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中国近代法制转型的过程中，法观念的更新是重要的思想前提。从魏源、洪仁玕、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沈家本到孙中山，他们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是法观念更新的先驱者。经过他们，由固守成法，转向师夷变法;由维护三纲，转向批判三纲，由礼法结合，转向礼法分野;由以人治国，转向以法治国;由重农抑商，转向重商恤商;由以刑为主，转向诸法并重;由君主专制，转向君宪共和、民主共和;由司法与行政不分，转向司法独立。这些法观念的更新，是近代中国社会剧变的反映，是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呐喊，是新的法文化思潮的产物。虽然它还不成熟、不定型，更没有成为广大中国人自觉的理念，但却是晚清修律与司法改革的思想动力，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时代先声。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代先驱者的法观念的更新，就不会有晚清修律和民国法制的缔造。

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国人民又经历了一次法观念的更新:从法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向法是社会利益调整的手段;从依政策治国，转向依法治国;从法律虚无主义，转向法律权威主义;从义务本位，转向权利本位;从息讼贱讼，转向诉讼权利;从权力服从，转向法律服从，等等。没有这一次的法观念的更新，就不会有今天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

由于法观念、法律意识是反映公民素质的重要尺度，因而加大法观念更新的力度，既是中国人在21世纪面临的课题，也是对21世纪所面临的挑战的切实回答。为此，还需要克服保守的惰性，使新的法观念与新的伦理道德观念紧密联系，并与新的哲学思想、社会学思想进行必要的整合。这样，中国人走向法律的自由王国的道路会更便捷、更顺畅。过去中华法系曾经以其先进性影响过东方世界，今后中国法律要想求得再度辉煌，也须在它的独特性和先进性上创立业绩，要在继承中创新，在时代性中体现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