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金生、行间玉润的褚遂良

如果说，欧阳询和虞世南这两位由陈而入隋、由隋而入唐的书法家尚带有某种由南而至北的过渡色彩，那么褚遂良和薛稷这两位后生晚辈则开始了折衷碑帖、融会南北，从而规范书林、陶铸天下的“立法”运动。据《旧唐书》八十卷记载，唐太宗曾有“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的慨叹，而精于书法之道的魏徵当即保荐：“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于是褚遂良便被太宗召见，并被委任为皇帝身边的侍书。

在这里，魏徵的两句评语是耐人寻味的，按理说，王羲之书法的最大特点并不在“遒劲”二字，那么“甚得王逸少体”的褚遂良又是如何体现这种风格的呢？时至今日，故宫博物院仍保留着褚遂良摹写《兰亭序》（彩图6）的墨迹，而宋代书法家米芾在其拖尾处题写的“虽临王帖，全是褚法”这八个字便点破了其中的奥秘。事实上，任何艺术家要在审美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都必须体现其时代的独特风尚，即使是临摹前人，亦须有自己的特点。以时代论，褚遂良比虞、欧二人晚生近四十年，在他出道的时候，唐代已迎来了“贞观之治”，国力的强盛显然有助于书法的“遒劲”。以人格论，褚遂良是继魏徵之后著名的诤臣，其刚正不阿的个性显然也有利于笔下的“遒劲”。

从书法渊源上看，褚遂良既以虞世南为师，又学欧阳询的楷法；在创作道路上，他曾有过一个“由碑入帖”、再“由帖返碑”的过程。我们知道，虞、欧的不同，虽有个人气质的差异，但说到底，还是南、北文化的熏染；而碑、帖的不同，虽有笔法趣味的差异，但说到底，也还是南、北文化的不同。褚遂良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博采虞、欧，转折南、北，最终实现了二者的统一，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界。以著名的《倪宽赞》（彩图7）为例，既有虞书的潇洒，又有欧书的力度；既有南帖的趣味，又有北碑的风范。从字形上看，它方正大气，气势开张；从笔画上看，它又细若游丝、娟秀婉转。真所谓“字里金生，行间玉润”（《唐人书评》）。正是这种似瘠而丰、似刚而柔、似南而北的特点，使其具有了典范的意义，给后人以不同的联想和多样的发展空间。清人王澍云：“褚河南书，陶铸有唐一代。稍险劲则为薛曜，稍痛快则为颜真卿，稍坚卓则为柳公权，稍纤媚则为钟绍京，稍腴润则为吕向，稍纵逸则为魏栖梧，步移不失尺寸则为薛稷。”（《虚舟题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