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本文的讨论表明司法证明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的科学解释的公认模式之间的特定相似性。它们都运用归纳逻辑和推理—律则这样的解释结构。更重要的是，在两种领域中，证明拥有一种因果—说明的性质。但更仔细的检验会表明司法证明甚至不是与科学解释最接近的模式。自然科学中的诸解释追求的是普遍性。另一方面，司法证明凭借区分与类推，会更为仔细地进行一个与古典的科学方法相比的、与临床研究（尤其是医学中的）类似的过程。
这些差异性可以被追溯到科学与法律的各自的认知旨趣，并且它们在相反程序中被显示出来。法律不会用系统性的实验，并且，法律缺乏任何外在的检测一般理论有效性的标准和证明第一位的事实性论点，它会强调发现自身的过程。
法律的发现紧密地联系着程序公正的理念，并且在认知性的、观念性的和意识形态的法律理论范围内行事。许多更有可能被认为与法律发现的实证特质有关，并且对司法证明的理性和合法性有影响。但在本文中，初步的分析应该会被视为富有启发性的起点，这是为了有关司法证明的批判性评价。
司法证明在根本上与科学解释不同，这一结论在它本身当中并不暗含着，法律中的事实认定对公正而言是非理性的或失败的，尽管它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司法系统提供的公正，并且阐明它的边界和限制。[69]但对司法证明之逻辑更广泛的理解，需要的是一种对事实认定更充分的、规范性和描述性的解释，就像涉及证据、裁决和法律的，更为广泛的理论的组成部分。法律中缺少一个更完整的有关事实发现的理论，这对确定司法证明是一个强意义上的循环而言是不成熟的。尽管嵌入的和不可逆的错误的危险不能被抵消，那么积累的司法经验对这些错误是有价值的。而且，法律中的事实认定将外部评价隔绝，得到了其他有关终极性、稳固性、一贯性和既判力的价值的巩固。
对事实进行法律上的发现，是一个令人困惑和迷惑的现象，而且发现的程序在很大程度上，是隐藏在直接观察不到的地方。对事实的司法证明的生命是一件逻辑的和经验的事情，这就改写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名言。还有另一位福尔摩斯（SherlockHolmes），也就是夏洛克的机智评论。[70]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如果你描述了一连串与他们有关的事实，他们会告诉你结果可能会是什么。他们能够将这些事实存放在大脑中，从中得出将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只有极少数的人，如果你告诉他们结果，他们就有可能会从他们的内在意识中推导出导致结果发生的途径。[71]
[1]多伦·梅纳什，以色列海法大学法学系高级讲师，电子邮箱：dmeashe@law.haifa.ac.il.作者感谢保罗·罗伯特教授，他的评论极大地改善了本文的质量；作者也十分感激沙伊·奥特赞里（LLB）和拉比（Assi LLM）对本研究的协助。
[2]杨菁，女，陕西渭南人，吉林大学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2014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证据法哲学、法律方法论。
[3]H.Wigmore，《司法证明原则——在司法裁判中包含逻辑学、心理学，一般经验和阐明（第三版）》（the Science of Judicial Proof as Given in Logic，Pschology，and Experience and Illustrated in judicial trials，3rd ed.），Little，Brown：Boston，1937.参见D.H.Kaye，《法律和科学中的证明》（Proof in Law and Science），（1992），32 Jurinetrics Journal 313；L.Loevinger，《在科学和法律中的证明标准》（Standards of Proof in Science and Law），（1992），32 Jurinetrics Journal 327.
[4]参见Kaye，above n 1；J.D.Jackson《刑事程序中的证明的两种方法》（Two Methods of Proof in Criminal Procedure），（1988），51 MLR 549，556～7.
[5]Wigmore，above n.1 at 9
[6]C.G.Hempel and P.Oppenheim，《解释的逻辑研究》（Studies in the Logic of Explanation），（1948），15 Philosophy of Science 75，reprinted C.G.Hempel，《科学解释诸方面以及其他科学哲学论文》（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Free Press：New York，1965；C.G.Hempel，《自然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Prentice Hall：Englewood Cliffs，NJ，1966.
[7]这里需要详细说明的是亨佩尔模型的明显缺失，亨佩尔秉持休谟的因果关系的方法——例如，因果关系被看作是一种与规律有关的表述，表达了与规律有关的适当的事实，Hempel，above n.4 at 360.
[8]W.C.Salmon，《科学解释40年》（Four Decade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Minneapolis，1990，ix.
[9]K.P.Feyrabend，《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New Left Books：London，1977；K.P.Feyrabend，《自由社会中的科学》（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New Left Books：London，1978.
[10]例如Manitn v Osborne（1936）55 CLR 367 at 375，在本案中，Dixon.J提到的是“根据日常经验理性地判断出的可能性或较大的可能性”。
[11]在枚举归纳当中，对推论的衡量被认为是对过去观察到的现象发生次数的函数。例如，对“太阳明天从东方升起”的归纳被认为非常有效，而不是绝对确定，因为这个归纳依赖于过去大量的日出东方的次数，而没有观察到一个单独的反例：参见L.J.Cohen，《可能的与可证明的》（the Probable and the Provable），Clarendon Press：Oxford，1977，352；I.Copi and C.Cohen，《逻辑导论》（Introduction to Logic，8th ed.），Macmillan：New York，1990，363-4.
[12]也见于E.Nagel，《科学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ce），Routledge ＆ Kegan Paul：London，1961.
[13]Copi and Cohen，above n.9 at 382～4.
[14]参见C.G.Hempel，《自然科学的哲学》，Prentice Hall：Englewood Cliffs，NJ，1966，49～54；C.G.Hempel，《科学解释诸方面以及其他科学哲学论文》，in Hempel，above n.4 at 331～52；M.G.Farrell，《德尔伯特诉对莫雷尔·道制药有限公司案：认识论和法律程序》（Daulbert v.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Inc.：Epistemology and Legal Process），（1993-1994），15 Cardozo Law Review 2183 at 2190.See also T.A.Brennen，《因果链条和统计链接：科学的不确定性在有害物质诉讼中的作用》（Causal Chains and Statistical Links：The Role of Scientific Uncertainty in Hazardous-Substance Litigation），（1988），73，Cornell Law Review 469 at 480；W.V.Quine，《最近哲学的主要趋势：经验主义的两个定理》（Main Trends in Recent Philosophy：Two Dogmas of Empiricism），（1951），60 Philosophy Review 20 at 42.
[15]《理论上诸实体的本体论状态》（On the ontological status of theoretical entities），see Hempel，above n.12 at 77～82；Quine，above n.12 at 42～3.
[16]例如，电磁波、万有引力、各种气体的分子运动和物质原子理论当中的亚原子微粒，这些“实体”甚至在显微镜等工具的帮助下都不可见。
[17]这并不意指经验观察在任何先前的理论保证的意义上说是“客观的”；这可能是一个对科学方法过于简单化的看法，参见N.Warburton，《哲学的门槛》（Philosophy：The Basics），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2，84。然而，只要我们拒绝完全相对地放弃观察/理论这一二分法，这种对科学解释之逻辑的描述就是有意义的和可理解的。
[18]Copi and Cohen，above n.9 at 422～3.
[19]参见B.Black，J.F.Ayala and C.Saffian-Brinks，《科学和法律在德尔伯特案中的觉醒：科学知识的新探索》（Science and the Law in the Wake of Daubert：A New Search for Scientific Knowledge），（1994），72 Texas Law Review 715 at 755；J.F.Ayala，《生物作为一个自主的科学》（Biology as an Autonomous Science），（1968），56 American Scientist 207；B.L.Diamond，《科学方法与法律》（Scientific Method and the Law），（1967），19 Hastings LawJournal 179 at 181.
[20]或者像亚里士多德称之为“证明的推理”：参见R.Jeffrey，《判决的艺术和可能性》（Probability and the Art of Judg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2，203～12.
[21]如例所示，即L.Jonathan Cohen著名的“逃票者悖论”，参见Cohen，above n.9 at 75.
[22]Cf.Jeffrey，above n.18 at 203～15；Hempel，《自然科学的哲学》，above n.12 at 58～9（提到的“为实践目的的确定性”）。排除Glanville Williams反对逃票者悖论的答案的极端形式，如果p（x）=0（票没有被卖出），原告运动场所有者能在单纯的概率基础上，准确地打赢每一个案件，参见Glanville Williams，《数学证明》（The Mathematics of Proof），［1979］Crim LR 297.
[23]M.Redmayne，《客观概率与证据评价》（Objective Probability and the Assessment of Evidence）（2003），2 Law，Probability and Risk 275.
[24]Cf Wigmore，above n.1 at 24，citing A.Sedgwick，《谬论：从实践方面看逻辑》（Fallacies：A View of Logic from the Practical Side）（1884），270.
[25]For discussion，see A.Porat and A.Stein，《不确定性下的侵权责任》（Tort Liability under Uncertain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2001.
[26]参见R.M.Eggleston，《证据，证明和概率》（Evidence，Proof and Probability），2nd ed.Rothman：Littleton，1983，25～6.
[27]参见S.H aack，《调查和宣传，可错性与终结：在科学和法律中的文化及推论》（Inquiry and Advocacy，Fallibilism and Finality：Culture and Inference in Science and the Law），（2003），2 Law，Probability and Risk 205-6.也见于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125 L Ed 2d 469，481（1993）在本案中，布莱克门大法官将科学描述为“一种彻底的、理解宇宙的研究”。
[28]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根据已知试图阐明奇异与未知。相反，科学有时会通过未知说明已知，例如日常的昼夜交替、季节变换、雷与电或者当重物的支撑移去会导致降落。正如亨佩尔写道，科学解释的目的是“一种客观的洞见，它依靠系统的一致性，借助于将诸现象展现成表象来实现，这些表象之下潜藏的普遍结构和过程，使特定的、可验证的基本原理保持一致”。参见Hempel，above n.12 at 83.
[29]参见Loevinger，above n.1.
[30]这种方法论原理被称为奥卡姆剃刀或节约定律而广为人知，参见e.g.，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simplicity，accessed 28 October 2007，and references noted therein.
[31]Cf.N.Goodman《归纳问题和推断的新谜题》（The New Riddle of induction Problems and Projects），Bobbs-Merrill：Indianapolis，1972.
[32]参见布莱克门大法官在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案中的论述，125 L Ed 2d 469，481（1993）该诉讼涉及到《法律纠纷的特殊的解决》（particularised resolution of legal disputes）；Farrell，above n.12 at 2204.这也是建立在L.Jonathan Cohen的归纳概率的基础上，参见Cohen，above n.9.
[33]例如，在法律规则的相关性与证明标准当中可以看到这种细节，它们通常与当前的案件的特定事实有关。法律上的证明必须依赖“个人的”证据，比如有关即将到来的事务的部分或整体的个人证据。
[34]参见A.E.Acorn，《相似事实证据和归纳推理原则：有意义》（Similar Fact Evidence and the Principle of Inductive Reasoning：Makin Sense），（1991），11，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63；Redmayne，above n.21 at 280.
[35]参见A.Scolnicov，《法律事实认定中“相关性”的相关性》（On the Relevance of“Relevance”to the Theory of Legal Fact-Finding），（2000），34 Israel Law Review 260.
[36]根据范·弗拉森的结构经验主义理论，研究者认知兴趣的灵敏度是一种普遍的、对所有解释（适用）的标准，参见B.C.Van Frassen，《科学的形象》（The Scientific Image），Clarendon Press：Oxford，1980.
[37]比如，参见Scolnicov，above n.33 at 299.“区别”在历史研究中的因果关系的因素特征，see H.L.A.Hart and A.M.Honore，《历史和法律中的因果关系判断》（Causal judgment in History and the Law），in W.H.Dray（ed.），《哲学分析与历史》（Philosophical Analysis and History），Greenwood Press：Westport，1966，219；R.Taylor，《形而上学》（Metaphysics，3rd ed.），Prentice-Hall：New Jersey，1983，86～7.
[38]有些人认为，自然规律可能会采纳一种相似的逻辑形式。尽管反例的存在可能被视为对全体的普遍性反驳，但所谓的“其他条件不变定律”仍旧为真，参见N.Cartwright，《物理定律如何撒谎》（How the Laws of Physics Lie），Clarendon Press：Oxford，1983；S.Smith，《违反法律，在其他条件不变条款和能力》（Violated Laws，Ceteris Paribus Clauses and Capacities），（2002），130 Synthese 235.
[39]See E.U llmannm-argalit，《论推定》（On Presumption），（1983），80 journal of Philosophy 143.
[40]这是认识的前提，参见CA.3158/00 Magidish v The State of Israel 54（5）PD 80 at 85.
[41]Ullmann-Margalit，above n.37.
[42]参见M.P.Golding，《法律推理》（Legal Reasoning），Alfred Knopf：New York，1984。在正式的术语中，依靠类推的论证以下列方式进行：
（1）X、Y是质P、Q范围内的实体，
（2）X有一个额外的质R，
（3）P、Q是与R相关的质，
结论：在缺少冲突特征的情况下，Y有质R。
[43]Copi and Cohen，above n.9 at 381～2.
[44]A.Koestler，《分水岭：约翰尼斯·开普勒传》（The watershed：A Biography of Johannes Kepler），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London，1960.
[45]化学家凯库勒根据传说，在梦中发现了苯的分子结构，参见Hempel，above n.12 at 15～16.一个更著名的事例（可能是伪造的）是牛顿的故事，他坐在林肯郡伍尔斯索普的苹果树下，一个苹果落下砸到他的头，这启发他思考万有引力。
[46]有一个近似的事例，参见Z.Bechler，《17世纪革命的本质与灵魂》（The Essence and Soul of Seventeenth-Century Revolution），（1987），1 Science in Context 94.
[47]相反，奇怪的发现方法能为创新思维提供强有力的推动力，这是因为他们挑战了主流的、制度化的、类型化的范式。参见E.D.Bono，《我是你非》（I Am Right You Are Wrong），Vilding：New York，1990，51～3，90～1.
[48]直到几十年前，科学上的发现与证明的区分几乎被认为不证自明，但最近受到了库恩影响颇深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aucto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96）的挑战。例如，也见于S.Jasanoff，《对于社会科学，法官应该知道些什么》（What Judges Should Know about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1992），32 Jurieietrics Journal 345 at 349；T.F.Gielyn，，《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界与区分：科学家的职业意识形态的特性与旨趣》（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Strains 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1983），48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781.
[49]See Z.Bankowsi，《陪审团与实在性》（The Jury and the Reality），（1990），11，Law，Interpretation and Reality 226；cf.R.Wasserstorm，《司法判决》（The Judicial Decision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1961.
[50]也见于R.J.Allen，《重新定义民事诉讼》（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Civil Trial），（1986），66，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479（该文认为民事诉讼的各部分可能会选择非正统的证据机制，比如依赖于原始的统计证据，直到他们观察到基本原理，即争议必须以理性和逻辑的方式得到安置）。
[51]See Kaye，above n.1.
[52]比如，参见联邦证据规则403，discussed by Haack，above n.25 at 208.也见于R.J.idlen and B.Leiter，《自然化的认识论与证据法》（Naturalized Epistemology and the Law of Evidence），（2001），87 Virginia Law Revie4 1491 at 1502.
[53]参见Wigmore，above n.1 at 47，citing S.J evons，《科学原则：论逻辑和科学方法》（The Principles of Science：A Treatise on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2nd ed.），1877，reprinted 1907.
[54]当信息被事实认定者们认为充分时，他们可能求助于证明责任规则，但这种适当的程序以举例的方式证明了司法证明与科学解释的差异。
[55]因此，普通法传统的判决（被威格莫尔定义为著名的“为发现真相而发明的最伟大的法律引擎”）中，交叉询问的核心并不关注缺乏坚实的科学和实验基础的情况，这些基础会证明它的有效性，参见J.H.'Wignore，《证据论》（Treatise on Evidence），Chadbourn rev.1974§1974.
[56]参见Daubert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125 L Ed 2d 469，481（1993）；Farrell，above n.12 at 2203～4.
[57]参见Copi and Cohen，above n.9 at 441～2.
[58]Hempel，above n.4 at 1.
[59]参见K.R.Popper，《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Hutchinson：London，1959.Cf.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125 L Ed 2d 469，482～3（1993）.
[60]有些人坚持认为，这种反驳并不是对特定的理论的反驳，而是拒绝一种理论间的关系，就像所有的科学知识那样。例如，参见p.Duhem，《物理学的结构与目的》（The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Athenaeum：New York，1962；Quine，above n.12 at 37～42.当然，这种反驳相对弱小，尽管并不详细。
[61]参见Popper，above n.57.
[62]参见K.Popper，《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Routledge ＆ Kegan Paul：London，1945.
[63]R.J.Alien，《司法证明的性质》（The Nature of Juridical Proof），（1991），13 Cardozo Law Review 373，383～96.也见于D.Menashe and M.E.Shamash，《叙事的谬误》（The Narrative Fallacy），（2005），3（1）International Cornnentary on Evidence，Article 3，available at http://www.bepress.com/ice/vol3/issl/art3，accessed 29 October 2007.
[64]B.W.Tuchman，《愚政进行曲：从木马屠城到越南战争》（The March of folly：From Troy to Vietnam），Knopf.New York，1984.
[65]Allen，above n.61 at 391.
[66]A.Stein，《证据法的重建》（The Refoundation of Evidence Law），（1996），9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2 79；A.Stein，《反对自由心证》（Against“Free Proof”），（1997），31 Israel Law Review 573.
[67]Cited in Copi and Cohen，above n.9 at 366.50
[68]例如，参见P.Lipton，《最佳解释推论》（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Routledge：London，1991.有一些尝试，在IBE模式的理论范围内检验法律思想。例如，参见K.Abimbola，《法律当中的反绎推理：分类法与最佳解释推论》（Abductive Reasoning in Law：Taxonomy and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2001），22 Cardozo Law Review 1683.
[69]参见T.Adorno，《认识论导引》（Enileitung in die Erkenntnistheoris），Junius：Frankfurt，1958，19～31.
[70]福尔摩斯的有启发的方法已经从IBE模式的理论背景中分析出来，参见U.Eco and T.Seboek（eds.），《三种符号：杜宾、福尔摩斯与皮尔斯》（The Sign of Three：Dupin，Holnes，Pierce），Indiana University Press：Bloomington，1983.
[71]A.Conan Doyle，《血字研究》（A Study in Scarlet），cited in Copi and Cohen，above n.9 at 436.这个被福尔摩斯所注意的不对称可能由这个事实来解释，即它在将来会比在过去逐渐地更容易理解为通过归纳推理的认知和预测。这会反应在我们单向的、有关因果关系（从过去到将来）的观念中，并且也是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可选择的因果关系会导致相同的结果。更深入的分析参见Y.Steinitz，Etz Ha’Da’at，《知识之树》（The Tree of Knowledge），Dvir Press：Tel-Aviv，2004，96-108（in Hebrew）（citing the example of entr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