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童、精神病患者杀人为什么不处罚？

2013年重庆电视台曾播出一则新闻：视频显示，在某小区居民楼电梯内，一名女童怀抱着一名男婴。在电梯运行时，女童突然对男婴进行殴打，随后又将男婴抱回了25楼的家中，最终导致男婴坠楼死亡。在事件的调查过程中，由于女童年龄尚小，未满14周岁，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这则新闻引起了舆论的广泛讨论，幼童犯法不处罚的结果，也引起了大众的不解。

实际上不光是幼童犯罪能够得到法律的“豁免”，某些精神疾病患者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幼童和精神病人看上去并无交集，为何都能得到法律的特殊“关照”？问题的答案还在于“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上。

我国法律规定，只有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犯罪，刑法才会进行处罚。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简言之，就是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能不能自主地决定做不做。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幼童可能不具备前者，而精神病人可能不具备后者。晦涩的理论掰扯开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仍然解不开大众心中的疑惑，难道就因为“不明就里或者情不自禁”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大众观念中的杀人偿命，属于一种“同态复仇”。在法制规则没有建立的年代，这种“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做法是一条通行的准则，时至今日在社会大众中还是很有市场。但实际上，早在西周时期，礼法就对这种“民俗”进行了颠覆。《周礼》云：“司刺掌三赦之法，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其中，“幼”指的就是幼童，“蠢愚”指的就是天生呆傻的精神病人。可见，幼童、精神病患者在法律上的区别对待是自古便有，且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和传承。

古语云：“不教而诛谓之虐”，其实讨论的就是刑罚的目的。在摆脱了“同态复仇”的现代法制中，刑罚的目的早已不再是报复和打击，而是教育、指引、强制和威慑。通过刑罚的设置惩处罪恶，指引社会群体规范自己的行为；通过法律的实施教导社会大众有所为有所不为；依托国家强制力处罚违法行为，对不法分子产生威慑。这些才是现代法律或者刑罚的应有之义。

而如果放在幼童和精神病人身上，这些可能都会“失灵”了。对幼童来讲，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在是非对错的辨别上都存在偏差，即便对其施以重刑，他还是懵懂无知，既起不到教育作用，也不能让其他幼童引以为戒。精神病人就更是如此了，在精神病人发病时，他自己都无法控制，即便在健康状态下深谙法律、一心向善，也不能杜绝病理性的“失控”。若不考虑这些因素，还要惩处这两类人的话，可能又会被贴上“不教而诛”的标签。

刑法虽然不处罚幼童和精神病人，但并不代表没有其他措施对他们进行管束。目前，我国对涉及犯罪的精神病人会进行强制医疗，通过法定的治疗机构对他们进行集中诊治，在病情好转之前都与社会隔离，防止产生其他社会危害。而在幼童犯罪方面，由于收容教养制度的废止，目前主要还是“以教代罚”，家长是承担管教义务的第一主体。

不难看出，在精神病人犯罪领域，不管是事前对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还是事后对接的强制医疗程序，已经形成了一个科学、精细的闭环。而在幼童犯罪方面，通过年龄画线认定刑事责任能力，有粗暴的“一刀切”之嫌，事后管控、教育机制也略显单薄。如果能引入西方的“恶意补足年龄”原则以及利用社会化力量加强问题儿童教育，也许会弥补短板，走出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