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剑履南宫入，簪缨北阙来”：书法、绘画

从区域文化的角度上讲，中国古代东西分别小而南北差异大。以淮河——秦岭为大致界限，可以明显地看出南北两地迥然不同的区域个性与人文特征。“长城饮马、河梁携手，乃北人之气概；江南草长、洞庭始波，乃南人之情怀。北有俊鹘盘云、横绝朔漠之气；南具月明画舫、缓歌慢舞之观。”王国维认为，早在春秋以来，我国即可在道德政治上分为南北两派：北方派是帝王派、近古学派、贵族派、入世派、热情派、国家派，其学说大成于孔子与墨子；南方派是非帝王派、远古学派、平民派、遁世派、冷性派、个人派，其学说大成于老子与庄子。其实，不仅哲学上有北“儒”、南“道”的对立，文学上有北“风”、南“骚”的分野，学术上亦有北“考据”、南“义理”的分歧……正像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所说的那样：“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一不与地理有密切之关系。”这其中，自然也包含着审美文化上的“刚”“柔”之别。

“永嘉之乱”，中原地区成为各少数民族纷争的战场，司马王朝不得不改弦更张，重新组成偏安的南方政府，以后作为华夏正统的宋、齐、梁、陈，也都以南京为都城，因而在文化心理上自然有了南方纤弱、细腻的特点。与此相反，由北魏到北齐、北周所统治的北方地区，由于受游牧民族的影响，原本刚烈、豪放的文化特征便日益加强。于是，南北固有的审美趣味也进一步拉开了距离：“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魏徵《隋书·文学传序》）审美趣味的差异绝不仅仅表现在诗歌和音乐方面，即使在书法这一相当抽象的线条艺术中也能体现出来。关于这一点，后人看得明白。

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则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两派判若江河。（阮元《南北书派论》）

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南如袁宏之《牛渚讽咏》，北如斛律金之《敕勒歌》。（刘熙载《艺概·书概》）

随着一统江山的重新出现，隋末唐初，书法领域中也随之出现了兼顾南北、折衷刚柔的美学追求，而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的，便是被誉为“初唐四家”的虞、欧、褚、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