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皈依佛法

梁漱溟认为社会主义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又无助于化解个人烦恼、解救人生，那么理所当然的选择只能是放弃这种不切实际、不具有实用功利效用的空洞理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之所以放弃社会主义而改宗，除了人事的原因外，更多的是出于他对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变化。

实在说来，渠漱溟此时对社会主义理论价值的怀疑虽为事实，但这种怀疑并没有迅即导致他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厌恶与反对，恰恰相反，正是基于这种怀疑，他在放弃社会主义信仰的同时，甚至在皈依佛法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段里，所追求的佛教理想，与其说是释迦牟尼的佛法真传，不如说他是在糅合社会主义的理论与佛教教义，重新营造一个“佛教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他在写给张耀曾的信中说：

人群演进，由图腾而宗法，而军国，后此并军国亦且不存。而诸家者泰半为军国以前说法。事属过去，其方兴未艾者，独社会主义耳？而人群之进，亦至斯而极，是经世派之救世法，亦至斯而穷，则所谓圆满畅行者，亦独在社会主义而已（包括无政府诸主义）！盖经世诸家，悲悯为怀，睹夫人之受苦为恶，而思所以救济之，志原可敬，特误在“人人饱暖，天下太平，斯即苦恶尽祛，极乐现前”。而不悟苦恶即藉人性（即妄心耳），而有一方谋人类生存发达，一方谋祛苦恶，实南辕北辙，绝对的不可能也。是故社会主义既行，大同不难立致，而人之受苦为恶，则绝无以异于畴昔。所谓一切有为之为有漏法者此也。然后诸家乃憬然悟，翻然悔，而别求所谓无漏者，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而后知四大假合之非身相，六尘缘影之非心相，则其入于佛也，驷马追而弗及，千牛挽而莫回矣。故观于今日社会主义潮流之盛，而知佛理之彰不远矣。^［2］

梁漱溟虽然并没有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理论与佛教教义的本质区别，但志欲糅合二者，重建新体系的企图是再明显不过的。故而他在此后虽然皈依佛法，钻研佛典，遵守佛教戒律，以出家为僧作为最高志愿，但在其思想理念上，他所彰扬的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佛教义理，实际上是吸收社会主义的理想、原则后的重构，具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

显而易见，梁漱溟此时觉得社会主义理论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而改宗佛法是事实，但说他由此完全放弃社会主义的理论则未必。比较真实的内在追求可能是，梁漱溟期望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既有利于佛法的流行，又有助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倡导。他曾发大愿，一曰考研哲理以阐释佛学，一曰倡导社会主义以促佛教之成功。正如他自己明明白白所指出的那样，他的所谓社会主义颇与时人所论有异。这个“异”是什么，梁漱溟没有明说，但他强调“誓不舍众生而取涅槃”。我佛所诏，誓愿自勉。既自愿甘做释迦牟尼的忠实信徒，又愿以倡导社会主义而有助于佛教的成功。其糅合社会主义与佛教的思想倾向甚为明显。

梁漱溟由社会主义的信仰者转向佛教，除了这种理性的分析与梳理外，这一转变应该与其生活背景、家庭成员的影响以及内在的善因有着相当值得重视的关联。少年梁漱溟受父亲梁济的深刻影响，倾向于以“实用”作为价值标准判断一切人和事，一切从利害分析入手，而转入所谓苦、所谓乐的研索，他看到家里女工天天洗衣做饭，辛苦异常，但问女工是否苦，女工却答习惯了。而梁漱溟虽不是家产富足，但作为父母的宠儿也备受疼爱，然而内心却异常的苦闷。他经过反复思索后认为，人生的苦乐不在于外界的环境，而在内心的主观世界，在于人的永不满足的欲望。他指出，通俗观念恒以苦乐联系于外境，谓处富贵则乐，处贫贱则苦。因为人类仰赖外在物质而生活，物质之富有或贫乏就决定着生活欲望之易得满足或不易满足，而人当所欲得遂时则乐，所欲不逮时则苦也。梁漱溟强调，这种说法自然不是没有理由的，却有一种淆乱错误隐伏其间。

基于这样的认识，梁漱溟在十四五岁时，便找到一些佛教方面的书来读。又以慕释氏故，梁漱溟开始遵从佛教戒律，只吃素食，不再食荤。当时，梁漱溟的长兄梁焕鼐结婚10年而尚没有生男孩，梁济夫妇总觉得有点遗憾，因此待梁漱溟十七八岁时也曾劝他结婚成家，而梁漱溟此时向佛心切，辄不愿有室，坚拒父母为之订婚，时时处处以出家为僧自励，日诵佛书，严守出家人的信条。经过几年在家修行和研索，梁漱溟似乎有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对于佛家义理愈益坚信不疑，“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印度佛教，以佛教教义作为判断一切是非标准的依据，出家为僧的信念更加强烈。

梁漱溟《发愿文》手迹

梁漱溟自幼就是一个非常人性的孩子，当他认定佛教教义为判断一切是非曲直的标准后，他自然以出家为僧视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他的这些另类做法与判断，自然使心理、思维都合于常规的母亲张春漪极端伤心，而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却有另外一番思考与做法，因为梁漱溟自幼体弱多病，梁济认为梁漱溟能够活下来，还能有点独立的人生思考已经很不容易，他当然不愿太多地干预梁漱溟人生道路的选择。他既然没有制止住梁漱溟参加推翻清王朝的政治革命，又怎能出面阻止住梁漱溟倾心于佛教义理呢？而且，在梁济内心还有一个判断，梁漱溟既然能够放弃对改良主义的追求而参加革命，进而又能够放弃社会主义的理想而改宗释氏，那么谁又能肯定梁漱溟哪一天不会放弃佛教信仰，重出山林，步入世俗社会呢？

基于这些判断，梁济夫妇对梁漱溟人生道路的选择虽然不快，深感伤心，但并没有像许多家长那样粗暴地干预子女的生活，强制其娶妻生子，制造许许多多的人间悲剧。梁济夫妇静观其变，以为梁漱溟果真出家为僧，那也只能说明其命中如此。

1912年5月，梁漱溟母亲的病情有所加剧，自知来时无多，总想对家事有所交代。她卧于病榻挽梁漱溟手而泣，开喻叮咛，情辞甚切，大要仍不外乎劝说梁漱溟娶妻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梁漱溟的心情自然也很沉重，看着生命垂危的母亲还在为自己的事情操劳，他心中当然也有愧意，只是他实在不愿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去过世俗人生，所以他并没有欺骗母亲，而虚情假意地答应，“而有难色”。

梁漱溟之所以敢于在他母亲生命垂危之际“重违母意”，根本的原因还是他开明的父亲梁济在做他的坚强后盾。梁济对子女的前途、意志极为尊重，所以当他夫人在向儿子劝说的时候，梁济旁坐而独无语。第二天则给梁漱溟留下一纸云：

汝母昨日之教，以衰语私情堕吾儿远志，失于柔纤萎靡，大非吾意。汝既不愿有室，且从后议；不娶殆非宜，迟早所不必拘耳。^［3］

在梁济的纵容默许下，梁漱溟向佛的意志更强，特别是在离开《民国报》之后，梁漱溟常去琉璃厂文明书局、有正书局，翻阅、购买南京金陵刻经处出版的佛经及上海狄葆贤主编的《佛学丛报》，久而久之，对晦涩难懂的佛教典籍有了较强的自学能力，整日里所思所想，除了一心礼佛，一心成佛外，似乎别无他事；整个生命的兴趣，一字括之，曰“僧”而已矣。

梁漱溟虽然早怀出家为僧之念，不愿婚娶，又倾心于佛家不杀生之戒律，他的父母也对他非常宽容，并不太干涉他的人生选择。然而也许正因为如此，懂事的梁漱溟也不愿太过伤父母的心，不愿在父母面前有太多直白的表示。待到他母亲去世后，他哥哥梁焕鼐在西安西北大学任教，并介绍一年前刚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卒业的二妹梁谨铭至西安一所新设的中学任教。二妹年仅十七，家人不放心她一个人独自前往，遂由正在家闲居的梁漱溟陪同至西安。他们于1913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五）抵达西安，自此开始，既脱离了家庭的束缚，又没有严厉的父亲在旁边监督，梁漱溟即从此时开始长达七十多年的茹素生活，不复食一切动物，只食蔬菜和蛋品、牛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