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证券违法行为类型与分布之变迁

（一）行为法律性质

根据行为的法律性质，本文将证券违法行为分为8种，517份样本案件中这8种违法行为各自的数量与比例如表1所示。

可见，排在第一位的是信息披露违法案例，占总样本的59.19%，将近六成。第二位的是内幕交易，占比近二成（16.05%），这“归功”于近年来证监会采取的内幕交易“零容忍”态度。第三位是违规买卖股票，主要表现是“法人以他人名义设立账户或者利用他人账户买卖证券”，将近占一成（9.67%）。接下来是证券公司挪用客户资金、操纵市场、基金经理“老鼠仓”、证券投资顾问欺诈客户、短线交易等。后六类案件的发案率都没有超过10%。

与“白文”中所统计的上个世纪末我国证券违法行为相比，新世纪的证券违法行为呈现出以下变化：

1.操纵市场类案例、透支挪用类案例所占比例急剧减少。上个世纪末排在第一位的证券违法案件是操纵交易价格类案件，占30%，第二位是透支挪用类的违法案件，占18.3%。操纵市场类案件的减少主要归功于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流通股数量大幅度增加，操纵股价的难度加大。透支挪用类违法案件的减少主要归功于2005年10月《证券法》修改时第139条强制推行的客户证券交易保证金由商业银行作为第三方托管，消除了证券公司作案的便利与可能性。[5]通过对新世纪以来这31个证券公司挪用客户资金案例进一步统计发现，它们的违法行为的开始时间都在2006年1月1日修改的《证券法》实施之前，而结束时间除中科证券一例是2006年2月之外，其余30件案例均是在2006年1月1日之前。这说明2005年10月《证券法》第139条关于客户证券交易保证金由银行作为第三方托管的修改是成功的，成绩是显著的。

2.信息披露违法案例和内幕交易案例大幅度上升。在“白文”中，上个世纪末，欺诈发行股票或债券、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编造虚假信息、中介人员虚假证明等四类案件（相当于本文中所述的信息披露违法案件），合计占比约33%，但本文的实证数据表明，它们已经上升到了59.19%，稳居“证券违法行为榜单”的第一位。在“白文”中，上个世纪末，内幕交易案例占比约7%，但新世纪以来，已上升到了16.05%，翻了一倍还多。

3.新的证券违法类型出现，即基金经理“老鼠仓”案例。进一步统计发现，这8个案例的违法行为开始时间均是2006年以后，显然这是一种新的证券违法行为类别。由于基金经理“老鼠仓”案例违法所得的数额一般都比较大，动辄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因此，最近几例“老鼠仓”案例都按照公安部的要求移送公安和检察机关提起刑事诉讼（如后来发生的“马乐案”）。如果加上这些刑事案件，“老鼠仓”案例的数量和占比会更大。这说明今后还要对这种案例多加关注。

（二）市场环节

依据市场环节，证券违法可以分为证券发行中的违法与证券交易中的违法。“白文”统计发现，我国在上世纪末，证券交易中的违法犯罪最为常见，占78.3%；证券发行中的违法犯罪只占21.7%。那么，新世纪以来如何呢？本文的统计如表2。

可见，证券发行环节的违法比例进一步降低，证券交易环节的违法比例进一步上升。这说明，将执法重点放在交易环节是正确的。

进一步对证券发行环节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这30个证券发行环节的违法，27个属于“欺诈发行股票”，[6]1个是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深圳证券业务部1996年9月为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本公司B股股票提供融资976万港元并获取利息收入24万港元；2个是“违反了《关于禁止证券经营机构申购自己承销股票的通知》”[7]（国信证券和大鹏证券，违法时间在2001年）。可见，在发行环节中，执法重点在于“欺诈发行股票”。未来随着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推行，预计此类违法行为会进一步增多。

（三）利益关系

证券违法行为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类加害与被害关系，加害人分别为证券经营者、发行人、投资者、中介组织，而最终的被害人都少不了投资者。本文按照这种分类方法对新世纪以来的证券违法行为进行了统计，并形成了与“白文”的对比，如表3所示。

对比发现，证券经营者（包括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违法行为大幅减少，这说明证券公司步入良性经营轨道，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卓有成效。发行人和投资者的违法行为大幅度上升。进一步统计发现，发行人违法主要是信息披露违法，而投资者违法则包括从事内幕交易、违规买卖股票、超比例持股未依法披露和操纵市场。在被处罚的63家中介组织中，会计师事务所是“重灾区”，它们主要为信息披露违法所牵连，共被处罚了47家次。

（四）行为载体

证券、信息、资金是构成证券市场的三个基本要素。证券违法则依其载体的不同可分为三类：市场禁入型违法、信息优势型违法和资金优势型违法。与“白文”描述的上个世纪末的情况对比，新世纪以来的情况如何呢？如表4所示。

可见，资金优势型违法行为大幅度降低，由65.0%降到了9.67%，这主要是因为挪用客户资金类和操纵市场类案件的大幅度减少。信息优势型违法行为（主要包括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内幕交易、短线交易、基金经理“老鼠仓”等）大幅度上升，超过总样本的80%，这印证了证券市场首先是一个信息市场，证券法和证券监管的主要功能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市场禁入型违法行为略有上升，主要表现为法人违法利用他人账户买卖股票、当事人在限售期内违规买卖股票以及证券从业人员违法买卖股票。这说明我国证券市场的管制还是比较严格的。[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