础设施项目时应该采用成本—收益分析，如果“外部性”与“协调”是重要的，那么它们是对特定产业重要还是对整个工业经济重要？如果是前者，那些产业如何确定，在成本—收益分析中又如何估计外部性？或者这些产业会被确定吗？如果认为基础设施是与特定产业相关的，也无法搞清楚是什么基础设施。就像讨论幼稚产业的存在性一样，相信它（可能）存在是一回事，确定哪些产业是幼稚产业又是另一回事。即使这些产业存在而且能够被甄别，又会出现如下问题：政府该提供怎样的激励以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这些激励会是企业专有的吗？是以关税的形式么？或是对企业或产业的补助呢？每一种形式都存在着巨大的问题。）如果这个显得更“传统”，那么什么是新的呢？如果基础设施是产业专用的（或者产业群专用的），同样的问题仍然需要解决。
关于林毅夫是如何考虑的，很多地方都有线索：“当一个经济体的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其潜在比较优势也发生变化，哪些新产业符合这一新的比较优势呢？这就出现了信息不足的问题。要想成功进行产业升级，就要求有一些先驱企业去尝试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先驱企业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它们的经验教训都会带来有价值的信息外部性。因此，除了在改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中发挥积极作用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跟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还需要对先驱企业产生的信息外部性进行补偿。”
这样，幼稚产业的问题就又出现了。如何预测这些信息外部性呢？Baldwin（1969）指出，除了甄别这些外部性之外，这个观点还存在着很多困难。而且生产和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商品的企业通常都了解国际市场中的机会，并在积累了经验之后选择进行升级。这种学习过程对韩国、中国台湾和其他地区的企业来说似乎不是一个大问题。
关于林毅夫总想的另一个线索是他倡导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协调。他说道：“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集体行动，至少需要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者与工业企业二者之间协调行动。这样，就把政府拉了进来，政府要么自己进行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要么就需要积极协调各方的行动。”这将如何实施我们还不清楚。林毅夫坚持认为，只要基础设施同比较优势未来的演化方向是一致的，它就应该随着经济增长而升级。但是他并未深究未来演化方向的甄别方法。把单个企业或产业卷入基础设施投资决策又似乎赋予了它们过大的影响力。
尽管我们承认所有事情不能一蹴而就，但是在进行大型投资时只关注特定领域却忽略其他领域的战略非常值得怀疑。为什么在分配稀缺资本时，使得一些活动具有很好的基础设施而其他的却基础设施不足？这个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在没有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这看上去似乎是一种扭曲。另外，我们还要问一问：为什么软件基础设施，例如“商业环境”（由商业准则、税收和补贴结构、相关规定等构成），不能适用于整个经济体？而且，哪些领域或产业应该受到特别优惠？林毅夫没有就选择这些领域或产业的标准展开讨论。而硬件基础设施到底有哪些不包括道路和港口且是产业特定的，对此也没有进行讨论。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如下命题的基础上：公共部门的决策者知道多快的“升级”速度是合适的，也知道外部性的程度有多大。这带来了很多问题。首先，即使我们能够知道哪些活动具有比较优势，这样的优势通常是这样形成的：小企业进入，它们中的一些取得成功并逐渐发展壮大。任何升级战略都将不可避免地偏爱大型名企，因此将遇到以前进口替代战略同样遇到的问题，而按照林毅夫的看法，进口替代战略是失败的。在产业中挑选优胜者非常困难；这种挑选不能是针对特定企业的，否则就会出现腐败和任人唯亲这一类老问题。同时，要支持的“产业”作为一个内部无差别的实体也很难认定：纺织业是一个产业么？合成纤维是一个产业么？尼龙是一个产业么？当然，这样的细分还能够继续下去。随着资本和劳动技能逐渐积累，如何决定把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建在哪里呢？又如何决定哪些企业将有资格进入这些园区呢？
林毅夫的另一条论点与扭曲的作用有关。他似乎认为，原先采用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扭曲了产业结构，从而影响了后续政策的制定。具体地，他说道：“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攀登产业阶梯的时候，往往面临着旧结构经济学进口替代战略所留下的诸多扭曲。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建议贸易自由化应该采用渐进法。在转型中，对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可以提供某种临时保护；同时，对那些在过去被严格管制和抑制但却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应放开准入。”
那么，对这些产业应该给予多少保护；保护持续多长时间；如何选择需要保护的产业；等等。林毅夫同样没有说明。而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想象，要求力度更大、时间更持久的保护的政治压力会有多大。大家都知道，保护一些产业就意味着不保护其他产业，所以改革的收效必然会被削弱。更麻烦的是，对自由化改革的主要挑战之一是使人们相信这些政策的改变都是不可逆的。林毅夫的解决方法将使创造可信度的难度加大。而更缓慢的转型意味着时间更长，而在这段时间内增长是缓慢的，反对自由化的政治压力也将逐步积聚。
总的来说，林毅夫的分析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很多人会支持的，但有两个方面不足以令人信服。一个是由政府主导的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甄别，另一个是产业专用的基础设施的提供。林毅夫希望大家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证明产业（或产业群）外部性的存在；如何事先甄别和测度这种外部性；何种政府支持将提高潜在福利和增长前景，而不像进口替代政策那样带来寻租机会。
在这些问题未被回答之前，新结构经济学恐怕会被作为政府支持特定产业甚至特定企业的许可证，其作用方式可能并不比进口替代策略更有助于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Baldwin,Robert E.1969.“The Case against Infant Industry Protec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7（3）:295—305.
林毅夫希望让结构主义经济学重回历史舞台，我十分支持他的想法。他希望将结构主义的思想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思维结合起来，我同样支持这一想法。我已经支持他两次了，我暂时保留我的第三次支持，这样我就能对他写的一部分内容持保留意见。
结构主义最中心的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在本质上与发达国家不同。它们不只是富裕国家的缩小版本。要理解低发展水平的困难，就必须理解就业结构和生产结构是如何决定的，特别是传统和现代生产活动下社会边际劳动产出之间的巨大差距，还必须理解如何克服结构转变的障碍。
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心思想是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如果我们想要对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提出建议，我们就需要理解人们面对的激励。比如说，为什么老师会教书，并把有用的知识和技巧传授给学生；为什么企业家会在新的经济活动中投资；等等。（当然，我们也不能忘了政府部门的工作者也必须有激励去做经济意义上“正确”的事情。）
把这两套思想结合起来，就能够产生一套新的发展经济学，它既不摒弃当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又能够适当考虑到发展中经济的特定情况。这样的发展经济学才是政府进行经济干预合适的依据。它既不假设政府全知，又不假设政府完全利他。它能正确看待市场的力量和效果。但它也不会毫无保留地认为发展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只要政府不加干预，发展本身就能自动进行。
因此，正如林毅夫正确指出的，政府在促进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过程中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列举了政府的许多值得期待的功能，例如提供关于新产业的信息、协调企业间和产业间的投资、信息外部性的内部化、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等。这类政策在发达的经济体中可能是不必要的或者多余的，但是对于急需发展的贫穷国家来说则是必需的。
为了区分传统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和他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林毅夫指出了二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传统的结构主义学派倡导的政策与经济体的比较优势不一致。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林毅夫认为，政府的政策应该“服从”比较优势，而不是“抵制”它。
这里就是我要跟林毅夫讨论的地方。林毅夫似乎希望同时支持和反对比较优势，我不明白这如何进行。如果你像林毅夫一样相信外部性和协调问题需要得到解决，那么你就必须承认这些问题妨碍了企业合理地进行投资，你就必须承认市场给企业家发送了错误的信号——在这里投资，而不是那里，这时根据市场价格反映的比较优势来配置资源，对社会来说就是次优的。只有当市场价格能够真实反映比较优势的时候，比较优势才对企业有实际意义。
所以当林毅夫建议政府介入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且向政府推荐上面列举的政策——协调投资、培育新产业等——的时候，他也同时建议政府抵制市场价格反映的比较优势。在这一方面，在传统学派和新学派之间并没有太多分歧。
林毅夫不希望政府采用“传统意义上的”进口替代战略去培育那些“背离国家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但是培育那些背离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就是日本和韩国在转型时期做过的事情吗？不就是中国一直在成功进行的吗？根据我的计算，中国出口的产品是一个比它富裕3—6倍的国家应该生产的。如果中国凭借其巨大的农村劳动力剩余，专门化生产它的要素禀赋决定的产品，那么它会像现在这样出口高级产品吗？
在这种条件下，有些人区分了静态和动态的比较优势，但我不认为这个区分是适当的。市场失灵在市场价格和社会边际价值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并且扭曲了用以显示比较优势的相对价格。这些扭曲是反映在跨期相对价格上，还是反映在现在的相对价格上，这些都不重要。林毅夫推荐的那些政府政策旨在抵消这样的市场扭曲，它们的预期效果是诱使企业做出背离比较优势的选择。
我觉得我与林毅夫的分歧主要是在方法论上——甚至可能只是用语上，也许实际上并不重要。可能林毅夫心中所想的，是现在的产业政策需要比旧结构主义者推荐的温和一点。它们必须更尊重市场和激励；必须充分注意到政府失灵的影响；还必须特别考虑市场失灵，而不是去特别考虑私人部门那些模糊的缺点。我同意以上所有观点。
但是存在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它与我们刚刚得出的政策含义相关。原则上来说，用于应对市场失灵的政策应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此，如果问题是一种信息溢出，那么最优的方法就是补贴信息产生过程。如果问题是缺乏协调，政府的最优方法就是撮合各方，协调投资。事实上，我们不是总能准确地甄别出市场失灵，也不是总能找到有直接针对性的解决方式。现实情况是，结构主义——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新学派——要求的那类政策必须在一个次优的环境中实施。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一切就不再是那样直接有效了。
可想而知，这就是林毅夫所建议的渐进法，比如渐进地进行贸易自由化。对于一些难以事先准确甄别，或者不能用庇古最优干预手段适当应对的市场失灵来说，这样一种方法至多是一种次优的补救方式。但是这与旧结构主义方法有多大不同呢？大部分结构主义者不也认为政府保护是一种权宜之计，在具有了必要的工业能力之后就该摒弃吗？
我再次重申，我与林毅夫的分歧是次要的，相比我们在大部分观点上的一致，这些分歧不值得一提。我们的争论有点像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内部争论——革命是需要加强阶级斗争呢，还是可以跳过阶级斗争呢——而他们的观点跟外部世界大不相同。
作为一个同行者，我被林毅夫所尝试做的事情深深地鼓舞着。现在是应该恢复他理论中的那些常识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地位的时候了。
12年前，当我还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我提出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挑战是从此前几十年的经验教训中学习。这几十年中，一部分国家（大多数在亚洲，一小部分在其他地区）实现了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到的巨大成功；然而其他许多国家却在缓慢增长，甚至停滞或倒退——这与传统经济学模型的收敛预测是不一致的。那些成功的国家实行了与华盛顿共识大不相同的政策，虽然有些部分是相同的。华盛顿共识中所建议的政策并未带来高增长、稳定或者贫困的减少。我离开世界银行后不久，采取华盛顿共识政策建议的阿根廷出现了危机，这加重了人们对华盛顿共识的疑惑。
全球金融危机也使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质疑。发展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都被认为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成功地向市场导向型政策框架（即所谓的“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转型？这场讨论不是关于目标本身，而是关于实现目标的路径。其中有些人支持“休克疗法”，其他人则觉得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方式更加合理。全球金融危机向这个模式提出了质疑，即使是发达国家也需要重新审视。
在这篇短文中，我希望指出的是，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增长和稳定的长期经验，以及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优势和局限性的更深层次的理论理解，对研究发展的“新结构方法”提供了支持。这种方法在某些方面与林毅夫的观点类似，而在其他方面则有很大不同。这种方式认为，市场的局限性比林毅夫认为的更严重——即使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本身都既不稳定也不有效。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反复发生金融危机的现代资本主义时期，是大萧条之后世界主要国家实行强力金融管制的短暂时期。有趣的是，那段时期也是经济快速增长和增长的成果被广泛共享的时期。
但是政府不仅只有一个限制性的功能，它也能起到建设性的和推动性的作用。政府可以鼓励企业家精神，提供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保证教育机会和金融渠道，支持技术和创新。
我的思路的不同之处不仅体现在对无约束市场的效率和稳定的看法上，还体现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方面。自从索洛半个多世纪前的论文（Solow，1957）发表以来，人们已经知道人均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技术的革新。[23]
“知识的增加是增长的主要源泉”这一说法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似乎更加具有说服力。《世界发展报告（1998—1999）》中强调，区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只是资源的差距，还有知识的不同。我们对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受到哪些限制理解得很好，但对国家间知识差距缩短的速度受到哪些限制就不那么了解了。
但是，从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观点所得出的发展战略与从新古典模型中得出的发展战略有很大差异。前者注重吸收、消化并最终生产知识，而后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增加资本和资源的有效分配。既然经济体的部门结构取决于资源禀赋，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体的结构会有一个自然的进化。市场有效地分配资源，使得经济结构随着（内生的）资源禀赋变化而变化。在这种观点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不妨碍市场机制的运行。
传统的市场失灵理论通过提出一系列的市场缺陷来驳斥上面的观点。例如，资本市场的缺陷意味着新的企业往往很难融资，而这些新企业的融资是部门调整的要求。个人没有足够的资金供自己教育使用。经济中普遍地存在外部性——不仅是环境外部性，而且还有那些与系统风险相关的外部性，这次经济危机里就表现得甚为明显。过去20年的研究探讨了像资本市场缺陷这样的市场失灵造成的结果，并将这些缺陷归咎于不完美和不对称的信息，并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在一些国家的一些时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好的金融管制（比如印度的金融管制）能够保护一个国家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破坏。
但是“学习型社会”的观点——我和Greenwald称之为“婴儿经济”——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Greenwald and Stiglitz，2006）。知识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商品。知识积累与外部性有内在的联系——知识溢出的存在。知识本身就是一件公共品。如果知识的积累、吸收、消化、生产和传递对发展非常重要的话，那么就无法保证市场本身能走向成功。而事实上，的确有人认为市场做不到这一点。
林毅夫所倡导的“新结构主义方法”和这种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对政府指导经济发展的方式提供了建议，强调政府调控经济时应该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方式。问题是比较优势的某些最重要的元素是内生的。瑞士制表业的比较优势与它的地理位置就没有关系。
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强调商品交易是要素移动的替代品。这个理论提出之后，资本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才以现在的方式流动。在资本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对于除农业之外的产业，就不再需要用自然资源禀赋来解释生产和专业化的模式了。[24]简而言之，国家无需受限于传统的资源禀赋决定的发展方式。更重要的是知识和企业管理的“禀赋”。政策应该关注促进和改造这些禀赋的政策。
即使一国政府希望避免提出这些问题，它们也难以避免。因为政府的作为和不作为都会给“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在基础设施、技术和教育的投资方面，这显然是正确的；事实上对于金融、贸易、知识产权和竞争方面的政策来说，这也是成立的。
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中心问题是甄别有必要学习的部门，这些部门学习的收益未被企业自己全部得到，因此在学习方面投资不足。在其他文章中，Greenwald和我提出，这意味着应该对工业部门予以鼓励，因为工业部门一般具有较大的溢出效应。以上观点能够解释亚洲国家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成功。如果韩国让市场自己运行，它就不会走上成功发展之路了。静态的生产效率要求韩国生产大米；如果韩国真这样做的话，它今天可能成为最高效的大米生产国之一，但是它仍然会是一个穷国。正如Arrow （1962）指出的，人们可以在工作中学习（并且通过学习来学会如何学习［Stiglitz，1987］）。
以上论述凸显了与强调短期效率的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之处。在静态和动态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在对专利法的讨论方面有很多应用。
对于这些产业政策来说[25]，主要的关注点是实施问题，发展中国家真的有能力做到么？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予以考虑。一个国家的成功成长离不开政府的重要作用。政府不仅需要约束和创造市场，还要推出这些产业政策；不论是东亚国家还是发达工业化国家，不论是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还是现在，都是如此。政府的关键任务在于采取各种政策并拿出实际行动（来创造一些制度，比如有效的公民服务），以提高公共部门的工作质量。成功发展的国家都是这样做的。那些有意或无意削弱国家的政策是不太可能这样做的。
经济政策必须反映国家实施这些政策的能力。对出口产业有利的汇率政策获得支持的原因之一是它们具有普遍效力：政府不需要挑选需要支持的特定“战略性”产业。这里同样存在权衡取舍：如果选择具有最大外部性的部门作为扶持对象，效率可能会更高。
还有很多其他具有普遍效力的政策，比如发展导向型的知识产权制度，以及鼓励技术转移、促进地方企业管理水平提升、有助于学习型和创新型社会建设的投融资政策等（Hausmann and Rodrik，2003；Stiglitz，2004；Emran and Stiglitz，2009；Hoff，2010）。一些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政策可能带来负效果。
政府干预从来不会是完美的，也未必具有改善经济绩效的效果。[26]问题不是在不完美的政府和完美的市场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不完美的政府和不完美的市场之间做出选择，二者应该成为互相检验的工具。它们应被看做是互补性的，我们需要在二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这种平衡不应仅仅是给一个分配一些任务，给另一个分配另外一些任务，还应设计一些制度使二者有效地互动起来。
我讨论的虽然是发展经济学，但这个话题和更宽泛的社会转型主题是分不开的（Stiglitz，1998），正如Hirschman（1958，1982）在他的文章中强调的。种族和阶层作为社会构件（social constructs），有效地抑制了世界许多地区大量人口的人类发展。关于这些社会构件如何形成、如何改变的研究就成为发展研究的核心（Hoff and Stiglitz，2010）。在这篇文章中，我对建设学习型社会予以强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那些改变部门构成的政策。但是成功的根本还是在于教育系统，以及它如何引导人们对变化和学习技能的态度。其他政策（例如法律系统、以性别为基础的微信用系统、肯定性行动计划等）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在结束之前，我希望再提出两点评论。第一条是关于增长和减贫的关系。增长可能是持续性减贫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不是所有的发展政策都是对穷人有利的，有些是对穷人不利的。至少在一些国家，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政策造成了更大的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的结果之一是更严重的贫困。[27]为了应对危机而实行的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使得经济下滑加剧，导致更高的失业和更多的贫困。促进学习型社会的政策可能对穷人有利，也可能对穷人不利，但是最成功的政策必然是具有普遍效力的，能够改变所有人的学习能力，从而对穷人是有利的。
第二条评论与经济发展更广义的目标（即一国公民福利的可持续提高）和我们用以评价成功的标准有关。[28]我们用以评价成功的标准一般没有包含在这里倡导的学习政策所导致的一国财富的增加。这种财富的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被实现和认可。
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对于经济学家，包括发展经济学家来说，应该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因为它显著地显示了主流范式的缺点。这种范式对发展经济学曾有过巨大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已经因它未能解决问题而逐渐减弱。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其他可行的分析框架——有许多新思想为一些国家的巨大成功和另外一些国家的悲惨失败提供了新的解释。出于这一点理解，我们也许能够创造出新的政策框架，从而为经济增长的新时代奠定基础——这种增长应该是可持续的，并且能提高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大部分人们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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