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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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地位、竞争与恐惧:为什么EPS公司的诱惑难以抗拒

六位数的吸引力

对顶级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工作吸引人之处的大多数解释都集中在收入上。EPS公司的薪水常常是刚毕业学生能拿到的最高数,年薪是其他类型工作的2~4倍。五位数和六位数的差别在许多学生的头脑中有天壤之别。当我问本科生沃尔特为何选择到投资银行工作时,他笑着说:“实话实说,完全是因为本杰明面值100美元的纸币上印的人物是本杰明·富兰克林,这里指薪水。——译注。”

对一些人而言,金钱是衡量个人成功的标志,本身也是工作的首要目的。“成功的部分含义,”伊斯特莫尔一名打扮干练的学生帕克说道,“是收入不错。”他要同时参加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的面试。的确,研究表明顶尖学校的毕业生比其他学校的学生更看重工作带来的物质回报,也认为高薪对整体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更大。Halaby 2003; Owens and Rivera 2012.

对其他学生而言,看重钱是迫不得已。大学本科的学费暴涨。综合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情况来看,学费在过去30年间增加了12倍(Jamrisko and Kolet 2012)。2014年,许多顶级大学每年的花费需要将近6万美元,包括住宿费、伙食费和杂费。See https://college.harvard.edu/financial-aid/how-aid-works/cost-attendance(2014年10月13日访问)。虽然大多数核心校向很多学生提供丰厚的经济资助,但不是每个有需求的学生都有资格获得。对高等教育中收入不平等的讨论,包括哪个收入群体获得了最多的经济资助,哪个群体因缺少资助受到最严重的打击,见Carnevale and Strohl 2010, Reardon 2011。许多人背负着沉重的债务。一流的工商管理硕士项目和法律博士项目则费用更高,光是学费就要大约6万美元。如果算上杂费、生活费,以及作为这些学校(以及校内的社交圈)隐性课程重要内容的社交活动和旅行的费用,每年的账单直逼10万美元。这些花费导致许多学生不得不背负六位数的债务来完成学业。Fry 2012.除非申请经济困难延期,否则他们必须在毕业后几个月内开始还贷款。接受EPS公司的工作,即使只干几年,对减轻债务也大有帮助。

部分出于这个原因,EPS公司对法学院学生的吸引力尤其大。其他工作的经济回报和大律所相比存在着实质性差别:前者的年薪约是4万美元,而后者则有16万美元或更多(不包括安家费、签约奖金和年度绩效奖)。法学院学生承受的债务对职业选择的影响,详细报告参见http:// www.nycbar.org/pdf/report/lawSchoolDebt.pdf(2014年10月13日访问),http://www.napla.org/law_school_debt.pdf(2014年10月13日访问)。迪安是我采访的一位法学院学生,进入法学院前曾在一家非营利性机构工作。他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为什么选择进入律所,即使他对那儿的工作“毫无兴趣”:


不是我粗俗,但钱显然很重要……如果薪水一样,我更愿意为政府工作。我是说,那才是我最终要去的地方……我真的不在意别人比我富有。但我现在负担不起……我打算先[在律所]干两年,还完贷款,然后做点别的事情……我不会设想自己成为纽约某家律所的合伙人或把类似的事情作为自己的事业。


尤尼斯曾经是一名工程师,现在是工商管理硕士,选择参加咨询公司和投资银行的面试。他也同意迪安的说法:“[我做这个决定]可能最大的目的就是在简历上再增加一个响亮的名字,并还掉一些贷款。”

毫无疑问,EPS公司提供的高薪对很多学生极具吸引力。然而,即使对经济压力很大的人(讽刺的是,他们最不容易获得这样的工作)来说,钱也只是这个故事的部分原因。Granfield 1992.我认为,对EPS公司的青睐远不只是出于薪水的考虑,还因为这些工作所象征的内容对名校生来说很重要。我的研究表明,公司对候选人的极力吸引,再加上候选人之间的地位竞争,创造了一场比赛,小心翼翼地操纵着学生的欲望与恐惧,而招聘者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奢华生活还是穷困潦倒

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指出,钱的用途分为社会性的和实用性的,并且承载着很多意义。Zelizer 1997.同样,吸引学生来这些工作的不仅是录用通知上多出的几个零,还有这些薪水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学生们经常二分地看待职业选择。他们把EPS公司提供的高薪与低薪工作相比较,或许因为学校就业办公室的行政人员经常就是这样区分的,这种差别也在学生圈子中广为传播。例如,许多法学院的就业服务中心张贴出大律所、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的平均工资,而没有包括薪水处于这些极端情况之间的其他工作的数据。对许多学生而言,似乎只能在奢华生活——赚取高薪,追求快节奏、光鲜的生活方式——和走向破产——赚一点点工资、勉强维持枯燥的生活——之间做出选择。因此,选择华尔街、摒弃布衣街,不光是出于利益最大化的纯粹实用性考虑,也是一种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选择。学生认为自己站在十字路口,需要在美国阶层结构的上层和中层之间做出选择。许多人想要确保在前者中占有一席之地。

大量顶尖学校的新毕业生蜂拥至几大都市的中心,例如纽约、波士顿、旧金山、芝加哥、华盛顿特区。一方面,他们被这些城市提供的兴奋感、便利设施和社交机会所吸引;另一方面,还因为这些地方有很多朋友和同学(他们同样接受了那里专业服务公司的职位)。这一现象不仅在名校毕业生中常见,在技能娴熟的工人和广义上的大学生中也很普遍。对受过教育的工作者集中在某些区域的原因和由此带来的后果的深入讨论,见Florida 2002。在解释为什么觉得EPS公司的工作吸引人时,受访的学生常常提到生活在“大城市”的渴望,那里有生机勃勃的社交活动,是“事情”发生的地方。但他们也提到大都市的生活成本(以及向他人看齐的成本)很高,因为那里的房价是全国最贵的。

奢华生活的诱惑

对很多学生来说,另一个强大的吸引力是一些人所说的“球星式”(baller)生活:与这些工作相联系的光鲜奢华的城市生活(“球星式”是俚语,指某些职业运动员奢华放纵的生活方式)。在EPS公司工作让人进入一种特有的毕业后生活:周末——或者在办公室工作至深夜后——到最火爆的夜总会享受无限量整瓶服务指顾客花高价订购整瓶烈酒,从而享受预留专桌、按要求配酒等服务。——译注、支付四位数的酒吧账单,到米其林星级餐厅品尝美食,乘坐商务舱出行,住在有门童的公寓,穿着定制的时装。尽管学校中最富有的学生在家中或社交生活中已经体验过类似的奢华,但很多人对球星式生活的初次尝试与这些公司密不可分。招聘活动在每个地区最昂贵的酒吧或餐厅举行,以神户牛肉作为开胃小菜再加顶级酒水是这类活动的标配。霍尔特会举办几场女性招聘会,其中一场在市内历史最悠久、最私密,也最昂贵的高端夜总会举行(只容纳不到30人,仅海鲜一项花费就达四位数)。无论是初次体验,还是愉快地重温熟悉的经历,学生们大都觉得这种高品质的生活十分诱人。

同样,EPS公司的暑期实习项目中,一门必不可少的非正式课程就是沉浸在这种球星式生活中在EPS公司,大多数新员工是先通过校园招聘参加了暑期实习项目,之后才被聘用的。实习项目结合了大量社交活动与对客户工作的初步尝试,为学生们提供畅饮之夜、体育或艺术盛典的首场席位、丰盛的午餐和晚宴、精彩的户外活动,甚至包括周末去郊外休闲。社交活动相对“真正工作”的比例,不同类型的公司有所区别,律师事务所暑期实习的社交性最强。,包括高端体育赛事的VIP席位、私人游艇、美味的午餐和夜店生活。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招聘主管罗茜叹了口气说:“这让他们觉得自己以后的生活也是吃吃喝喝。”律师桑贾伊描述了他的公司如何用奢华享受引诱学生:


我们带暑期实习生参观合伙人的公寓。每隔几天,我们就会办一场庆祝会或鸡尾酒会,就像是在告诉他们:“这就是你将拥有的生活”。这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新世界。这很有效……我们去[剧场]看演出,享受非常昂贵的晚餐。我们让他们感到其他水平的生活根本无法接受。这种方法很管用。


工商管理硕士西奥刚刚结束了暑期实习,最近接受了一所顶级投资银行的全职工作,他回忆起沉浸在那个世界的经历:


你会习惯只享受最好的东西。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要去一家餐厅,是比较贵但不是特别贵的那种。结果发现另一家投行(竞争对手,但排名不在前三)的人也在那儿,于是我们就临时改了计划。我们不想去一家二流的餐厅。


招聘活动和暑期实习让学生直接沉浸在球星式的生活中,与之同样重要的是,那些准毕业生、二年级的工商管理硕士、三年级的法学院学生和刚毕业的校友每年秋季带回校园的诱人故事,让其他学生间接体验了奢华的生活。对学生带回校园的诱人故事的丰富描述,见Kalfayan 2009。人力资源专员对这种“学生分享”十分了解。研究中,一些参与者公开讨论了自己所在的公司为了在校园获得美名而参与奢华之风的“军备竞赛”。律师事务所之间的竞争最为激烈,因为律所数量多,品牌认知度又不如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那样高。

校园文化的影响

除了招聘方的诱惑外,顶尖学校的校园文化也使学生在就业选择时看重球星式的生活。在名校本科生看来,非正式社交圈中的派对、聚餐、国外度假与正式的课堂学习一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研究生更是如此。这类社交活动需要大量现金或借贷。更详细的描述,见Broughton 2008, Turow 1977。尽管许多大学生都认为本科教育的目的更侧重社交而不是学术,但顶级商学院的学生对这一观点最为认同。See Armstrong and Hamilton 2013, Stuber 2011.商学院的一个明确目的就是为学生提供各种机会,建立日后用得上的各种紧密又广泛的联系。许多学生认为建立社交圈对职业发展的促进将比课堂学习更重要。对商学院组织逻辑变化的讨论,见Khurana 2007。顶级商学院课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是参加国际培训和每年的全球研修项目,参加同行的滑雪之旅、美酒品尝、两周一次的酒吧和夜总会之夜,以及出席精心设计的化装舞会。这些活动构成顶尖院校非正式课程的主要内容,但相关费用并没有包括在学费里。因此,学生经常要额外借债才能参加。不参加的人容易在社交上变得更加孤立,无法得知各种逸闻趣事或建立有用的关系。在和返校招聘的校友闲聊时,这些东西可以成为有趣的谈资。

虽然顶尖法学院的非正式课程更加均衡,重视课堂表现,但类似的情形依然存在。法学院三年级的学生塔卢拉来自一个低收入家庭,她记得曾在某个地方“看到一个数据,说是第一学年结束后,[顶尖]法学院学生的花钱水平就已经像是拿着16万美元的年收入”。我问她向这些人看齐是否有压力,“当然。你知道这些要花多少钱吗?”她指着自己的眼镜问,“是普拉达的,600美元,600美元!但这里的人会注意这些东西。他们会问你穿的是什么牌子,在哪里买的包,面试套装是什么。不是招聘者问这些,是学生问的。”我在招聘活动中遇到另一名法学院学生,他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决定参加朋友去阿斯彭(Aspen)的冬季滑雪旅行时再次验证了这种心态:“好吧,我是法学院的学生,有10万美元的贷款。所以该花就花吧,再多1000美元又何妨?”初尝球星式的生活使他们的胃口变大了,让他们渴望更多类似的东西。对于资金有限的人来说,填饱胃口需要背负额外的债务,而这使得高薪变得更加诱人。

阶层位置的重要性

在向我解释他们的工作选择时,一些学生特别关心工作直接带来的经济地位,其他人则把自己的决定视为一个更大的选择,将其与他们希望维持的生活方式、阶层位置联系在一起。我访谈了伊斯特莫尔的本科生沃尔特,他那时正在面试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的职位。他告诉我,之所以决定进入这些领域而不是其他,部分是因为“生活中拥有某些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能在我想生活的地方买一栋好房子,能度假,有能力给未来的孩子提供好的教育……这些都需要钱”。因此,学生舍弃其他类型的工作而选择EPS公司,看重的不仅是未来的高薪和某种生活方式,还有自己和未来家庭在社会阶层中的位置。

充当门挡和垫脚石的EPS工作

大多数进入顶尖学校的学生,他们的整个青少年时期都一直被培养成在高位轨道上竞争。无论是各种荣誉、先修课程、曲棍球赛,还是艺术能力,他们都争取赢得儿童时期的每一场比赛。Friedman 2013.有时候是为了追求内在的满足,有时候是为了取悦父母,还有时候则是为了赢得美国的儿童金奖——进入顶尖大学或研究生院的通行证。正如米切尔·史蒂文斯所说,美国是唯一一个民众如此关注同龄人在哪里接受教育的发达工业国家。一个人(或一个人的孩子)曾在(或正在)哪里上学是谈话中不可避免的话题,也是身份的象征。与大学有关的话题主导着高中生最后两年的生活,也给父母带来吹嘘的资本,包括悄无声息的炫耀,例如穿上印有大学名称的运动衫,在车窗贴上某所大学的校徽。

被名校录取且最终入校注册的那一小撮人从打开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就被告知自己是这个国家最优秀、最聪明的人。这一判断有录取率支持,现在名校的录取率在不到7%徘徊。See http://thechoice.blogs.nytimes.com/2013/04/15/colleges-report-2013-acceptancerates/(2014年11月30日访问)。在校期间,顶尖学校的行政体系不断亲自或以书面形式向学生重复最优秀、最聪明的咒语。学生不停地被告知自己是被选中的,是世界未来的领袖,是历史的推动者、塑造者,是他们这一代的意义创造者。See Ho 2009.当他们穿过学校精心修剪的草坪,在世界知名学者发表演讲的大讲堂、历史上知名的音乐厅和餐厅间漫步时,许多人渐渐内化了这套咒语,开始相信——即使不想公开承认——他们属于最优秀的人,自己的精英地位理所应得。Rubén Gaztambide- Fernández(2009)和Shamus Rahman Khan(2010)描述了顶级寄宿学校中相似的社会化过程,并指出学生开始内化他们的精英地位是理所应得的。

职业选择与不确定性

但是随着树叶渐黄,顶尖名校的秋天迎来了一股不确定的暗潮,对很多学生来说,是一股焦虑的暗潮。我在哈佛当了4年的本科生生活辅导员,见证了一批批刚上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他们的聊天内容从“夏天过得怎么样”变成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一直以来,美国文化将工作美化为一种使命的召唤(calling),而不是单纯的干活儿。关于在美国工作和自我实现的关系的理论视角,见Bellah et al. 1985; Halaby 2003。这种理念的当代版本是强调找到自己热情(passion)的重要性。以工作为热情所在的话语在美国年轻人,尤其是刚参加工作的人中很常见。关于每代人讲述工作意义的话语的讨论,见Foster 2013。长时间暴露在最优秀、最聪明的咒语下,让即将投身第一份全职工作的名校毕业生的热情进一步提高。Dinovitzer and Garth(2007)推测,来自顶尖学校和精英家庭的学生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习惯了强调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的重要性。尽管一些本科生和专业学院的学生在进入校园时,心中确实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使命感,例如要成为外科医生、记者或儿童权益倡导者,但许多人其实不确定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还有一些人也许知道要干什么,却不确定如何才能实现目标。成为医生或科学家有清晰的道路,但怎样才能成为政治家、法官、首席执行官呢?最后,一些学生可能确切知道自己的热情所在——也许是成为一名老师或艺术家——但不确定这样的工作对自己来说是否足够好,毕竟他们是最优秀、最聪明的人,而且在名校接受了昂贵的教育。

名望的庇护所

一些还不知道自己的热情所在,或者不知道如何实现职业目标的学生,把在EPS公司工作视为一种推迟决定的方式。在咨询师兰斯看来,投资银行、管理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已经成了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名校生的进修学校”。学生之所以走向这些工作岗位,不仅是受到高薪、球星式生活的吸引,也因为这样做可以暂时逃避选择。这些工作岗位是镀了金的门挡,既可以让人在寻找并投身某项事业的任务中暂时休息一下,也有可能打开新的大门。EPS公司的工作是年轻员工的垫脚石,一旦他们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就可以做好准备转到自己喜欢的公司、非营利组织或政府部门的岗位。工商管理硕士埃伦只申请了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的工作,他解释说:“我想找这样一条道路,既让机会的大门一直向我打开,又能允许我在思考自己到底对什么有热情的同时积累一些技能……而我知道有一家大公司的名字印在简历上对我只会有帮助。”有高科技背景的工商管理硕士卡梅伦解释了他和他的同学为什么决定申请咨询公司:


就是落入这样的陷阱。我有种很多人都有的心态,就是如果不确定从商学院毕业后干什么,就去咨询公司干上两年好了……它会给你时间想清楚自己到底对什么有热情,因为你可能正好做了某个行业的项目……而且,这种工作有点像商学院的延续,能学到很多。


这些工作的作用不只是让新人暂时停止思考自己一生到底要做什么。许多新获聘的毕业生认为自己接受工作“不会输掉什么”,因为这些公司名气很大。法学院学生伊莎贝尔这样说:


法律界有点是靠名声驱动的……如果你没想留下来,[那么]我觉得这份工作也会有帮助……你的律所名气越大,以后想干其他事情就越容易……向下流动比向上流动要容易……Vault.com(一家根据声望给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排名的网站)就相当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之于高等院校,你懂的。无论什么领域,哈佛大学的学生总是比爱荷华州立大学的毕业生好找工作。


总之,EPS公司的工作是重要门挡和垫脚石的共识,使这些岗位成为安全的选择,它们让机会的大门一直敞开,允许学生真正的热情到来。即使热情最终没有出现,这些工作也提供了进入收入更高的新工作的入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