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1]，^[2]

几十年后，那时的经济史学家在回顾人类过去百年历史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对这一期间（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不同国家迥异的经济发展绩效而着迷。一方面，他们会对巴西、智利、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韩国、马来西亚、毛里求斯、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少数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而感到吃惊。在这些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快速地改变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状况和农业经济，使数亿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摆脱了贫困。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对许多其他国家未能获得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感到迷惑不解——在这些国家，仍有超过六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他们还将注意到，尽管发展中国家自身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也得到了许多多边发展机构的援助，但是除了少数成功的经济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缩小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长期可持续的、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驱动力。当前所发生的这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促使我们对现有的经济理论进行反思。因此，这也是经济学家重新检验经济发展理论的好时机。本文讨论了二战结束以来经济发展思潮的演变，然后提出了一个使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增长、消除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可称为“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及其变迁的一个新古典框架”，或“新结构经济学”。它的要点如下：

第一，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也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每一种产业结构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来促进它的运行和交易。

第二，经济发展阶段并非仅有“穷”与“富”（或“发展中”与“工业化”）这种两分的情况，而是一条从低收入的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经济的连续谱，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都是这条连续谱上的一点。因此，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善的目标，未必就是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状况。

第三，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上，市场都是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的基本机制。然而，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以产业升级以及“硬件”和“软件”（有形的和无形的）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这种升级和改善需要一个内在的协调机制，对企业的交易成本和资本投资回报具有很大的外部性。这样，在市场机制外，政府就需要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本章以下部分组织如下：首先，回顾经济发展思潮的演变，并对其中的几个主要学派做出评论。然后，我将给出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以及市场的功能和政府的作用。最后，我将比较新旧结构经济学的异同，并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下对一些主要政策议题做出初步讨论。

对经济发展思潮和发展经验的简要回顾

人均收入可持续增加和经济可持续增长（这种收入增加和经济增长以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特征）的过程是现代以来才发生的。从亚当·斯密时代一直到20世纪初期，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放任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好方法。他们假设，在那些繁荣的经济体中，所有关于资源配置的决策都由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中互动的经济个体做出。价格机制不仅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还决定为谁生产。家庭和企业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在追逐自己的利益时却使他人和整个社会也从中得到了好处。尽管自由放任的主张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挑战，但它仍然在所有国家都成为研究经济增长的主流理论框架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一理论框架确实提供了有关经济发展的许多真知灼见，但却忽略了连续的、根本性的技术变迁和产业升级过程的重要性，而这一过程恰恰是区别现代经济增长和前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之处（Kuznets，1966）。

经济发展研究沿着增长理论和发展理论这两条彼此相关却又独立的路径前进着。尽管一些现代增长理论的关键要素（竞争性行为、均衡动态机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收益递减的可能性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已经在古典经济学家的作品中出现（Ramsey，1928；Schumpeter，1934），但是系统性的建模工作是从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那时一些开拓者使用一些基本变量构建了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一般模型。Harrod （1939）和Domar （1946）引发了大量基于这些路线的研究。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索洛斯旺（Solow-Swan）模型激起了第一波对经济增长进行系统分析的浪潮。这一研究浪潮的目标是理解增长机制、甄别增长的决定因素、发展增长核算技术，而这些都有助于解释动量的变化和经济政策的作用。这一代研究者强调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中心地位。这些模型中的一个重要预测是条件收敛，这一预测以资本收益递减的假设为前提——穷国每个工人的平均资本更少（相对于其长期或稳态工人平均资本水平），所以穷国可以增长得更快。尽管这一假设使得模型得出了条件收敛的重要预测，但它仍然看起来很奇怪：技术这一决定一国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却被这些模型排除在外（Lin and Monga，2010）。

这就需要有一个对技术变迁有说服力的理论，于是形成了新的一波研究经济增长的浪潮。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假定技术是非竞争性的，因为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与资本和劳动大不相同——它可以在边际成本为零的情况下被他人无限使用（Romer，1987，1990；Aghion and Howitt，1992）。然而，重要的是下一个逻辑环节，我们需要对技术的公共品属性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把它看做一个部分可排他的非竞争性物品。这波研究对技术做出重新分类，不仅把技术当做一个公共品，还把它看做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私人控制的物品。然而，把它看做是部分可排他的非竞争性物品，从而给予它某种程度的可排他性或私人专用性，不足以保证生产和使用它的激励是社会最优的。因此，技术市场偏离完全竞争是必要的。这种偏离导致了较高的方法论回报。新古典增长模型把技术和要素积累看做是外生的，而内生增长模型则通过新思想的形成解释了技术随时间增长的原因，并为技术边界（technological frontier）模型提供了微观基础。

接下来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从一国到另一国的技术扩散是如何发生并带来或维持接受国的经济增长的，以及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另外一些国家。为了回答这些重要问题，人们近年来考虑了许多非常有趣的可能性（Jones，1998；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1；Glaeser and Shleifer，2002）。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都取得了进步。然而，在甄别用以维持和加速某些特定国家经济增长的、可操作的政策工具方面，经济增长研究仍面临方法论上的重大困难和挑战。在经济发展理论的这一特定领域，理论进展非常缓慢。Rosenstein-Rodan在1943年的一篇论文将发展问题带入了这一学科的前沿。这篇论文表明，发展的良性循环从本质上取决于单个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和市场规模的互动。具体而言，它认为，只要市场大到能够让现代生产方法的高效率足以弥补高工资所带来的成本，现代生产方式就会比传统的生产方式更有效。但是，市场规模本身又取决于这些现代技术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用。因此，如果现代生产方式被大规模采用，那么经济发展过程就将是自我加强且自我维持的。反之，经济将被无限期地困于贫困陷阱中。

Rosenstein-Rodan的框架引发了一系列类似的研究（Chang，1949；Lewis，1954；Myrdal，1957；Hirschman，1958），这些研究被称为“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方法”。这些早期的发展理论认为，市场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在加速经济发展方面政府是一个强有力的补充手段 （Rosenstein-Rodan，1943；Nurkse，1953；Hirschman，1958）。大萧条期间国际贸易的剧烈收缩导致战后出现了关于出口的悲观主义思潮。例如，拉美的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受到大萧条中的经济窘境和贸易条件恶化，以及Prebisch（1950）和Singer（1950）的文章的强烈影响，认为初级出口品贸易条件的恶化是长期的，直接导致了财富从这些资源密集型发展中国家流向了资本密集型发达国家。他们指出，发展中国家避免被发达国家剥削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一个所谓的进口替代过程来发展本国制造业。此外，在亚洲、中东以及之后在非洲，以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独立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

但是，在许多国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用心良苦的政府干预失败了。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拉美、非洲和南亚国家的情形，这些国家那时采取的发展战略中，进口替代和贸易保护是其关键特征。许多前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转轨过程中未能实现有力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违背了由自身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顾国内资本的稀缺，去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了实施这种战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去保护优先部门中大量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Lin，2009a；Lin and Li，2009）。

保护这些不可持续的产业免受进口产品的竞争，也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许多其他成本：（1） 提高了进口产品和进口替代产品相对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强化了激励结构的扭曲，使得经济的消费组合未能达到应有的经济效率；（2） 过多的小规模生产造成了市场分割，进一步降低了效率；（3） 减少了外国企业的竞争，加强了国内企业的垄断地位，而这些国内企业的所有者在政治上有着紧密的联系；（4） 带来寻租和腐败的机会，提高了投入成本和交易费用（Krueger，1974；Krugman，1993）。

随着结构主义教条指导下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许多国家纷纷失败，自由市场理论开始胜出并逐步影响了经济发展思潮，这个趋势因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新革命而进一步被加强。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都对当时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挑战。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出现了，并反驳了结构主义关于如下论断的理论基础：政府可以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得一些曾经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无节制借贷的国家无法偿还其贷款。当国际金融市场意识到这一点后，拉美债务危机在1982年爆发了。危机发生前，墨西哥和其他几个拉美经济体正因其占世界相当比例的债务而不堪重负，一连串相互联系的外生冲击更使得它们雪上加霜（Cardoso and Helwege，1995）。这次危机促使一些多边借贷机构以及双边借贷者（尤其是美国）要求拉美各经济体进行一揽子综合性改革，并提出一整套因循新古典范式的自由市场政策，这套改革方案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Williamson，1990）。

华盛顿共识很快被认为是“位于华盛顿的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施加于那些不幸国家，并使这些国家走向危机和痛苦的一套新自由主义政策”（Williamson，2002）。这套政策要求积极推行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并执行一套严格的经济稳定方案。然而，就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来说，其效果不尽如人意，充其量是值得讨论的（Easterly，Loayza and Montiel，1997；Easterly，2001）。到90年代末，随着结构主义经济学的逐渐褪色和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盛行，在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个时代的主流研究方法是跨国回归，旨在甄别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这个方法重点分析多个增长决定因素的独立效应和边际效应，这导致了对复杂经济模型的线性化。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增长决定因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的；若想取得成功，一项政策改革必须与其他改革配套进行。人们也普遍认为，从这些回归模型导出的政策方案没有产生切实的结果。

关于非线性的一个替代视角是由Hausmann，Rodrik and Velasco（2005）提出的增长诊断（Growth Diagnostics）或者决策树方法。他们认识到了结构变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心作用，并认为各个国家的增长都面临一些“紧约束条件”（binding constraints）。他们指出，这些紧约束因时、因国而异，因此在实践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找出这些约束条件。这个理论实际上强调，政府没有能力同时推进所有改革，政府需要依据影子价格揭示的信息排出各项改革的优先序。值得注意的是，增长诊断方法是难以操作的，除非我们放弃各领域改革的互补性假设，而这一假设正是线性增长回归模型的主要特征。

尽管主流经济学理论预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将会缩小，但事实上却越来越大，这引起了争议。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政策处方错了，或对其效果的预期错了，或者二者都错了；另一些人则指出经济增长的研究者忽视了异质性（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有人认为，经济增长的跨国分布可能具有多种模式（存在“收敛俱乐部”（convergence clubs）），但这仍未解决关于经济增长研究新方向何在的争论。相反，一些基本问题又回到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中：在寻找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时，发展经济学家们是否找错了地方？是否更应关注制度（或制度结果），而不是关注政策或仅仅关注政策？此外，如果它们没有反映其他因素的影响，良好的制度结果是怎样得到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一直在搜寻这些问题的答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试图更好地理解政策、制度变迁或外国援助究竟是通过怎样的因果关系和传导渠道来影响经济增长的。这些因果关系和传导渠道也正是经济增长研究越来越多地集中于住户和企业层次上的微观行为的根源所在，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允许经济中（国家之间以及国内）存在异质性；二是弄清楚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如何具体作用于微观层面。

国际援助的有效性也越来越令人失望，使得人们开始对发展项目和方案的效果进行更严格的评价。这就产生了发展研究的一条新思路，由麻省理工学院贫困研究室的经济学家们领衔推动，其目的是通过随机化控制试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RCT）或社会试验，“以基于科学证据的政策来减贫”。尽管随机化控制试验有助于理解一些特定的微观发展项目的效果，但它们的出发点往往不是在战略上清晰地评估一个特定的方法如何填补我们最为迫切希望知道的知识空白（Ravallion，2009）。他们往往是先选定某一特定的研究方法，再选择适合使用这个研究方法的问题来研究。由此产生的对政策制定有用的结果往往是研究过程中偶尔出现的副产品，而不是一开始就设定的目标。

最近的微观实证研究可能的确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了一些重要问题，比如投资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家庭行为对生产率的影响等（Rosenzweig and Wolpin，1985）。但是，“存在一种风险，发展经济学如今的大部分研究，其领域过窄且/或普适性较差，对于减贫、促进结构变迁和持续增长益处甚微” （世界银行，2010）。

现在，已经到了重新审视发展经济学的现状、从过去的经验和知识中学习、提供新的思想和框架的时候了。下一部分我将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经济学理论阐述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这一新的结构经济学用新古典方法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及其动态变迁。^[3]

关于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

分析经济发展的起点是经济的禀赋特征。一个经济的禀赋特征在任何给定时间是给定的，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按照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一国的禀赋仅由土地（或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包括物质和人力资本）构成。^[4]这些实际上是要素禀赋，是经济中的企业在生产中使用的。应该指出的是，新结构经济学强调资本劳动比的动态变化。这是因为，在实事求是地讨论一国的经济发展时，土地都是外生给定的，而自然资源的存量是固定的，发现也是随机的，例如矿产资源。理论上说，也应将基础设施作为一个经济的禀赋的一部分。基础设施包括硬件（有形的）基础设施和软件（无形的）基础设施。硬件基础设施的例子包括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电信系统、电网和其他公共设施等。软件基础设施包括制度、条例、社会资本、价值体系，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安排等。基础设施影响每个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投资的边际收益。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禀赋结构不同，相应也会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其要素禀赋结构一般会呈现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同时资本相对稀缺的特点，因而生产也多集中于劳动力或资源密集型产业（主要有维持生存的农业、畜牧业、渔业和采矿业），采用传统的、成熟的技术，生产“成熟的”产品。除了矿业和种植业，这些生产活动很少有规模经济。这些国家的企业规模一般而言相对较小，市场交换往往也不正规，通常仅限于在当地市场上跟熟人进行交易。这种生产和交易对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要求不高，只需要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初级的基础设施就可以了。

位于发展阶段谱线另一端的高收入国家，则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禀赋结构图景。这些国家相对丰裕的要素不是劳动力，也不是自然资源，而是资本；因而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这些产业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各种硬件（电力、通信、道路、港口等）和软件（法律法规体系、文化价值系统等）基础设施也必须与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市场活动相适应，这种情形下的市场交易是远距离、大容量、高价值的。

经济发展要求在现有产业中不断引入新的、更好的技术。低收入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以农业为生。农业技术的改进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和减贫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经济发展也要求经济不断地从现有产业向新的、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业扩展，从而实现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如果没有这样的结构变迁，人均收入持续增加的余地就很小。因此，本文的讨论将集中于与产业升级和多样化有关的问题。

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资本密集度从小到大的所有产业都可供选择。然而，要实现向资本更密集产业的升级，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升级其要素禀赋结构，而这就要求资本积累速度高于劳动力增长速度（Ju，Lin and Wang，2009）。当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顺着产业阶梯拾级而上时，由于资本设备的不可分性，该国生产的规模效应也在扩大。该国企业的规模更大，需要更大的市场，这些都反过来要求基础设施（比如电力、交通、金融以及其他软件基础设施）的相应变化。

产业升级和产业多样化的过程也增加了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企业离世界科技前沿越近，就越难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成熟技术，也就越需要自主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从而面对的风险就越大。根据风险的来源，一个企业独有的风险可以分为三类：技术创新风险、产品创新风险和管理才能风险。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企业倾向于使用成熟的技术为成熟的市场生产成熟的产品。此时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来自于企业所有者—管理者的管理才能。当发展到了更高水平，企业往往发明新技术以向新市场生产新产品。此时除管理才能风险以外，企业还会面临技术和市场成熟的风险。因此，虽然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才能都影响到企业的总体风险，但三者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却因产业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大不相同。

随着企业规模、市场范围和风险性质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对基础设施（包括硬件和软件）的要求也发生变化。倘若基础设施无法同时改善，各个产业的升级过程都将面临Leibenstein（1957）讨论过的X-低效率（x-inefficiency）问题。在任何给定时点，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上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丰裕程度，因此，随着资本积累或人口增长，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发生变化，使其产业结构偏离原来发展阶段下的最优产业结构。^[5]

当企业所选择的产业和技术都与经济体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符时^[6]，经济将会最有竞争力。^[7]随着这些充满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不断成长，它们将占有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份额，同时也将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表现为工资和利润）。而且，由于产业结构在那个要素禀赋结构下是最优的，如果把这些经济剩余重新投资的话，其回报也将最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将不断积累实物和人力资本，不断提升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并且使得本国企业在资本和技术更为密集的产品中越来越有竞争力。

企业关注的是利润。要想使企业自发进入和选择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技术，该经济的价格体系就必须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而只有竞争性的市场才能做到这一点（Lin，2009a；Lin and Chang，2009）。因此，无论在哪一个发展水平上，市场都应被作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机制。这种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方法对于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看起来或许是缓慢而令人沮丧的。但事实上，这种办法却是积累资本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最快方法；并且，只要能得到更为发达的国家已经开发出来且依然存在于这些国家的技术，并进入这类产业，其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还可加快。在每一个发展水平上，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都可以选择适合该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技术（并进入相关产业），而不用自己重新研发（Gerschenkron，1962；Krugman，1979）。正是这种利用已臻完善的技术进入现有产业的做法，让一些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维持了年均8%—10%的GDP 增速。

随着发展中国家沿产业和技术阶梯拾级而上，许多其他变化都随之而至：企业所采用的技术越来越复杂，资本需求增加，生产和市场规模也有了变化。远距离市场交易越来越多。因而，为了给新升级的产业中的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并使其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一个灵活、平稳的产业和技术升级过程就需要教育、金融、法律和硬件基础设施方面同时做出相应改进（Harrison and Rodríguez-Clare，2010）。显而易见，单个企业无法有效地内部化所有这些变革成本，而多个企业之间为了应对这种挑战进行的自发协调往往也不可能实现。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集体行动，至少需要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者与工业企业二者之间协调行动。这样，就把政府拉了进来，政府要么自己进行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要么就需要积极协调各方的行动。

当一个经济体的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其潜在比较优势也发生变化，哪些新产业符合这一新的比较优势呢？这就出现了信息不足的问题。要想成功进行产业升级，就要求有一些先驱企业去尝试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先驱企业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它们的经验教训都会带来有价值的信息外部性。因此，除了在改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中发挥积极作用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跟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还需要对先驱企业产生的信息外部性进行补偿（Rodrik，2004；Lin，2009a；Lin and Monga，2011；Harrison and Rodríguez-Clare，2010）。^[8]

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

正如所有的科研活动一样，对经济发展的思考必然是一个不断融合、发现和再创造的连续过程。我们现有的知识，都源自过去数十年来不同背景、不同学科的思想家的努力，而且是在一波又一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十分自然地，这里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与已有的发展经济学文献相比，既有类似之处，又有差异。评价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的依据，应该是它所提出的新的政策见解，以及由它引发的未来研究议题的相关性。

与早期结构变迁文献的不同之处

早期的在经济发展背景下讨论结构变迁的文献大多与Rostow （1990\[1960\]） 和Gerschenkron （1962）有关。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发展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来促进经济发展，前者认为，根据各国的增长水平，可以把世界各国分为五类：（1） 传统社会，特征是维持生存的经济，产品未被用于交换，甚至未被记录，以物易物的存在，农业在经济中占比较高且是劳动密集型的；（2） 具备增长所需的前提条件的社会，资本在农业中的使用增加，采矿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储蓄和投资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3） 处于经济起飞状态的社会，投资水平和工业化水平都更高，储蓄有了进一步的积累，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4） 走向成熟，且财富积累既导致在高附加值产业的进一步投资也导致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社会，此时经济增长变得可自我持续，产业多元化，更尖端的技术被使用；（5） 高消费社会，产出水平很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对于Rostow的观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相似的发展水平序列，以及这一观点的推论——把不同国家的发展路径进行普遍化是可能的，Gerschenkron提出了质疑。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并非五个不同水平的机械序列。尽管一国产业结构的变迁反映了该国禀赋结构的变化，但是在禀赋结构类似的国家，产业发展的方式可以是不同的和非线性的。在市场全球化、新产品层出不穷、技术变迁持续不断的今天，这一点尤为正确，各国可以利用许多在过去不可能获得的机会，并专门发展彼此不同的产业。

经济增长委员会（the Growth Commission，2008）以及Jones and Romer （2009）提出了现代增长分析的一些关键的特征事实：在发展产业中遵循比较优势的经济在本国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都是最强的。其结果是，该国的收入可能达到最大，用于储蓄的剩余也可能达到最大。资本投资的收益也会达到最大。这样，家庭就会有最高的储蓄倾向，使得该国的禀赋结构得到更快的升级（Lin and Monga，2010）。围绕这些特征事实，存在一些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新结构经济学为理解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与旧结构经济学的异同

“新”与“旧”结构经济学的相同之处是，二者的理论基础都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结构的差异，并且都认为，在经济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发展时，政府可以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就政府干预的目标和方式而言，新旧结构经济学却有着深刻的差异。旧结构经济学倡导的经济政策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它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

新旧结构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其对结构刚性的根源看法不同：旧结构经济学认为，存在一些市场失灵，使得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些市场失灵是由结构刚性外生决定的，而这些结构刚性的存在，又是源于垄断的存在、劳动力对价格信号的反常反应和/或要素的不可流动性。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若想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这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竞争性市场中的企业来说，资本的稀缺、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的落后，都使得资源从已有产业向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重新配置无利可图。

旧结构经济学对世界的看法是两元的、有局限性的，它把世界各国仅仅分为两类：“低收入的外围国家”和“高收入的中心国家”。因而也就相应用两分法来描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产业结构的差异。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产业结构的这种差异反映了处于一整个谱线上的不同发展水平。新结构经济学还抛弃了依赖理论。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在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世界上，通过进行产业多样化并建立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从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并在开放的、全球化的世界上通过利用后发优势来实现经济收敛，发展中国家就有可能逆转不利的历史趋势。

新旧结构经济学之间的另一重大区别在于其对经济管理中运用关键工具的理论依据不同。旧结构经济学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系统性干预看做现代化目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把经济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工业化国家”的主要政策工具有泛保护主义（如政府强加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幼稚产业）、刚性汇率政策、金融抑制，以及在大多数部门设立国有企业等。

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把进口替代看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爬升产业阶梯的自然现象，前提是进口替代符合禀赋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比较优势的转移。但是，新结构经济学抛弃了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该战略依靠在低收入的、劳动或资源密集的经济中运用财政政策或价格扭曲来发展不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成本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新结构经济学还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必须与该国比较优势的变化相一致，后者反映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新结构经济学的结论是，政府在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应被限制在提供关于新产业的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关联投资、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通过孵化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Lin，2009a；Lin and Chang，2009；Lin and Monga，2011）。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降低单个企业的交易费用，并为经济的产业发展过程提供便利，因此，政府还必须在改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方面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一些政策启示

经济发展思想的最终目的，是为穷国取得可持续的、包容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尽管从新结构经济学推导出来的具体政策措施尚需进一步研究，而且这些政策措施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国情，我还是将在这一部分就几个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

财政政策直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出现极高的失业率以及发生大萧条以前，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政府适当的财政政策就是维持预算平衡。20世纪早期严重经济危机导致了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观点的出现，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应使用税收和支出政策来缓和经济周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有一个隐含的假定，那就是乘数大于1^[9]；这一假定的推论是，政府可以做一些私人部门做不了的事情：以几乎为零的社会成本动员经济中的闲置资源（失业劳动力和闲置资本），也就是说，在政府这样做时，GDP的其他部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不会因这些政策而下降。新古典经济学对此提出了质疑。新古典经济学指出了所谓“李嘉图等价”陷阱存在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家庭事实上会根据对未来的预期调整消费和储蓄决策。他们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经济刺激方案）会被看做是需要在未来偿还的即期支出或税收减免。他们的结论是，在GDP 给定的情况下，乘数有可能小于1，政府支出的增加并不能引起GDP 其他部分的同等增加。新古典经济学甚至还指出了一些罕见的乘数为负的情形，在这些情形中，政府财政紧缩的效果反而是扩张性的（Francesco and Pagano，1991）。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的效果可能会不同，原因在于两类国家利用反周期支出进行促进生产率的投资方面的机会不同。一般而言，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说，实物基础设施是一个紧约束；而在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以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在这种情况下，衰退就将成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绝佳机遇，原因有三。第一，这些投资不仅增加了短期需求，也提高了长期经济增长率^[10]；第二，投资成本低于正常时期；第三，未来经济增长率的提升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将弥补这些投资成本，从而避免李嘉图等价陷阱（Lin，2009b）。

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够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遵循本国比较优势来促进产业发展，其经济强劲增长的可能性很大，贸易方面将表现良好，需要政府补贴的无自生能力的企业也会较少，因此其经济将更有竞争力，财政状况和对外收支也会更好。在这种情况下，该经济发生内源性危机的次数将更少。而如果经济受到外部冲击的打击，比如本次全球经济危机，政府将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来执行反周期的财政刺激政策，对基础设施和其他社会事业进行投资。这些公共投资将提升经济的增长潜力，降低私人部门的交易费用，提升私人部门的投资回报，并在未来产生足以清偿初始投资成本的税收。

新结构经济学除了对财政刺激措施的态度不同，就管理自然资源财富提出的战略也不同。在资源丰富的国家，新结构经济学建议，从资源商品收入中拿出适当比例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社会资本投资，并对非资源部门的先行者进行补偿以促进结构转型。为达到最大效果，用这些资源性收入进行的投资项目应该有助于消除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的紧约束，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教育部门。微观经济分析表明，即使穷国工厂里的出厂成本跟富国相同，效率低下的基础设施也将导致这些穷国无法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非洲国家的货运成本和保险成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0%^[11]，道路货物运输时间是亚洲国家的2到3倍。由于缺乏金融资源和合适的政策框架，许多这类国家往往无力维持必要的投资水平和维护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政府财政措施不应是将自然资源收入存入主权基金并投资于外国股权或外国项目，而应将其相当大的比例投资于能够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结构变迁的国内或地区性项目，比如那些刺激新制造业发展、使产业多样化、提供就业，以及使得产业不断升级的潜力有所提升的项目。^[12]

货币政策旧结构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必须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即中央银行不是独立的），并通过影响利率甚至影响部门信贷配置来执行。但旧结构经济学同时也认为，还有其他许多因素也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需求曲线，这些因素的影响过于强大，以至于单凭货币政策并不能实现足够的投资、将资源配置到战略部门以及减少失业。

在理性预期革命的基础上，对于货币政策可被用来支持产业发展这一观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质疑。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价格稳定，并提倡由独立的中央银行采用短期利率政策来维持总体价格水平（或控制货币供给的增速），而不是刺激经济活动，引发通胀。

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利率政策完全有可能被用做反周期的调控工具，也完全有可能在衰退时期被用做鼓励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升级投资的工具。这些措施将有利于经济在未来的生产率增长。对于发达国家，在衰退和产能过剩时期，以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和消费经常是无效的，尤其是在经济中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很少、人们的预期普遍比较悲观、失业率居高不下、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经济很有可能已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这时名义利率已接近于零。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是不太可能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即使国内现有产业出现产能过剩，产业升级和产业多样化的空间仍然很大。在衰退时期，只要利率足够低，这些国家的企业就会有激励进行能够提升生产率、促进产业升级的投资。况且，这些国家通常面临很多基础设施瓶颈，在萧条时期降低利率将促进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

新古典经济学对货币政策目标的传统观点太狭窄了。在经济衰退中，货币政策应该着眼于刺激那些能够消除增长瓶颈的投资。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在衰退时应该不仅仅降低利率（如多数情况下标准的泰勒规则）。它还意味着，货币当局需要诉诸暂时的利率补贴、灵活的信贷配置规则、类似的限时政策工具等手段，政策指向是被开发银行看做紧约束的基础设施项目，最好是那些处于回报最大、政治经济约束易于管理的地理位置上的项目。

金融发展人们普遍认为，金融系统的发展对于经济持续增长至关重要，但对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具体作用却众说纷纭。人们观察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之一是缺乏资本积累。从这一点出发，旧结构经济学认为欠发达国家金融部门的问题源自普遍的市场失灵，这些市场失灵无法单靠市场力量自身来克服。^[13]他们建议政府插手干预这一资本积累过程，动员储蓄，配置信贷，以支持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常常导致金融抑制（McKinnon，1973；Shaw，1973）。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对预算软约束的信念导致政府在国有金融机构积累了赤字，并产生了一个普遍的、自我抑制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不仅存在于银行业，还存在于私人企业（Monga，1997）。吸取这些教训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提倡金融自由化。他们认为，官僚们通常既无激励也无能力有效地干预信贷配置和定价，而界定清晰的产权体系、运作良好的合约制度安排以及竞争会为一个健全的金融系统的出现创造条件。他们建议政府放弃对银行的所有权，并去除对信贷配置和利率的限制（Caprio and Honohan，2001）。

新结构经济学尽管也同意金融压抑的负面效果，却强调如下事实：那些扭曲是人为设计出来的，目的是保护发展中国家优先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新结构经济学还强调，要在转轨过程中同时实现经济稳定和快速增长，对国内金融和对外贸易部门进行自由化时的政策顺序就很重要。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每个给定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可能取决于当时的主导产业结构、平均企业规模和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类型，而这些因素又进一步内生决定于当时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国家的政策往往不顾自身经济结构状况偏爱大银行和股权市场，但新结构经济学建议，这些收入较低的国家不应复制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金融结构，而应将地区性的中小银行作为其金融系统的基础，以使得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小企业能够获得足够的金融服务。随着产业升级，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越来越依赖资本密集型产业，大型银行和复杂的股权市场也将在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Lin，Sun and Jiang，2009）。

外国资本旧结构经济学认为世界以中心—外围关系为特征，倾向于认为外国资本是工业化国家及其跨国企业用以维持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有害的控制的工具。他们否定跨国资本自由流动能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看法，把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看做发达国家取得对穷国企业的所有权和主导穷国经济的工具。旧结构经济学因此倡导对一切形式的国际金融流动予以严格管制。

新古典经济学则认为，跨国资本流动有以下几个好处：使储蓄不足的国家能够为国内有前景的投资项目进行融资；使投资者多样化其投资组合；使投资风险分散更广；推动跨期贸易，即以今天的商品换取明天的商品（Eichengreen等，1999）。因此，新古典经济学赞成开放资本市场或使其自由化，以期实现更为有效的储蓄配置、更大的投资多样化可能性、更快的经济增速以及更为缓和的经济周期。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认为，不完全信息、资本的大进大出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也会扭曲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金融市场，导致次优结果，损害社会总体福利。

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跟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动相比，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因为它的目标投资方向往往就是与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相较银行贷款、债务融资以及资产组合投资（portfolio investment）而言，在恐慌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不太会突然逆转，也就不会像债务和资产组合投资那样因资金流向突然逆转而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且，外商直接投资一般都会带来技术、管理、市场渠道和社会网络，这些正是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也是其产业升级所必需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应成为整体发展战略的一个有益的组成部分。相反，资产组合投资快速进出，金额巨大，主要从事投机活动（集中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会引起泡沫和经济波动，因而在发展中国家不应受到鼓励。^[14]Lucas（1990）提出了一个谜题：资本为什么会从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流向资本充裕的发达国家？新结构经济学可以解释这一谜题；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没有得到改善，也未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所积累的资本可能面临收益递减的困境，导致发展中国家资本收益降低，资本就流向了发达国家。

贸易政策对于外贸，旧结构经济学曾有多种研究思路，但它们都一致认为，与全球经济相融合必然会固化现有的世界权力体系，在这个权力体系下，西方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主宰发展中国家并剥削其经济。为摆脱这种依赖陷阱，旧结构经济学家建议优先考虑进口替代战略，让发展中国家先在封闭的、受保护的环境中发展，直至其现代产业有能力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世界市场竞争。

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观察到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危机都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这些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缺乏足够的外汇以偿还债务和购买进口商品。他们建议外贸自由化和大力发展出口，以出口收入挣取外汇，从而解决这一问题。这也与如下观点一致：在长期，外向型发展战略比内向型发展战略更有效。还有人认为，外向型发展战略能够提高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和这些工人的工资水平，正如在几个成功的东亚经济体所发生的那样（Kanbur，2009），这进一步支持了上述观点。

新结构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一样，都认为进出口内生取决于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出口是产业升级过程的重要特征，其变化反映了比较优势的变化）。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后发优势，达到比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家更快的技术进步速度和结构转型速度。开放对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收敛至关重要。然而，新结构经济学也认识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攀登产业阶梯的时候，往往面临着旧结构经济学进口替代战略所留下的诸多扭曲。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建议贸易自由化应该采用渐进法。在转型中，对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可以提供某种临时保护；同时，对那些在过去被严格管制和抑制但却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应放开准入。已被自由化的部门的高速增长为改革旧的优先部门创造了条件。在转型过程中，这种实用的两轨法思路有可能在没有人受到损失的情况下实现增长目标（Naughton，1995；Lau，Qian and Roland，2000；Subramanian and Roy，2003；Lin，2009a）。

人类发展关于人类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旧结构经济学言之甚少。与之相反，新古典经济学表明，许多国家在19到20世纪人均收入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知识的进步，因为这种进步提高了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生产率。而经济理论则进一步阐明，增长是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相互配合、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也解释了如下现象：所有那些取得显著经济增长的国家都同时出现了科技的巨大进步和教育培训的大幅增加。教育、培训、健康，这三者作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被认为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Becker，1975；Jones and Romer，2009）。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资源禀赋的组成部分。对经济个体而言，在与经济发展相伴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过程中，风险和不确定性将增加。当各个企业沿着产业阶梯攀登至新的、资本更密集的产业并越来越接近世界产业前沿的时候，它们面临的风险水平也更高。人力资本可以提高劳动者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Schultz，1961），但其形成则需要很长时间。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若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在以后可能就没有能力弥补这一损失。在一个动态增长的经济中，新产业、新技术要求新的劳动技能，因此提前做好规划并进行相应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人力资本的提升必须与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产业升级保持齐头并进。否则，人力资本要么因为投资不足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紧约束，要么则因为教育培训投资过快使一批高学历的劳动者无法找到相应的工作，而造就沮丧的年轻一代。

一套精心设计的人力资本开发政策应该是一个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结构经济学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教育的传统观点，认为发展战略需要包含人力资本投资政策以促进产业升级，并使经济体充分利用所有资源。这些战略的关键是要遵循Lucas（2002）的建议：人力资本拥有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这个战略还应针对各个劳动者在其生命周期上所处的不同阶段来设计提升其劳动技能的政策^[15]，政府和私人部门应该通力合作以预计和应对劳动力市场上对劳动者技能要求的变化。二战后，有13个国家或地区^[16]实现了持续超过25年的7%以上的高速增长，新加坡就是其中之一。新加坡是把人力资本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的成功范例（Osman-Gani，2004）。它的人力资本发展战略已超越了学校教育的范畴，把在职培训也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新加坡还根据本国的其他战略性经济政策不断修订和调整其人力资源战略。

结语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要素禀赋、不同发展水平上产业结构的差异，以及经济中的各种扭曲带来的影响，这些扭曲来源于政策制定者过去对经济的不当干预，这些政策制定者对旧结构经济学的信念，使他们高估了政府在矫正市场失灵方面的能力。新结构经济学还指出了如下事实：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常常未考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结构性差异，也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对各种扭曲进行改革时的次优性质。

这里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试图构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框架，来理解人们观察到的、关于持续增长的各种特征事实背后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如下：（1） 建立一个分析架构，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产业、社会、经济结构等因素考虑在内；（2） 分析政府与市场在不同发展水平上的作用，以及从一个水平向另一个水平的转换机理；（3） 分析经济扭曲出现的原因，以及政府为退出扭曲应该采取的措施。过去几十年中，有一些分析框架曾主导着人们对于发展的思考，却同各国的经验事实鲜有联系。新结构经济学的努力方向，并不是用另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政策框架来替代它们，而是考虑各国的禀赋结构和发展水平，提出一条因国而异的、严谨的、有创见的、对于发展政策来说切实可靠的路线。这一框架强调，应更好地理解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同发展水平上结构差异的影响，尤其是涉及适当的制度与政策，以及结构转变过程中私人部门面临的各种约束与激励的方面。

发展经济学的现状和全球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严重影响都强烈呼唤着一个新的框架来思考发展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研究议程应该能够丰富人们的研究，深化人们对经济发展本质的理解。这将有助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实现动态的、可持续的、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并消除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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