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替释迦牟尼“说法”

尽管梁漱溟先前就是《民国报》的记者编辑，也有不少文字发表，但那些文字只是应景之作、描述之笔，且没有民初著名报人黄远生等人的文字魔力与名气，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梁漱溟思考数年发愤而作的《究元决疑论》是他的第一篇有影响的文字，当这篇文字于1916年在《东方杂志》发表后，不仅他个人甚感满意，而他人也多有称道传诵，引起许多同道的注意，生发出一些深刻影响梁漱溟后来人生道路转折的重要人际关系。他后来之所以到北京大学担任哲学讲席，正是因为这篇文章；而他与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熊十力成为莫逆之交，也是由这篇文章穿针引线而成。

梁漱溟（右三）与北京大学的师生在一起。

熊十力号子真，湖北黄冈人。生于1885年，较梁漱溟长八岁。熊十力是中国20世纪最有名也是最有创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一生也最为传奇，是一般读书人很难经历的。他的家族几代人治学守礼，孤寒励学，讲程朱理学于举世陷溺于八股的时代，其风范至今为乡人称颂。幼年时代，熊十力在家随兄读书，14岁从军，1905年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在校期间，加入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革命团体，为革命奔走，“狂野不学”，有过秘密串联、谋划起义并被清政府通缉而四处逃亡的经历。武昌起义爆发后，熊十力先是参与黄州光复，继赴武汉，被任命为湖北督政府参谋。继而佐孙中山幕，奔走西南，参与护法运动，其后但“念党人竞权夺利，革命终无善果，又目击万里朱殷，时或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于是急流勇退，自是不做革命行动，先是到一所中学当老师，接着则虔诚向佛，虚心探研中国与印度两家学术。这些经历与梁漱溟有不少相同之处。

就专心向佛的时间来说，熊十力大概要比梁漱溟晚了几年，不过由于家族的因素，熊十力接触佛教义理可能还是比较早的，只是他对佛教义理了无觉悟。1913年，熊十力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上发表读书笔记，赞扬《淮南子》的思想，而斥佛教义理为空谈，使人流荡失守。

熊十力对佛教义理的指责引起了梁漱溟的反感，他们两人此时并不相识，也不了解，于是梁漱溟在《究元决疑论》中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以法国哲学家鲁滂的“以太涡动说”，比附佛教的如来藏或阿赖耶识所谓融相入性，发挥《大乘起信论》和《楞严经》中然净同体思想，以解释世界形成的道理，进而点名批评“此土凡夫”熊十力斥佛教义理为空谈，使人容易流荡为失守的说法太过荒唐，是对佛教义理的“愚昧无知”和妄说。

梁漱溟的批评并没有在熊十力那里迅即引起回应，或许是因为熊十力根本没有及时看到梁漱溟的这篇文章，因为梁漱溟的这篇文章发表后，熊十力正在忙于闹革命，奔走西南追随孙中山以武力为手段来维护中华民国的法统不坠；或许他即便看到了梁漱溟的讥讽与批评，那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他既然尚未遵信佛教义理，当然对梁漱溟的批评就无法认同。

护法运动失败后，熊十力退出革命，转而向佛，或许在这个过程中终于看到了梁漱溟的批评。在经过几年的潜心苦读和思考后，他于1919年从天津南开中学寄给梁漱溟一张明信片，略云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

不久，各学校放暑假，熊十力到京，借居广济寺内，遂得与梁漱溟把握快谈，就佛教义理进行了激烈的争辩，结果是熊十力听从梁漱溟的劝告，下决心用苦功研究佛学。此乃20世纪中国两位最著名的思想家结交之始，他们的友谊自此延续40年之久，其因缘便始自《究元决疑论》一文。

与熊十力结交，只是《究元决疑论》引发的一个故事，事实上，这篇文章对梁漱溟来说最大、最直接的后果，是将其最终从向佛的虚幻生活拉回到人间。

1916年6月6日，折腾一出帝制自为闹剧的袁世凯四面楚歌，忧愤而死。第二天，北洋系实力人物段祺瑞拥戴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并筹组南北统一内阁，国内乱哄哄的政治局面开始改观，各项建设事业逐步步入正轨。12月26日，黎元洪发布总统令，任命刚刚从欧洲归来不久，先前曾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刚刚接手的北京大学，死气沉沉，极端腐败。在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的支持下，蔡元培决心加以整顿，使之真正成为全国新教育的中心。

到北京后，蔡元培首先问计有“小诸葛”之称的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汤尔和建议请已在国内思想界享有盛名的《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人“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

蔡元培对陈独秀本来就有一种不忘的印象，现在得汤尔和的推举，又翻阅了最近几期《新青年》，遂决意聘请陈独秀担此重任。从汤尔和处，蔡元培探知陈独秀与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及汪原放正在北京，寓所在前门外一所旅馆。12月26日9时许，蔡元培只身前往陈独秀寓所往访，表明自己真诚聘请陈独秀协助整顿北京大学的心迹。陈独秀对蔡元培的邀请表示感谢，但表示他的《新青年》刚刚步入轨道，他实在难以脱身，婉拒蔡元培的邀请。陈独秀的婉拒并没有使蔡元培放弃，此后蔡元培数度枉顾，力劝陈独秀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两相兼顾。蔡元培道貌温言，令人肃然起敬，其诚意终于打动了陈独秀，于是陈独秀同意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

在陈独秀等人的积极协助下，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校政后，着手整顿，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决心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网罗各类人物和各方面的人才，不拘一格，很快使北京大学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波及全国，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和新教育、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师资而言，蔡元培先后聘请了大量的新派人物，如稍后宣讲马克思主义最热烈的李大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高足胡适以及鲁迅、陶孟和、顾孟余、钱玄同、高一涵等，对于旧派学人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蔡元培也真诚邀请，在北京大学讲堂给他们留有一席之地，使他们发表己见，为传统旧学的传承保留更多的种子，从而使新旧两派在北京大学学术自由的天地里各行其是，在比较中决胜负、分优劣。

邀请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是教育总长范源廉，而在此届内阁中，司法总长张耀曾则是梁漱溟的舅舅，而梁漱溟也被张耀曾从家里拉出来，引为司法部秘书。所以，当蔡元培抵北京后，梁漱溟经教育总长范源廉介绍，携《究元决疑论》为贽，前往官菜园上街蔡元培的寓所造谒。

蔡元培不仅对梁漱溟的来访欣然欢迎，而且表示他此番北上途经上海时，就曾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他的《究元决疑论》，且称赏不置。蔡元培还表示：因他自己平素爱好哲学，也期望此次到北京大学着重办好哲学系，希望能够利用此番机会将爱好哲学的朋友聚合起来，共同讲习，因此邀请梁漱溟能够到北京大学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的讲授。梁漱溟此番拜谒似乎并没有要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意思，遂辞谢云：据闻欧洲、日本之谈印度哲学者，均指目印度六派哲学如数论、胜论等派而言，佛学不在其内，我所好者独佛法耳，其他学派非所夙习，不胜此任。很显然，没有留洋经历，甚至没有正经大学学历的梁漱溟真正的担心还是在是否能够胜任印度哲学课程上。不过，蔡元培毕竟是中国20世纪最了不起的大教育家，他针对梁漱溟的疑虑而反问道：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或许你固然不甚精通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我似乎也没有发现别的人比你更强。梁漱溟答曰也不知道。蔡元培接着说：我们也没有找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也爱好哲学吗？我自己也酷爱哲学，还有其他不少爱好哲学的朋友。我这次回国办大学，就是要将这些朋友，乃至不甚了解的朋友都聚拢到一块儿来，彼此磋商，并同研究，为办好哲学系及其他各系而尽力。你是其中的一个，不可以不来。你也不必担心挑不起这副担子，你可以不要当作教师来教人，就当是来研究、来学习好了。

蔡元培真不愧是伟大的教育家，他的这番诚恳的谈话和宏论，尤其是他开宗明义地挑明“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任何退而求其次，没有“真能教”的，毕竟有能凑合的，有发自内心爱好的，尤其是只要爱好，便不怕教不好，共同研究就是了。这自然说得梁漱溟心服口服，深受鼓舞。蔡元培旋同新任文科学长陈独秀邀梁漱溟相会于北京大学二院校长室，正式聘请他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教授印度哲学这门课程。

1920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梁漱溟。

无奈，梁漱溟接受聘书后，并不能立即到北京大学任教。当时南北统一内阁刚刚组建，代表西南政治势力的张耀曾事情特别多，政治上往来的机密函电无日不有，因此身为司法部机要秘书的梁漱溟常常要忙到深夜，他既于印度佛教哲学夙无准备，况且要编出讲义，这如何可能？梁漱溟征得蔡元培的同意，暂缓到北京大学任教，其课程由他本人推荐许丹暂代。

许丹字季上，浙江钱塘人，为名门之后。生于1891年，较梁漱溟年长两岁，复旦公学第一届第一名毕业，旋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民国初年，在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职，与鲁迅同事，两人交往甚密，鲁迅1914年出资刊印《百喻经》，实由许丹居中促成。许丹在复旦公学所学为哲学，且其早年追随杨仁山习佛经，后又依天台宗大师谛闲为弟子，精通英、法、德、日等语文，兼习梵文，对佛教哲学、东西方哲学乃至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有相当精深的研究。所以，他代梁漱溟讲授印度佛教哲学，应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

过了大约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国的政治局面又发生一次巨大变动，先是府院之争，继则张勋借机复辟，然后段祺瑞马厂誓师，再造共和，政府改组，张耀曾下野，梁漱溟也就随之去职。去职后的梁漱溟因家事南游入湘。10月间在衡山的北洋旧部王汝贤、范国璋率部溃走长沙，白天抢掠，晚上强奸，沿途军纪极坏。不久，梁漱溟正巧与溃兵同时抵达武汉，一路所见，惊心触目，遂有感于内乱战祸之烈而作《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有心人出面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养成民主势力，永不许战争见于国内。自己印刷数千册分送友朋。

梁漱溟回到北京后，恰这时许丹大病，自暑假开学，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印度哲学一课就处在停课状态，蔡元培闻他回京，遂促其到校接替。梁漱溟于1917年下学期到了北京大学，正式成为北京大学一员。

许丹在佛学上有很深的素养，且长于西文，他在哲学系讲印度哲学，一面取材西文典籍，一面兼及佛教经典，并参考日本学者的著述，编有讲义一种。梁漱溟初到北京大学，因时间仓促，无法完全重新编写新的讲义，只好从吴承仕那里借来一些日文的印度哲学书籍作为参考，在许丹先前讲义的基础上，“但事增订，未及改作”。到了第二年乃根本更改，编著《印度哲学讲义》一书。其第一篇《印度各宗概略》、第二篇《本体论》先成，当年即在京印行。1919年，梁漱溟得暇续成后半部，并更名为《印度哲学概论》，交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其时，梁漱溟对前半部分如佛教历史的研究过于简略而深感不安，颇思改正而不及改，只在有关章节末尾略加说明。到了1920年再版时，梁漱溟因病而不能动笔，仍将原稿付印。然内心更感不安，遂向商务印书馆要求只印三版而停，计划抽时间别编新本。无奈后来忙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研究和教学工作，此事一直未能静心完成。

从目前所见《印度哲学概论》第3版看，该书共分4篇20章。第1篇《印度各宗概论》共5章，主要讲述印度宗教与历史、各宗与哲学，大体上说，这一部分是作者知识之所短，不仅自己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对当时西方与日本学者的研究也很少留意，只是就佛教典籍所传而以为信史。不过，在此篇梁漱溟也表述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他认为，印度各宗的宗教可谓哲学的宗教，因此印度的哲学都应该从宗教上研求，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另一方面，印度各宗的哲学又为宗教的哲学，即其哲学自宗教出，一是哲学方法出自宗教，一是问题出自宗教。印度宗教恒有一种出世间之修养，这是其他地方的宗教所没有的，于印度本土通行的，即是所谓瑜伽，即是所谓禅定。要言之，印度哲学思想与其禅定互为因果，先是因为有这种思想而修禅定；后则思想乃从禅定中得；更后，则其思想高下完全取决于禅定，禅定高下取决于思想。这就将印度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彻底地道明了。

在《印度哲学概论》第二篇，梁漱溟着重探讨了印度哲学中的本体论，即宇宙当初之缘起、最后之归宿。所谓宇宙本体，是哲学上一个最古老而又常新的命题。说它古老，是因为自有哲学以来，就一直是哲学家们最为关注的问题；说它常新，在于哲学家们至目前仍未能穷尽对本体的认识。认识没有穷尽，见识却五花八门，但大体说来，不外乎认为宇宙之本体是一元的、二元的，或多元的。在这其中，又可分为唯物和唯心两大阵营。

对印度哲学中各种本体论，梁漱溟推崇唯识说。唯识学派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第八识即阿赖耶识，世界万有是唯识所变，“实无外境，唯有内识”。梁漱溟将唯识学说与西方近代唯心主义做了比较，他指出，唯识家以第八识为宇宙大根本，而西土唯心家于此全所不及知，大为相左。唯识家之识是识自体，非识上能缘之用，西土唯心家于识体又不及知。唯心云者正在其能缘之用，彼所谓以思维为自性者，是又大相左。唯识家只简单说明在唯识所变，西土唯心家则云观念结成，亦成异趣。故唯心家言恒辗转自困，诘难之集如矢。而一一诘难皆不可以诘唯识。紧接着，梁漱溟从物质的客观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等方面详细评判了唯心论与唯识论的本质区别，强调唯心论原是随情虚妄计度，乍看起来似觉与唯识说无别，稍加推敲，乃处处乖舛，罅漏如环之连。不论唯识说如何高明，但印度哲学既为宗教的哲学，就难免不打上神学的烙印。在印度哲学本体论中，就有超神、泛神及无神论诸说。根据梁漱溟的分析，印度诸宗之神观，大体有唯物论、超神论、泛神论及唯心论。

梁漱溟指出，印度的佛教大约以小乘为根底，大乘是小乘进一步的说法。但是到了中国，只有一点小乘的学问，真正的小乘教简直没有，这和印度佛教虽讲大乘而以小乘为根本者全不相同。再如禅宗就是全非印度所有，而是中国自己开辟出来的。到了唐宋以后，几乎要拿禅宗代表全盘的佛教，这实在是对印度佛教的根本误会。宋明人不绝于口的释氏，只是中国产的禅宗，他们并没有看见印度原来的佛教。印度佛教传到中国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在梁漱溟看来，全是因为印度人与中国人的民族性的不同。如果仅从佛教本身说，中国许多新创的佛教根本上是不对的，即与印度佛教是有差异的。从民族性的角度看，梁漱溟认为，印度民性诚朴，只是实实在在地根据事实。这种事实是感觉理智所认识的。而中国人最长于以直觉体会一种意味。意味不是事实，是事实以上的东西。中国人因为自己喜欢讲幽玄奥妙的道理，以为佛教也是幽玄奥妙的。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人对印度佛教的这些看法实在是根本的误会。

梁漱溟以这种观念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宣讲印度佛教与印度哲学，大约有两个学年，也即两个循环。随后他于1919年暑假后新学期新开一门唯识哲学，自己编写了《唯识述义》三册。然而仅仅讲了一个学期，梁漱溟就有点讲不下去，有点不那么自信了，于是建议校长蔡元培由他去南京支那内学院请人来讲。初意打算请对印度佛教深有研究的吕徵，未成事实，遂改请熊十力。熊十力的到来，终于使梁漱溟摆脱为释迦牟尼“打抱不平”以及“说法”的沉重压力。

注释

［1］梁漱溟：《槐坛讲演之一段》，见《梁漱溟全集》（4），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730页。

［2］梁漱溟：《谈佛（与张蓉溪舅氏书）》，同上书，第490—491页。

［3］梁漱溟：《思亲记》，见《梁漱溟全集》（1），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595页。

［4］梁漱溟：《究元决疑论》，同上书，第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