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人们总是希望能够有一本大部头的著作全面地反映20世纪设计的历史，但真正着手写作却颇令人踌躇，这不仅因为从表面上看设计作品的范围就无边无际，故而顺理成章，这一文本应该去适应这种“无边无际”的情况，而且，它还得涵盖相当大的地域范围。设计行为重心的改变，不同且不断变化的民族视野、帝国贸易机制及其遗产，跨国公司的运作以及全球产品的创造，所有这一切都对历史地评价设计的方式具有潜在的影响。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设计史在其相对短暂的生涯中，也经常为关于其适用之方法和途径的争论提供论坛。其关注点已经戏剧性地从文化的高地转向日常生活的肌理，前者主要关注个体设计师、风格和美学的重要性，而后者则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消费者与用户的角色和行为上。

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首版于1936年的《现代设计的先驱：从威廉·莫里斯到瓦尔特·格罗皮乌斯》（Pioneers of Modern Design: From William Morris to Walter Gropius）曾是一个开创性的文本，它所信奉的价值观现在已有一种非常陈旧的感觉，尽管它已经作了多次重要修订并且一再重印。正如其1977年版的推介中所宣称的：

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爵士讲述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故事——一小拨人是如何从陈腐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主义中提升我们的视觉观念，并重新把合乎目的的诚实和得体注入其中。他向我们说明了今天我们身边这些上乘之作的基石当初是如何被那些思考、谈论并设计它们的人奠定起来的。

自60多年前《现代设计的先驱》一书首版以来，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领域，设计史关注的中心已经从明确地强调那些大名鼎鼎的个人的艺术创造转向了一种对更为宽广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氛围的评价，而设计正是在此氛围中被制作和使用。如首版于1948年的西格弗雷德·吉迪翁（Siegfried Giedion）的《机械化控制：一个属于无名史的贡献》（Mechanisation Takes Command: A Contribution to Anonymous History），荷尔维因·谢菲尔（Herwin Schaefer）1970年版的《现代设计的根源：19世纪的功能传统》（The Roots of Modern Design: The Functional Tradition in the 19th Century），这些论著都提出了与佩夫斯纳式原则不同的观点，他们所探讨的是无名的、地方性设计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在1980年代，埃德兰·富蒂（Adrian Forty）发表了《欲望之物：设计与社会1750—1980年》（Objects of Desire: Design and Society 1750—1980）进一步侵蚀了在许多设计史研究中都具有的以设计师为主导的传统信念。由于发表于一个设计师被媒体普遍追捧的时代，所以此书在设计类出版物中备受批评，因为其潜在的命题是：历史地理解一件物品的重要性和价值，需要依赖广泛的、一系列的影响力和观念，以及一个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融合。其中，设计师被看做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因素——的确，如果他或她可以被完全确定的话。传统上对于那些著名人物的强调受到了来自人类学家和设计史家的抨击。人类学家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在其1987年的著作《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中认为，理解工业化社会中的设计牵涉到一种对现代消费的分析，他的观点与富蒂对“设计师作为大众文化的创造者”这一神话的消解如出一辙。

正如佩夫斯纳式的史学家优先考虑诸如“精英”给出了思考大众消费事实的道路，以及物品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之类的问题那样，设计史也开始重新思考性别在其结构中的含义。正如安西娅·卡伦（Anthea Callen）和格里希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这样的女性主义艺术史家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对艺术史实践的标准所提出的疑问，一些关注设计史的学者也开始把他们的关注点转向妇女在手工艺或纺织品等专门的设计领域作为生产者的角色上。理解女性、设计和设计史之间的复杂关系非常重要，越来越多的这一领域的研究正是受此影响，这也为人们多方面重新思考20世纪设计的历史解释提供了推动力。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若想获得对更多影响设计及其在日常生活中消费因素的理解，各自克服一些固有的困难，都存在一些障碍。比如，本书在多个方面指出了一些潜在的史料保存下来的方式问题，无论是在个体设计师和重要的公司的档案室里，一些组织、机构和相关个人自己发表的，因此不可避免会有失偏颇的报道，或者，还是一些已经被挑选出来用以在博物馆或展览的语境中展出的艺术品。这样一些证据——正如人们将在像德国包豪斯、英国设计委员会和1950年代企业形象建构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日趋支配着历史的理解，丝毫不考虑更宽广的消费、趣味和社会文化模式的重要性。有时，一本关于20世纪设计的主要问题——其重要性和研究——的专著，不能呈现出一种设计在日常生活中的全面的、明确的阐释，但是，一些内在的复杂性本来是读者期望了解的；此外，这本书不仅要让读者了解一些思考的主要因素，而且也想为将来的研究建立一个可能的讨论。

通过选择一系列的主题，比如“民族身份”、“遗产与怀旧”和“后现代主义”，我试图揭示出研究设计过分拘泥于年代和运动所具有的诸多局限。当特别的物品或设计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被使用或审视时，它们的意义会发生改变：19世纪末中上层英国家庭用的威廉·莫里斯织物和墙纸与1980年代美国曼哈顿公寓里面用的亚瑟·桑德森（Arthur Sanderson）重印的仿品；美国的体育健将们在1920年代戴过的棒球帽和1990年代东欧的青少年所戴的棒球帽；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1920年代早期为东京帝国饭店设计的瓷制餐具与1980年代纽约蒂凡尼公司（Tiffany & Co.）的再版；这几组对比中的前后二者都是不一样的。相较而言，这一时期还有其他一些设计被付诸生产，它们的销售情况持续稳定，不受奇特的风格和时尚的影响，这已经外在地定义了购买它们的时代。

本书以西方工业化世界为中心，突出了欧洲、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和远东那些更有影响力的国家。设计和工业文化在那个世界中的关联是其主要关注点，而一些复杂的问题在此必须省略，一方面是限于篇幅，另一方面也是这个领域发展缓慢，出版的研究乏少之故。这包括人们看待设计的方式已经被民族国家内的多元文化和地域主义所调和，受到了经济自由化（peristroika）和柏林墙的倒塌对东欧设计和消费模式的影响，甚至还包括一揽子旅游和全球旅行对日常消费者所产生的文化影响。我希望，这些问题以及类似问题的缺失将激励以后的出版物在一个更为宽广的20世纪设计图景中补充，并且批判性地加强这一研究冒险。