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证券违法行为之交互分析
（一）市场环节与利益关系的交互分析
表5 新世纪以来证券违法行为市场环节与利益关系的交互分析（2001.1～2014.5）
在证券发行市场中，根据“白文”的统计，在上世纪末，绝大部分（69.2%）的违法行为都是由发行人实施的，发行人是证券发行环节中最主要的违法者，其余部分由中介组织实施，没有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的足迹。但根据表5的统计，新世纪以来，包括律师和会计师在内的中介组织则是主要的证券违法者（40%），发行人和证券经营者各占30%。这主要是因为，发行环节的违法主要是欺诈发行股票（27件案例），而证监会在处罚时，往往是“1+3”模式，即发行人、保荐人、律师、会计师“一个都不能少”，由于律师和会计师合起来计算，因此其数量超过了发行人。总之，在证券发行市场中，防范违法行为的重点是除投资者以外的发行人和保荐人、律师、会计师。
在证券交易市场中，根据“白文”的统计，在上世纪末，占主导地位的违法者是证券经营者（55.3%），第二位的是投资者（27.7%），发行人实施的违法行为比重很小。新世纪以来则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变化：发行人实施的违法行为位居第一位（40.25%），主要表现为发行人上市后在持续信息披露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投资者实施的违法行为位居第二位（40.04%），主要是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超比例持股却不知或不予披露、违规买卖股票等，这说明了投资者教育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不过二者相差不大，旗鼓相当。证券经营者的违法行为降至最低（8.83%），再次显示证券公司的经营管理步入相对良性的健康发展轨道。总之，在证券交易市场中，防范违法行为的重点是发行人（上市公司）和投资者。
（二）市场环节与行为载体的交互分析
表6 新世纪以来证券违法行为市场环节与行为载体的交互分析（2001.1～2014.5）
在证券发行市场中，根据“白文”的统计，在上世纪末，以信息优势的滥用表现出来的违法犯罪占到了92.3%。新世纪以来仍然是如此，比重高达90%。这说明发行市场中的违法主要是信息优势的滥用，突出表现是虚构虚假信息。在证券交易市场中，根据“白文”的统计，在上世纪末，主要是资金优势的滥用。但新世纪以来，随着操纵市场案例的急剧下滑，资金优势的滥用大幅减少，仅占10.27%；而随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增多，信息优势的滥用曾陡增至80.08%。这说明一、二级市场都是信息优势的滥用居多，证券监管应确立以信息披露为主的监管理念。
（三）利益主体与行为载体的交互分析
表7 新世纪以来证券违法行为利益主体与行为载体的交互分析（2001.1～2014.5）
在发行人实施的违法行为中，“白文”表明，在上世纪末，68.8%都是滥用信息优势的行为，只有一小部分为滥用资金优势的行为。新世纪以来仍保持了发行人以滥用信息优势为主的势头。不过，发行人不再滥用资金优势了，而全部都是滥用信息优势。
在证券经营者实施的违法行为中，“白文”表明，在上世纪末，是以滥用资金优势的行为为主（96.2%）。但新世纪以来，滥用资金优势尽管仍占主导地位（56.36%），但滥用信息优势所占比例也不小（32.73%），主要表现是股票发行欺诈中的不尽责或隐瞒真实信息以及基金经理“老鼠仓”。这说明防范证券经营者违法的重点应发生偏移，应在关注证券经营者滥用资金优势违法的同时，也关注其滥用信息优势违法。
在中介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所实施的违法行为中，“白文”表明，在上世纪末，也是以滥用信息优势为主（80%）。新世纪依然保持了这一特征，不过比重更高（95.24%）。
证券经营者和中介组织（在证券实务中被称为中介机构），都有很高比例的滥用信息优势行为，这说明了它们具有信息功能，是资本市场上的信誉中介或声誉中介（reputational intermediary）。作为市场的重复交易者，它们向投资者提供金融产品的核实和鉴定服务，以其信誉为金融产品供应者提供产品的质量担保，从而使投资者据此信赖发行人的信息披露和证券品质，因此，被称为资本市场的“看门人”（gatekeeper）。[9]促使中介机构守护好“看门人”职责对于减少证券市场上的违法行为至关重要。
在投资者实施的违法行为中，“白文”表明，在上世纪末，最主要的还是滥用资金优势（69.2%），其余30.8%为滥用信息优势的违法。表7表明，新世纪以来，滥用资金优势的违法行为在减少，仅占8.21%；滥用信息优势的违法行为增长很快，达到了69.23%；尚有22.56%的行为为市场禁入型违法。这主要是内幕交易和股东持股超比例未披露等违法行为增多的缘故。说明防范投资者违法的重点也在信息滥用方面。这还说明，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除了发行人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外，投资者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控股股东、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内幕信息知情人与公众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根据上世纪末证券违法行为的特征，“白文”认为，从行为所利用的载体这个角度来看，发行人和中介组织的行为方式比较接近，证券经营者和投资者的行为方式比较接近。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证券业监督过程中，对信息拥有、利用的监管制度的设计，应以发行人和中介组织为主要对象，对资金优势的监管制度的设计，则应以证券经营者和投资者为主要对象。[10]但时过境迁，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操纵市场类案件的大幅减少，除证券公司外，其他行为主体，都是以信息优势为牟利工具。加之证券经营者滥用信息优势的违法也占有较大比例，因此，证券监管的制度设计，都应主要针对信息。由是，系统确立信息披露制度在证券法上的中心地位，不断增强证券市场上信息披露的质量，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